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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禹因治水有功，德行服众，被指定为舜的接班人。
大禹为了巩固王权，征伐三苗，建都阳城。禹通过禅让得来王位，周边部落的首领却已经开始世袭。虽然禹宣布将来皋陶会接替自己的位置，但皋陶年高体弱，加之儿子启笼络人心，野心彰显，使得各部首领纷纷不满，认为禹无意禅让。为了平息各部的疑心，大禹在涂山召开了诸侯大会，会上，禹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我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希望大家给予我真诚的责备、劝喻，使我知过、改过，大家对我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
诸侯们见他态度真诚，且在皋陶去世后，将继承人指定为东夷首领伯益，至此，诸侯们再无二心，决定拥护大禹，并约定了贡法。为了铭记涂山会盟的意义，大禹命各诸侯铸青铜鼎，当时天下分九州，于是铸成了九鼎，皆运至都城阳城，象征着王权的至高和集中，夏王朝由此诞生。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涂山会盟是夏朝建立的标志，而涂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却众说纷纭，有说在绍兴，有说在重庆，有说在当涂......直到近些年涂山遗迹的发掘，考古学家们才逐渐确定，涂山会盟的地点，在安徽省蚌埠。这一发现也意味着，淮河中游的安徽，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今天的文章，就带大家转转安徽博物院，除了浏览安徽的悠久历史，也感受一下徽派建筑的精美和文房四宝的风华。
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穿过安徽中部，使得安徽既包含南方，也包含北方，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在漫长的历史中，安徽诞生了众多帝王将相、文豪圣贤，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庐州文化。史前年代是指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人来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时期，那时的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群居生活，以粗糙的打制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约一万多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饲养家禽家畜，农业出现，磨制石器被普遍使用，陶器和玉器也开始出现。
安徽境内的人类踪迹可追溯至250万年前的人字洞遗址，这是亚欧大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30万年前的和县人头盖骨等史前遗迹，表明江淮地区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地区。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氏族文化。从距今7000多年前的双墩遗址到4000年前的禹墟遗址，从神秘的刻画符号到庄严的会盟祭坛，初现了文明的曙光。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凌家滩村，距今约5500年，其中发现了生活区、独立墓地、祭坛等建筑，出土了上千件种类繁多、造型精美的玉器和各式各样的陶器，表明凌家滩部落已拥有较高的生产力。
玉器是凌家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玉龙、玉猪、玉鹰、玉人等反应了当时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和朴素的宇宙观。薛家岗遗址也是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多孔石刀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石刀钻孔通常是奇数，有的在孔周围绘有红色花果形图案，专家推测这些石刀并非生产工具，而是一种礼器。
距今7300年的双墩文化是安徽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除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器物，还在陶器底部发现了600多个刻划符号，涉及衣食住行、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内容，对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有重要意义。
双墩遗址出土的纹面泥塑人头像：说明双墩文明已经出现了纹面习俗。
位于蚌埠的禹会遗址证明了文首提到的涂山会盟确切地址，禹会遗址属于原始社会末期，出土的器物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的特点，说明淮河流域是史前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战争紧密相联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青铜器成为了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皖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是中原王朝青铜器铸造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江淮地区古代属于淮夷，夏商周时，中原王朝为了获取铜矿资源，常与淮夷小国或战或和，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地区因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显著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了大国必争之地，文化融合加快，中原文化、群舒文华、吴越文化、楚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呈现了多彩瑰丽的文化面貌。
东周时期，安徽名人辈出，一代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了春秋霸主，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派，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冰铜锭：皖南古铜矿炼铜产品为铜锭，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铜锭呈菱形，成分以铜铁为主，属于铜铁合金，又叫“冰铜锭”。
铸客大鼎：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又名楚大鼎，是战国晚期楚国重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造型完美融合力量和气势，是楚人雄心壮志的象征。
战国时期的鄂君启金节：车节，战国时楚国的一种运输凭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揭竿而起，掀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序幕。刘邦、项羽楚汉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泱泱大汉王朝四百年基业的建立。六安王刘庆墓“黄肠题凑”及王陵区的发现，解开了西六安国的神秘面纱。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天文仪器代表了汉代天文学的最高水平。华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展示了汉代叹为观止的工艺水平。东汉末年，谯沛故地孕育了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曹氏宗族墓地、东吴大将朱然墓等历史遗迹，生动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南北朝时期，安徽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隋唐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刘安（安徽淮南人）主持编纂的《淮南子》、曹氏父子创立的建安文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文化遗产。汉代的陶塑动物：陶塑是汉代墓葬出土的重要随葬品，有动物、人物、工具、建筑等，各种陶塑模拟着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习性和流行的厚葬风俗。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翦除了韩信、英布等七个异性诸侯王，分封刘氏家族子弟为诸侯王，淮南王刘安和六安王刘庆即是被分封的同姓诸侯王。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置六安国，封恭王刘庆为第一任六安国王，此后六安为六安国五代诸侯王封地，至王莽时结束，历时130多年。2006年，六安双墩出土了规模巨大的“黄肠题凑”大墓，墓主为恭王刘庆。
“黄肠题凑”墓藏模型：黄肠是黄心的柏木，题凑是一种葬式，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墓形为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堆成的框型结构。汉画像石：汉代墓室、墓地祠堂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内容再现了汉代社会经济、文化、民俗风情，被称作“绣像的史书”。
西汉的圭表：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圭表，圭是带有测量日影长度标尺的长条形底座，表是用来取日影的标杆，利用圭表可以测定重要节气的时间。
公元六世纪末起，隋朝征发百万民工开凿以洛阳为中心，连接涿郡（今北京）、余杭（今杭州）的人工运河，后世称为“隋唐大运河”。
隋唐两宋时期，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运河两岸集市林立，贸易兴隆，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大运河的开通对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宋元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迅速。从出土的文物看，瓷器是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之大宗，其烧造工艺及装饰手法不断创新且日益成熟。全国各地名窑林立，产量巨大，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同时远销域外。以寿州窑、繁昌窑等为代表的安徽地方窑口兼收并蓄，在生产技术、器型装饰等方面呈现了融冶南北于一处的历史风貌。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品类和功能日趋生活化，工艺精良，形制丰富，多种文化的融合使得严谨与活泼、粗犷与细腻等不同风格的金银器交相辉映、璀璨夺目。这一时期（北宋），安徽还出了名臣包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品格受到世人的称颂。
隋朝的陶俑和镇墓兽：隋代的镇墓兽一般成对出现，一人面，一兽面，置于墓门两侧。公元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淮右集团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创立明朝。
洪武建元后，朱元璋大规模营建凤阳中都城，迁徙数十万移民，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其中的“开中法”对徽商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朝建立后，徽商以盐业为中心，所营涉及典当、茶叶、木材、粮食贸易等，活动地域广泛，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清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取安庆府和徽州府之首字，设立安徽省，是为安徽省之始。自此，“商成帮，学成派”，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取得了辉煌成就。鼎盛于清中叶的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戴震开创的乾嘉学派，学风朴实，在清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典型。程大位、梅文鼎是明清珠算、天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桐城文派的著作：方苞、刘大櫆和姚鼐被称为“桐城派三祖”，以下是刘大櫆所著的《海峰文集》、《海峰诗集》和方苞所著的《方望溪先生文稿》。以上为大家展示了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出土的文物，大致梳理了各朝代安徽的大事记和大人物，下一篇文章中，将呈现徽派建筑和安徽文房四宝的魅力，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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