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知识资源与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舆论概念的容受

摘要  本土知识资源是人们接受外来知识（概念、术语）的基础。作为西语词“public opinion”的中文对译词，我们近代使用的“舆论”概念主要体现为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和传播。本文尝试通过分析近代知识分子在使用西方“舆论”概念过程中，如何运用本土知识资源来容受外来概念，来解析概念跨语际传播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冲突、融合等问题。文章分析了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等三种本土知识资源，对舆论概念在近代中国使用的影响。文章认为西语词汇“public opinion”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关联，不单是译介形式层面的简单对接，更涉及思想观念层面的复杂转换，而这种转换对“舆论”概念的近代语义在中国的生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舆论；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知识资源对人们接受外来知识（概念、术语）究竟有何影响，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译介形式的选择问题，如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所言，19世纪西方概念/术语被译介到汉语的跨语际传播，更多的情况不是“大规模地向外语借词”，而是“通过母语词素描述性地复制西方词汇术语”，即通过选用古汉语中的合适词汇来对接西方术语[1]；二是思想观念的碰撞、冲突、融合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到作为深层次文化积淀的本土知识资源对人们接受西方知识的影响。

本土语汇“舆论”与西语“public opinion”的对接则为我们理解中西方的知识融汇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一方面，作为西语“public opinion”的中文对译词，“舆论”是一个在中文文献里早已有之的词汇。据查考，“舆论”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曾有记载：“设其傲很，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2]；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近代使用的“舆论”概念主要体现为西方思想观念的输入和传播，但本土的诸多思想资源均与其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其意涵的容受与认识。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已经对现代“舆论/public opinion”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生成情况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考察[3]，而对作为深层次文化积淀的本土知识资源与外来“舆论”概念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则较少触及。本文尝试研究这一问题，希望通过挖掘本土知识资源与外来词语“public opinion”传播、使用过程中的关联性，考察传统中国深邃、厚重的本土知识资源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微妙而深刻地影响着时人对其现代意涵的容受与认识。

文章将通过分析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等本土知识资源在近代知识分子在使用“舆论”概念时的体现来阐述这一问题。众所周知，虽然目前学界关于“舆论”概念的含义依然纷繁复杂，但代表“多数意见”、体现一定的监督功能、蕴含“公共性”理念应该是西方“舆论”概念意涵的基本内容[4]，而这几项内容则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清议传统、“公”观念等本土知识资源在思想意涵上有一定的重叠交叉。文章尝试分析这三项本土知识资源对西方“舆论”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产生何种影响，进而解析概念跨语际传播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冲突、融合等问题。

一、援引“民本”：本土知识中的朴素民主思想表达与近代“舆论”

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现代意涵的生成与西方民主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密切相关。西方民主思想确定了人民（民众）在现代政治中的合法性地位，所谓“传统政治的主体是国家，现代政治的主体是人民”[5]即是此意。从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开始将平民的判断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6]，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借助对“公意”的讨论赋予人民的意见以至高无上的合法性[7]，“public opinion”概念的规范性基础即在人民（民众）在现代政治中的奠基性地位。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虽然我们未发展出“人民主权”等现代民主理念，但是却有与现代民主理念在思想内容有一定交集的“民本”思想，而这一思想传统在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输入、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特定的角色。

大体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发端于西周前期，并在后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大力推动下，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系统，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影响非常深远的学说。正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所揭示的，“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将民众作为国家之根本，并认为只有“民”的根基稳固，国家才得以安宁。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出发，“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意涵：

第一，“民本”思想在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上将人民（民众）的支持纳入讨论范围，强调人民（民众）的支持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权制度是皇权（王权）专制制度，其合法性思想的基础是“天命观”和宗法血缘制度，但也强调“君德”“功业”等因素。[8]而“民本”思想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合法性思想中的这些“因素”。《尚书》中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9]“惟天不畏不明厥德”[10]等表述，都旨在借“天”的权威来凸显“民”的权威。[11]

