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在建造时采用了严格的左右对称布局，全城以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为中轴，东西两侧修建了数量基本相一致的的城市。这里不仅是唐朝的经济中心也是唐朝的政治中心。 官员们需要按时在皇城内上朝，根据史料记载，长安的官署内共有两千六百多名内官，这些官员又可以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 常参官即为每日都需要面见圣上的职事官，一般要五品及以上的官员才有这个机会。他们的上朝时间比较规律，和现代人上班差不多。  现代人一般上班的时间都是朝九晚六，一天大概要上八个小时的班。相较而言，这些唐朝官员的工作也并不轻松，他么不仅白天要工作八个小时，晚上还需要经常加夜班。 官街鼓一般在早上五点左右响起，官员们在这个时候也就需要准备出门上朝了。早朝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六点到八点。 随后官员们就需要回到自己的职位上处理完手上的事情，下午三点过就可以下班了。 现代人上班如果迟到可能会被扣钱或者是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唐朝官员也不例外，若是官员无故迟到，轻则被扣俸禄，重则乌纱帽都得丢掉。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是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官员们需要按时上班下班,对于吃迟到的官员也设定了较为详细的处罚条例。  在《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关于“无故不上班”的规定: 内外官员无故缺勤,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 如果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 内外官吏必须点名检查实到的人数，有时候不止一天点名一次,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如果说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  在下班之后，每个官署都需要留一定的人员看守。因为在白天皇帝会和大臣就很多重大事情进行商议，在晚上的时候官员们则需要拟定出相应的文件，因此晚上值夜班十分重要。 夜班一般是轮流值换。古代的文娱活动没有那么丰富，到了晚上值班的官员也会感到无聊。 为了防止打瞌睡，大家会聚在一起作诗。如果值夜班的官员有事也可以找其他官员帮忙值班。可见唐朝虽纪律严明，但其中也不乏人情味。  官员也是普通人，吃住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基础问题。长安地区多产小麦，所以当地居民多喜食面食，他们也和很多普通百姓一样，早场就在街道上的小摊上解决，下了朝之后大部分官员就各自回家吃饭。 相对于吃来说，住的问题就要难得多了。长安城无比繁华，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地价不可能便宜。很多官员的月俸并不算高，想要买下长安的一栋宅子还是十分吃力的。 于是这些官员和现代上班族一样租房子住。在《旧唐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大约半数的官员都没有自己的住宅。  著名诗人白居易可谓是唐朝官员租房的代表人物，他于公元820年担任礼部郞中等要职，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没有在这个城市扎根的话，至此白居易已经在长安漂泊十余年了。 像白居易这样职位不低的官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住宅，也能预想那些小官员们的住房压力有多大了。 长安城的住房如紧张，除了地价高之外也还有其他原因。其中包括一些达官显贵依仗权势一人占多套住房和大量的土地。 就有记载显示唐代著名军事家郭子仪“宅在亲仁里，居其四分之一”，亲仁里的大概面积为25万平方米，郭子仪的住宅就能占四分之一。  达官显贵可以拥有这么多土地和住房，而一般的官员却只能过着租房的生活。 另外唐朝是一个崇尚佛教的朝代，皇帝信佛，长安城内自然是林立着多处寺庙。而寺庙一般都修建的恢弘华丽，这免不了会侵占住宅面积，住宅面积少了，房价自然也就上去了。 再加上古人多迷信，死过人的房子很容易被传为凶宅，很少有人愿意买这样的房子。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很多官员没有自己的住宅，解决住的问题多是靠租房子。 唐人潇洒豁达，说不定根本就不在乎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如果说住房问题不好解决的话，那么官员们上班的假期安排就能看作是一项顶好的福利了。  唐朝官员在苦寒、酷暑和雨雪等天气可以不上朝。尤其是遇到了下大雨和大雪的天气，多半会放假，这主要是由于在这样的天气下，官员们很难出行，不仅行走不便，马车想要前行也很艰难。 不过这种放朝的决定一般都是当天做出的，毕竟古人想要准确预知天气状况还是很难的。 这样一来其实也不太方便，因为放朝的消息可能不能很快传到官员那里。 韩愈在担任兵部侍郎时，准备上朝时恰逢秋雨，他未能收到放朝的消息在半路上才知道不用上班，只能原路返回，弄了一脚的泥。  夏天雨多，这也成了众多官员上朝路上的一道拦路虎。贞元二年夏季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雨，长安街道上积水深数尺，礼部侍郎崔纵去上朝，走到街道上被水困住。 好在街道附近的店铺伙计们发现了他，将其救出。 古代时期科技较为落后，官员们上个班也不太容易。对比起来，现代人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但值得庆幸的是大家如今上班还有很多便利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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