中国美学｜隋唐五代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隋唐五代美学

隋唐五代美学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普遍繁荣发展和深入变化的阶段。对审美主、客体及其关系，特别是对意境的认识，成为整个时代审美认识的重心。滋长于初盛唐的书、画、文的审美创造和鉴赏，成熟于唐末五代的诗论。尚意、重心是艺术审美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初文艺上反对单纯追求模拟形似及唐代思想的自由活跃，为强调独创的意义和对情意深入表现的探讨提供了条件。佛教思想对意境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美学思想，从批判门阀士族的纵欲享乐和文学艺术上的形式主义颓风开始。其基本特点是坚持美善统一、文质统一，追求有“风骨”的刚性之美。李世民提出书法“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见《唐太宗论书》)的观点，欧阳询倡导险峻劲健的书法，孙过庭赞赏书法“志气和平，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陈子昂推重“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张怀瓘提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见《张怀瓘议书》)的审美标准，李白赞扬建安时代的诗作，抒发其追求有“风骨”的刚健之美的审美理想，反映出隋唐时期崇尚“以势壮为美”(李德裕《文章论》)的美学倾向。张璪关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见《历代名画记》引)的美学命题，反映了人们对绘画创作主客体关系的进一步理解，标志着意境说的审美认识走向成熟。王昌龄认为，诗有三种境界：“物境”、“情境”、“意境”(《诗格》)。皎然提出诗歌创作要心入于境，神合于物，以情思取境。司空图区分了诗歌意境的不同类型，论述了诗歌意境的共同审美本质，认为诗歌意境必须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白居易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美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柳宗元关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的命题，深刻阐明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隋唐五代美学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隋代初唐时期。以虞世南、李世民、陈子昂、李嗣真、刘知幾等为代表，提倡“尽善尽美”和肯定“壮气”之美。重要美学著作有《书谱》、《书断》等。

(二)　中唐时期。以孙过庭、张怀瓘、王维、李白、张璪、皎然、朱景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为代表，崇尚怪奇之美和强调功利主义的美学观。《书谱》、《书断》、《诗式》、《唐朝名画录》等为重要美学著作。

(三)　晚唐时期。以张彦远、司空图等为代表，主“意”尚“神”，强调细腻地表现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审美趣味逐渐盛行。与此相关，主“平淡”尚“清新”，追求自然之美的审美倾向，日趋明显。儒、道、释并举的哲学思潮，在美学上开始成为时尚。《历代名画记》以儒家美学为指导思想，《二十四诗品》则以道释入诗，提倡象外、味外之说，体现了整个审美倾向的变化。唐代审美趋势是从雄浑到淡雅，从壮美到优美的过程。与此相联系的象外、味外说，置逸品于神、妙、能品之上的审美倾向，既体现了审美趋势的深化，又反映出艺术作品现实生命力的削弱。

(四)　五代时期。以荆浩《笔法记》为代表，提出将“气韵”分为“气”和“韵”，在“思”和“景”、“笔”之外，增加“墨”的审美范畴，涉及艺术思维的特征和意境形成规律，体现了对画家的气质、修养、灵感、想象以及其中理性活动等特点的进一步理解。隋唐五代时期的美学思想，突出表现于文艺批评的活跃，书、画、诗、文的品评和整个意境认识的发展相联系，反映并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