第二，“民本”思想在“民”与“君”关系的勘定上，确立了“民”的重要性。孔子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2]，认为民众生活丰裕，国家才能稳固强盛；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认为人民最为尊贵，其地位应在天子之上，天子只有令顺民心才能统治天下；荀子以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4]，认为如果统治者不能尽其责任、保障民众生存的话，人民便可以起来推翻政权。可以说，儒家在论述君民关系时强调“民”的重要性的文献可谓比比皆是。而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更是提出了“民主君客”论，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生而经营者，为天下也”[15]，认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君主应视人民的利益为至高无上。

作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在政治实践上要求统治者应以“民”为“本”，保民重民、敬重民意，很多学者将其视作西方民主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朴素表达。[16]由于西语“public opinion”中有人民主权等现代民主的意涵，所以，当“public opinion”传入中国后，时人也就很自然地援引中国传统的朴素民主思想——“民本”——与之对接。1882年，《益闻录》上刊发的社论《舆论明证主宰说》言道：“古圣王受命天下……致万民而询之，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可知舆论之翊辅谋猷，资益图划，于国事非无小补焉，特是政令之得失，未必询谋佥同，而主宰之有无，则遐迩绝无异议。”[17]文章以古代圣王征询万民之举，对舆论在国事政务方面的决定作用予以肯定和明确。1907年，一篇题为《论舆论之势力》的文章指出，善治国家者“咸考察舆论之同异，以征立政之得失，因而观民心之向背，即可占国势之安危，甚矣哉，舆论之所关大也”[18]。这里对于舆论作用的论述明确汲取了传统的民本之义，指出舆论作为普通民众的言论，乃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能够反映出民心所向，了解到民众对施政的态度看法，进而可知国势安危，因此治理者不可忽视民意，重视舆论才能实现善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对西方“舆论”概念接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用“民本”来对接西方“舆论”不仅体现在“舆论”概念接引的早期，及至西方“舆论”概念已经广泛传播，甚至国人对于“舆论”的认知已经进入学理化、专业化阶段，依然影响深远。1925年，《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舆论与社会》的文章指出：“然帝王亦不敢恣无顾忌也，帝王虽尊民，民意亦不能违背。……故书曰：'得民者昌，残民者亡’。……古代社会其尊重民意尚如此，况今日民意发达时代，苟拘守成法，压制人民之思想、言论，有不敢事者几希。”[19]1929年，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邵力子曾在论及舆论的文章中举唐尧采纳民意后传位于虞舜的例子，指出“中国四千年前，就注重舆论了”，“中国是一个最注重舆论的国家，也是舆论最有势力的国家”。[20]而《民众导报周刊》在呼吁政府当局扶植舆论、建立民治时，也援引了古时的训诫：“古之言政者说，'防民之口，其害甚于防川’，又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在专制时代的君主尚且要以百姓之视听为视听，尚且不能防民之口，那么，在今日民主政制时代，还能不听受民众的指导，而反防民之口吗？”[21]

总结而言，尽管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在过往的政治实践中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的贯彻或依循，但毋庸置疑的是，此一文化资源不仅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保有强劲的活力，而且契合了现代舆论所倡导的公民理念或平民主义取向，因此，当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传入中国时，国人也就很自然的援引这一思想资源来理解作为舶来品的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

二、比附“清议”：近代知识分子对“舆论”功能的认知

在西方，“舆论”在实践层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中承担一定的监督职能。比如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舆论制裁（Public-opinion tribunal）”的说法[22]，而政治家布莱斯（James Bryce）在对美国民主政体的研究中肯定了舆论的监督作用[23]。循此看向中国的话，此种言论监督或约束的功能或机制大体可以追溯到古已有之的清议传统。

“清议”一词大约出现于魏晋时期，最初多用于指称汉末名士的时政评论，后泛指清正的言论或对时政的公正议论，其词义逐渐固定并得以广泛使用。[24]清议的持论主体以士绅阶层为主[25]，最初的形式大概要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乡校，以乡闾评议、民间言论为主，作为修法督吏的辅助手段[26]。到了两汉时期，乡举里选制度的施行，民间言论、评议可以考察士人生平，直接影响官吏的品核以及任免，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27]。清议之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是东汉末年轰动一时的“清议运动”。太学生试图通过“激扬名声、互相题拂”的方式唤起对儒家伦理规范的重视，恢复公众评议对官吏的臧否，以此扼制外戚、宦官的专权政治。[28]这样“清议”逐渐演变成为干预朝政的言论活动。[29]

