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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 一位不能不知道的人物

2021-03-23  热带咖啡
张申府 一位不能不知道的人物

张申府

提起张申府,除了党史研究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如果提起与他相关的一些人和事,你肯定会惊讶地跳起来:“啊!原来是他。”

一、与陈独秀、李大钊并称“中国共产党三大创始人”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就职于北京大学,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在此期间,通过同学兼至交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这时候的李大钊正热衷于十月革命的宣传,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以敏锐的目光,深刻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将会对20世纪历史的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张申府还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独秀是在1917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此前,他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新青年》。在这期间,张申府以“赤子”为笔名,撰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天津《民国报》上发表,公开进行革命宣传,总题目《零金碎玉》。十分传奇的是,《民国报》当时的总编辑是孙炳文,1922年孙炳文同挚友朱德一起到法国寻求革命的道路。并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是后话了。

由于共同的志向,不久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新青年》的副刊《每周评论》,张申府出任编辑。在此期间,张申府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并系统地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25岁时便成了思想界的罗素专家。罗素曾在给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张申府曾两度代替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代主任。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准备成立中国的党组织。他到北京后,经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找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到上海见了陈独秀。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最后在李大钊、张申府的一致意见下,党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申府作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张申府发展的第三个成员即后来臭名昭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热情很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回北大后,我把有关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

张申府 一位不能不知道的人物

周恩来(右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赵光宸(右一)在德国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而另一位传奇人物郑超麟先生曾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作为“南陈北李”的奔走联络人,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由此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毛泽东是1918年8月19日启程从湖南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曾与斯诺谈过这段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他还说:“对于我,北平花费好像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不久,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传》里写道:“在北京大学,毛并不惹人注意,只是一双苍白纤细的手不断地整理着杂志。毛回忆'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跟我讲话’。

他一会在大窗户下他的三抽屉办公桌前忙碌,一会儿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穿褪了色的蓝色大褂和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关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但是他们太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助理管理员的南方土话’。”

这期间,张申府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馆编目工作,还曾有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毛泽东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间是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在此期间,张申府和毛泽东相识。毛泽东负责誊写书目的工作,然后要交张申府过目核准。不料有一次,毛泽东不知何因出了差错,招致张申府重重地甩给他要求他重抄,所以才有了后来“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以及“顶头上司”一说。

到了1938年,已经退党13年的张申府担任了救国会的领导,毛泽东特意给张申府寄去了一本刚出版的《论持久战》和一封信,信里写道:“……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三、“民族骄傲”周恩来的“伯乐”

《周恩来生平全记录》里写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的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与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据张申府回忆:“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请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时的身份是蔡元培的秘书。1921年1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2月,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上海又来了两名党员,即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是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为此,五人一起建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在手续上,张申府所作只是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示谢:“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周恩来选集》下卷)

据黄埔军校中共第一人的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回忆: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廖先生身材不高,十分干练。他为人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于是我开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记得还有周佛海等人,我告诉他们:周恩来才华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四五月间,我给周恩来谈了此事,不久他回信表示同意。八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州,其时我正在北京度假,回来后才见到他。他显得非常高兴,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十一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军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也就是说,这时候张申府其实已离开了黄埔军校。周恩来到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后又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担任了一个多月的政治教官后,就被任命为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筹建期间仅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等五部,政治部的推出,十分仓促,而且很快被强调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在颁布政治部正副主任命令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本校政治部遂告建立”。政治部主任为少将级别,而且还是三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副主任为少校级;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第二任主任分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和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以孙中山秘书身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邵元冲。

周恩来上任之后,聘请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文等。他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健全和加强党的组织,又开设了政治训练课,训练见习官和见习党代表,重新制定了政治教学计划,开设新课,使原来死气沉沉的政治部一变为军校最为活跃、最令人瞩目的部门。周恩来也因此与邓演达、王柏龄、何应钦并称“黄埔军校四巨头”。史书对此定论是:周恩来的到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此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后来,毛泽东说中共开始“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

因为黄埔军校,周恩来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也造就了他中共“红色黄埔系”领雁人和中共军事工作奠基者的地位。

另外,需要说清楚的还有:1923年6月16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因为孙中山的赏识,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巴黎分部筹备员。而且后来还以代理执行部长的身份主持国民党驻欧洲支部的工作。

张申府 一位不能不知道的人物

毛泽东与章士钊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恩来在归国时,怀里还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斯大林的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而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4个月之后,就担任了由蒋介石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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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时期的周恩来

