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晓丽 | 元朝“象舆”与“贡象”述略

摘要：大象与元代结缘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于大象的喜爱远超过以往历史上的其他皇帝，其时不仅有“贡象”制度，甚至出现御用“象舆”这样独特的宫廷景观。“象舆”在元朝一直作为巡幸两都的车舆形式，以此彰显元代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元代大象主要来源于南方诸国的供奉，随着诸国国力的衰微，入贡大象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关键词：元代；大象；象舆；入贡

元朝的象舆在许多著作中被提及，如《蒙古史纲要》中如此描述：“在元代的宫廷中，车舆是必备之物。除了架在4头大象背上的轿子（即象辇）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车舆。”[1]然而关于其为何兴起与元朝，未有详细探讨。象舆与象辇、象轿的概念也被混淆。如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所谓象辇，实际上就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子上插有旌旗和伞盖，里面衬着金丝坐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或者穿过隘口时，皇帝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只象牵引的象辂里。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2]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象辇，又称象轿，亦称象舆，是架在象背上的大木轿子。”[3]而笔者通过分析发现象轿与象舆并不等同。关于元朝大象的研究有王颋《马可波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4]，由马可波罗所记录的一条元世祖忽必烈的史实而引出元朝驯象的由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元朝大象何时入居宫廷，元朝的象舆制度及大象来源与贡象地。

一、元初大象入居宫廷

蒙古人最初对大象是非常陌生的。早在成吉思汗攻打撒马尔罕时，撒马尔罕人就以20头大象守城。后来“管理象的人将群象牵到成吉思汗处献给他，向他请领象食，他吩咐将象群放到野地上去，让它们自己觅食。象放走后，流浪[在外]，[后来]都饿死了。”[5]由此可知，此前成吉思汗并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不知道这些常年生活在花剌子模宫廷里的大象需要专人照顾。

大象进入元朝宫廷始于忽必烈时期。据笔者考察，忽必烈征伐大理时逐渐熟悉了大象的生活习性，并将其带回宫廷。魏初在《观象诗》中吟诵道：“皇帝马棰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6]当时的云贵高原气候湿润，适宜的生存环境使大象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忽必烈远征大理，必能见到大象，无疑被这一拥有庞大身躯的动物所吸引。后来随着对云南征伐的胜利，这里的大象被源源不断的当作贡品送往大都。

忽必烈对大象的喜爱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黄文仲《大都赋》云：“惟我圣皇，五辂不乘，八鸾不驾，雨则独乘象舆，霁则独御龙马，何其然也。”[7]纵观元朝以前的历史，大象更多地用作宫廷娱乐，而非交通工具，即便作为交通工具也并不占重要地位。西汉时期大象被用来拉车，搭乘鼓吹乐人。史籍载曰：“汉朝舆驾，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8]北魏时期，出现“象辇”，供太后出行专用。《魏书》称：“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庙之副乘也。”[9]两晋时期，“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10]此时以大象拉车是放在卤簿前面，试桥梁是否坚固。隋唐时期大象较多，以至于不得不“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11]但是大驾卤簿中根本没有大象。时至宋朝，这种状况得以改变。“宋卤簿，以象居先，……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12]如上所述，各朝都没有把大象作为皇帝的专用交通工具，而忽必烈不仅建立了完整的“象舆”制度，还对明朝和清朝的“卤簿”制度深具影响。

二、元朝“象舆”制度

元朝皇帝以大象作为乘坐的这种交通工具无外乎有三种称谓，即“象轿”“象舆”和“象辇”。[13]有些学者把它们归为一种，并非确切。“象舆”是“象轿”“象辇”的统称，而“象轿”和“象辇”在形制上有所不同。