虽然汉末清议运动最终宣告失败，但“清议”渐成传统，为历代清流士人以及贤明君主所提倡[30]，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即由此发展而来，各级中正官以主持地方清议的方式为朝廷核查、推举人才[31]。而唐宋时期因科举制的兴起，清议在官吏选拔中的作用有所削弱，但中央机构“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32]，清议传统不仅得以延续，而且呈现出“在朝”与“在野”两种言论模式[33]。到了明代，士绅阶层多以结社讲学的形式参政论政，以清议作为辅政工具[34]，“讽议朝政，裁量人物”[35]。清议思潮强势盛行，“东林党议”即是明证[36]，掀起了古代清议的又一高潮。然而清朝前期的文字狱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清议的发展，直到晚清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之时，清议思潮才又复苏，形成了独特的言论景观[37]。

尽管伴随着近代以来新式报刊的蓬勃兴起，清议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及作用逐步式微[38]，但必须提及的是，这一时期人们依旧使用“清议”，并常将其与“舆论”并置使用[39]，可以显见，清议传统影响着时人对“舆论”的使用与理解。

作为古已有之的传统，“清议”本身具有较强的道德或价值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清”的意涵有关。“清”在古语中包含有正面和褒义的意涵，多与德行、政治操守联系在一起，代表正直人士或正面的事物。[40]而“清议”也吸取了先秦时期即有的“清浊相对”之义，具有激浊扬清、抨击时弊的意味。因此，当清末民初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在呼吁“造健全之舆论”时，他们常常诉诸“清议”来激励国民发表意见、缔造舆论。

1898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即以“清议报”命名，而且在该刊宗旨上明确提出要“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41]。梁启超企望能够以“清议”来唤起清正之风，鼓舞国民振奋精神，共同谋求国家的革新与自治。而江苏籍学生缪金源也曾在创刊发起书中称：“大学的学生对于本省本乡，尤须造成正当的舆论，作有力的制裁。……当这本校征集各省教职员学生出版物而江苏人独没有一种出版物的时候；我们更感觉着江苏人办报有迫切的要求！因此我想联络几个同志，省吃俭用，来办江苏清议报。”[42]这里“清议”的使用与这一时期的讨论有关。在各类报刊文章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健全”、“正当”的舆论才能有助于政治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传统语汇“清议”以其较强的价值色彩契合了这种诉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健全舆论”的代名词。

当然，清议不单是一种客观清正的言论，更是传统读书人或中下层力量对社会时局以及王权政治的监督与批评。从这点来看，“清议”所涵括的政治功能为人们理解舆论的现代功能提供一定的基础。比如《新战线》曾发表社论呼吁：“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所藉政府施行之力固多，而需要民意的督促，舆论的贡献尤切。……一方面需要政府执行，一方面也需要社会造成舆论，表示民意所在，以辅助政府的推行，这就是所谓'清议’。”[43]文章认为舆论代表民意发挥督促政府的作用，其实等同于过去的“清议”。一篇发表于《新政周刊》的文章在谈及“舆论界当前之责任”时也指出“激扬清议以扶助政治建设，亦为当今切要之谋”；舆论所“应循之正轨”即要“顾求其抱定正确之目标，能够负清议之使命者”。[44]

不过，古代的清议运动大多发起于朝代更迭或政治陷入危机之际[45]，那对于陷入民族危机的近代中国而言，言论家们也不免调动传统资源来号召国人缔造正当舆论、匡正时弊、扶助国家走出困局。在晚清政府宣布以“庶政公诸舆论”来启动预备立宪之后，《国风报》上一篇讨论宪政改革与舆论政治的文章即称：“夫舆论虽成于多数人之结合，而主动者实不过中心之数人。使有守正不阿者主持清议，则以舆论造舆论，安见不能革此浇风。”[46]该文认为舆论虽为多数人之言论，仍需要由一些正直之士推动，他们的声音即“清议”，能够纠正社会风气，促进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又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秦风周报》在卷首语中也曾引用明末东林诸贤所发起的清议运动指出：“昔贤清议之力，演成事实，播为学说，国家民族，才能绝而复积，亡而复兴。”而当下的政府面对“外患内忧”应“知国家大政之不容独断，而尊重清议，扶持舆论，方为正当办法。”[47]