四、朱德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9月,在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拒绝之后,曾任滇军旅长的朱德和挚友原四川造币厂厂长孙炳文登上了去法国的“安吉尔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40多天后,他们到达了法国马赛,后辗转到了巴黎。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朱德和孙炳文了解到在留法学生中有个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十分火热。商人还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只是目前暂时到了德国,但他将周恩来在德国的地址告诉了朱德和孙炳文。其实,作为同盟会会员的孙炳文从前是北大的学生,他不仅同李大钊、陈独秀认识,还因为作为北京《民报》的主笔,故而对汪精卫、胡汉民也很熟悉。而更为传奇的是孙炳文在天津时还与周恩来相识,还参加过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的活动。

在柏林,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三人相会了。因此后来出现了周、朱、孙“桃园三结义”的传说。

对于朱德、孙炳文不屈不挠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周恩来深表钦佩,并愿意介绍朱德、孙炳文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还送二人一本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并说:“与我同来的还有张申府先生,他是北大讲罗素哲学的讲师,也是我们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你们的情况我跟他商量一下。”

几天后,张申府找到朱德、孙炳文,并与他们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发展二人为中共秘密党员。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时说:“1922年,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

当时的中共旅欧总支部是由原先由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组成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而来。书记为赵世炎,宣传委员周恩来,组织委员李维汉。下设三个支部,即旅法、旅德、旅比支部。机关刊物《少年》。

1923年3月13日,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赵世炎前往苏联学习,由周恩来接任总支部书记一职。在移交工作时,周恩来专门向赵世炎汇报了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的情况,得到了赵世炎的赞同。几天后,周恩来再次赶赴柏林,在莱茵河畔举行了正式的宣誓仪式。

五、孙中山任命的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道:“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

张申府回忆:“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革命烈士,其妹夫为著名革命烈士李硕勋,外甥为李鹏)处。当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这是张申府第一次同蒋介石打交道,相互间都很客气。然而生性高傲的张申府虽说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却对蒋介石的军事才干十分佩服。当时这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重大成果就是苏方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军校”。这个结果令蒋介石喜出望外,而又欣喜若狂。对于张申府而言,这一次的不期而遇,为他以后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作了铺垫。

同蒋介石在莫斯科结识后,张申府于当年底回到北京,不久,经李大钊亲自介绍前往广州。恰好此时,国民党改组,并召开了一大,经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举荐,迫切需要人才的国民党当局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部长廖仲恺先生率队热情接待了他,并安排他担任了广州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竖年2月6日,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南堤二号正式成立。筹建军校期间,蒋介石离开了广州,将工作一并交予廖仲恺。参与建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说英语,有的讲德语,自然而然地,通晓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张申府就加入了进来,并担任了翻译工作。也就是人们说的蒋介石的德文翻译。

1924年3月24日,以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为考场,黄埔军校进行了第一期的招生考试。国文考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题出自蒋介石秘书王登云之手。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申府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由于得到了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总理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官,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批由蒋介石亲自指定的17人中,仅有张申府一人为中共党员,也就是说,张申府是黄埔军校的中共第一人。

这时候的张申府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是偶然,这与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建军思想有关。孙中山建军思想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然而,由于张申府对军校工作理解上的一些偏差,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个红色教官,于1924年6月19日紧随戴季陶之后尘,仓促离校,并于当年十月离开广州。据张申府说:“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同情者和支持者。”

六、一失足成千古恨

名满天下的钱钟书有“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之美誉,是中国现代史上当之无愧的国宝级的人物。那么,是谁第一个把钱钟书誉为国宝的呢?

答案自然是张申府。

时间大约在1934年。张申府在主编《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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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果然,后来钱钟书和张岱年都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而他毫无疑问是研究罗素的中国第一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其学生和崇拜者。

据说,张申府晚年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坦言自己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1925年,他退出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其二是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发表《呼吁和平》一文从而被民盟开除,进而被彻底地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他的小女儿张燕妮说:“父亲书写了非凡的一生。既有辉煌,又多曲折。父亲并不算是政治家,甚至很不识时务,他只是一名参政文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还是一个'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始终受到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才会有时处于浪头的顶尖,又很快被席卷到浪底……”

有关退党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张申府后来说:“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

这同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以共事,辞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如出一辙。

1935年,他又投身抗日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于1942年组建了民主同盟,为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6年1月出席了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然而,在1948年10月23日《观察》上,张申府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的文章,给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1月15日,民盟总部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蒋!”10天后,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就这样,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黄埔军校政治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新青年》的编委、《每周评论》的编辑,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张申府从此陷入低谷。后经周恩来、彭真安排至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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