虽然“清议”与“舆论”在使用过程中的混用现象较为普遍[48]，但到了后期也有人开始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半月文萃》上曾刊文指出清议无非是“对个人小节的指摘和批评”，不能改革政治，而舆论即“大众的意见也”，其“力量实较清议为大”，所以民主政治时代需要的是“有代表大众的舆论，不需要代表少数人的清议”。[49]正如论者所言，“清议”带有典型的个体性言论的特征，而“舆论”则更突出多数人的意见或看法，并强调在大众媒介的推动下，通过参与者的广度、所讨论话题的多样性、言论空间的开放性等来展现出更强大的影响。[50]不过，作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所形成的重要传统资源，“清议”在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传入中国的早期为中国人理解其功能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三、传统中国的“公”观念与“舆论”价值的确立

对于西方“舆论”概念来说，“公共性”无疑是其价值意涵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作为一种悠久的思想理念，一般认为，西方的“公共性”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传统①，不过，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石，而蕴含“公共性”思想的共和民主传统主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起着一种调节、平衡的功能。[51]如果说“舆论”概念蕴含的“公共性”思想在西方存在理念思想与制度实践之间相互纠葛的状况的话，那么，当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后，与传统中国意蕴丰富的“公”的思想观念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激荡呢？

在古代中国，“公”最初主要有祖先、尊长、国君之义，其后随着政治机构的完备，开始指涉“朝廷”或“政府”以及相关政事等含义。[52]一般而言的“官府”即被理解为“公家”或“公堂”。当然，传统“公”观念不仅包含了指涉政府或政府事务义的描述性意涵，而且在思想演变的过程中还发展出规范性层面的含义，它从“朝廷”“政府”延及于“国家”“天下”，甚至可以是人间宇宙的总和。这里的重点不是“公”的领域或范围，而是意在从伦理层面要求人们应当具有普遍关怀。[53]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54]就是对这层意涵最为直观朴素的表达；而《说文解字》中也将“公”释为“平分”，就是公平、平均、均等之义，近乎“共同”“共有”，强调人们应当共同所有、共同分担、持守公心等。

传统“公”观念里的规范性意涵大约兴起于战国时期，受到先秦诸子思想，以及古时“天”的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以“普遍”“全体义”为基本内容且具有较强道德规范色彩的含义。《吕氏春秋》曾言：“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55]也就是说，治天下需要以公为先，尊崇公义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公”的这层规范性含义虽没有特定的所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盛行而且影响深远。根据台湾学者陈弱水的考查，此类型的“公”观念也在演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出更为抽象的内涵，“公”可以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强调以“公”为道、为“天理”，甚至近乎绝对的真理或公理。[56]明代大儒朱熹曾写到：“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57]天下凡属正确的道理，都可以称之为“公”（理）。这样，传统“公”观念即具有了原理性、普适性等特征。[58]

理解传统“公”的观念属性不得不谈及“私”，大多思想家们都是借此来定义“公”。《韩非子·五蠹》曾谓：“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59]贾谊也曾提及：“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60]所谓“公”就是“背私”或“无私”。古语中不乏此类论述，比如“以公灭私，民其允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及随处可见的诸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或“假公济私”等词语。从这些反义对举的表述来看，“公”的含义多随“私”走，往往需要通过私的反面来加以认识。[61]更重要的是，在初期“天”的观念的影响之下，相较“公”所具有的强烈规范色彩，“私”的正当性远低于“公”，甚至是应当予以压抑或去除的。[62]因此，公私对立也成为传统“公”观念的一大特色，并且深植于中国人的心灵。[63]

总体来看，传统中国的“公”观念多指向某种理想状态或主观意识，呈现出较强的伦理、规范色彩，而且其伦理意念多是在“公私”对立的关系中来展现，较少涉及实际行为或社会生活样态。[64]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指出中国的“公”原理性较强，但领域的意味较淡[65]，而且基本指向的都是官家、政府或国家之义。

由于作为“舆论”概念对译词的“public opinion”中的“public”含有“公”意涵的表述，近代知识分子也有很自然的借用传统中国的“公”观念来理解西方“舆论”概念了。具体来说：

其一，就译介形式而言，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传入中国后，“公论”一直都是其不可忽视的对译词汇。1908年，在颜惠庆（Yen,Wei-Ching Williams）主持编撰的《英华大辞典》里，opinion条目下的“public opinion”被翻译为“公论”“舆论”；[66]1916年出版的《赫美玲官话》将“public opinion”译为“大众公论”“舆论”。[67]之后，人们在论及“public opinion”时也一直有“公论”的提法出现。有专题文章曾指出“舆论就是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的意思不如译为'公论’适当”；[68]另有文章在谈及“何谓舆论”时也称“舆论一语，虽是英文public opinion一词的译语……（但）就原文的意义言，自然是'公论’较为恰当”。[69]尽管这些论者也都意识到“公论”不及“舆论”流行，但依然可见时人对于“public opinion”概念中“pubic”意涵的重视。

其二，就思想内涵来说，在近代知识分子关于“舆论”的各种探讨中，传统中国“公”的思想体现非常明显。1908年，《广益丛报》中一篇批评当时立宪改革现状的文章就从传统中国公私对立的角度使用“舆论”概念，该评论直言新政“其实竟无一事可以敦践斯言”，各种“官邪贿彰”“政在私室”依旧，“庶政公诸舆论不过一门装饰语”。[70]而1910年梁启超则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强调“公心”的重要性：“凡人类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71]梁启超认为健全的舆论有赖于人们的“公心”，只有意识到而且不回避人类自身在智识道德方面所存有的“好恶”，使全天下的“是非”得以真正地展现，才能形成积极健全的舆论。

在近代中国的新闻界，传统中国的“公”观念影响可谓深远，所谓新闻记者为“社会公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而新闻报道需以“社会公益”旨归。[72]由于西语词 “public opinion”中有“public/公”这一表述，所以，近代知识分子在使用西方“舆论”概念也就特别关注中间的“public/公”这一意涵。不过，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突出“舆论”概念中“public/公”的意涵时，主要借用了传统中国的“公”观念，“公”与“私”尖锐对立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体现②，而这与西方社会所强调的以“私”为“公”之基础的 “公共性”理念有很大差别。

四、结语

19－20世纪之交正值中与西、新与旧激烈碰撞之际，面对着大量漂洋过海而来的西学知识、思想与文化，那些积淀在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文化资源无疑成为这一时期的人们迎接各类新观念、新名词以及新概念的认知基础，那对伴随着不断传入的西方民主知识以及清末立宪改革而逐步实现现代转换的“舆论”一语而言，亦是如此。

本文讨论了民本思想、清议传统以及“公”观念等三个维度的本土知识资源对西方“舆论”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容受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在传统中国蕴蓄已久的民本思想，不仅在王朝政治的变迁与发展中保有强劲的活力，而且也契合了西方舆论概念所提倡的平民主义取向，因此当国人开始尝试接受“舆论”概念的近代意涵时，尊民敬民的民本传统则为人们明晰普通民众在现代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背景。第二，西方“舆论”在实践层面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要求民众能够通过言论来监督、制约政府。在这点上，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以言论政”的清议传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晚清时期的人们对于现代舆论功能的认识。清议所宣扬的“激浊扬清”的价值理念使其成为“正当舆论”的代名词，而其所包含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甚至抗议当权者的功能特征则在唤醒国人的责任意识以及鼓舞国民参与国事上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第三，对于西方舆论概念中所格外强调的“公共性”价值来说，中国传统“公”观念也对之有较大影响。近代知识分子在谈及“舆论”之“公”时，往往强调“公私对立”或者“崇公抑私”，显然，这一思路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传统的“公”观念。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本文认为西语词汇“public opinion”进入中国并广泛使用，不单是译介形式层面的简单对接，更涉及思想观念层面的复杂转换，而这种转换对“舆论”概念的近代语义在中国的生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民本思想、清议传统以及“公”观念等三个维度的本土知识资源在西方“public opinion”概念受容过程中的影响，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外来概念/术语的跨语际传播与本土思想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识。

➤作者简介  段然，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9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20年第9期57页至64页，参考文献略

版式编辑/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