轿是由人抬着走的交通工具，“象轿”则是由大象驮着走的车子。对此《马可波罗行纪》记载说：“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14]类似表述在元人诗作中也能寻觅到些许踪迹：“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国老手炉先引导，白头联骑出都城。”[15]清代成书的《明史·舆服志》亦记载道：“轿者，肩行之车。……元皇帝用象轿，驾以二象。”[16]至于“辇”字，《说文解字·车部》解释说：“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夫，在车前引之。”指两人拉的车。后来，“辇”字专指皇帝或天子才能乘坐的交通工具，并成为天子和皇帝居住的宫廷、京师的代称。由此不难推知，“象辇”是指大象拉的车子。具体形制参看下图。[17]这是陕西咸阳长武县博物馆收藏的《元末明初象舆人物图罐》，对我们深入了解元朝的“车舆”制度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也是目前关于元朝“象舆”形象的唯一资料。为了不引起混乱，本文姑且称为“象舆”。

《元史·舆服志》将“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并重，一起列在宫廷卤簿中。而实际上元朝皇帝只用过五辂中的“玉辂”。《元史·舆服志》记载：

至治元年，英宗亲祀太庙，诏中书及太常礼仪院、礼部定拟制卤簿五辂。以平章政事张珪、留守王伯胜、将作院使明里董阿、侍仪使乙剌徒满董其事。是年，玉辂成。明年，亲祀御之。后复命造四辂，工未成而罢。[18]

据上引史料可知，“五辂”之中只有“玉辂”被制造出来。至治二年（1322），元英宗曾乘玉辂祭祀。另据《元史·祭祀志》：“英宗至治二年九月，有旨议南郊祀事。”[19]“英宗至治二年冬十月，用登歌乐于太庙。”[20]此次祭南郊所乘车舆就是“玉辂”。其他四辂“工未成而罢”，并伴随着“南坡事变”英宗被弑而永远搁置。而“象舆”作为元世祖忽必烈钦定之坐驾，被列在舆辂之首。

早在中统四年（1263），元世祖就设立成鞍局，“掌造御用鞍辔、象轿。”[21]至元十七年（1280）象轿制造完毕。泰定二年（1325），建造象辇。“象舆”主要用于元朝皇帝往返两都时乘坐。

皇帝巡幸启程前，一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大宴百官，然后官员送行至大明门。巡幸时皇帝带上后妃家眷以及大量的文人、儒士，一路百官扈从，千军万马环护周围，声势浩大。当时不少诗作都描述了这种盛况。如周伯琦有云：“雷轰驼鼓振，霞绚象舆行。”[22]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周伯琦官拜监察御史，随大驾北上出巡，例当扈从，这是他系列扈从组诗中的一首。此外，《扈从上京》云：“北阙迢峣号穆清，北山迢递绕金城。四时景色图丹壁，翠辇时临号太平。”[23]类似描述还见于柯九思的《宫词十首》之一：“黄金幄殿载前车，象背驼峰尽宝珠。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署幸滦都。”[24]

元人蒲道源在《和霍思齐接驾》诗中云：“六军严卫抱珠旛，晓发冲开宿雾寒。象辇尘清千里至，龙颜喜动万人看。践禾屡戒畋秋骑，献果争迎住夏官。自愧涓埃无以报，敢辞奔走候仪銮。”[25]王沂《送苏伯修侍郎扈跸之上京》：“晴川金鲤出芙蕖，持槖仙郎得句无。礼乐又新三代制，丹青应上两京图。云端驯象扶雕辇，仗外明驼络宝珠。拟待赐酺祠马祖，华光星里望骊驹。”[26]马祖常《上京效李长吉》：“龙沙秋浅云光薄，画罗宫衣侵晓著。吴娃楚娘侍团扇，象舆凤辇明珠络。椒花染紫风雨香，三十六盘天路长。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万岁迎君王。”[27]杨允孚《滦京杂咏》诗：“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28]以上诗作皆涉及“象辇”“驯象”和“象舆”等词。

“象舆”是元朝皇帝的御用车舆，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当时元朝皇帝偏重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所以帝师也可以乘坐“象舆”。元“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曰：'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厌之’。未几，风雨大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杯一。”[29]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对此亦多所记载，元贞元年（1295）四月，元成宗赏赐胆巴金刚上师使用皇帝出行时用的仪仗：“壬寅三月二十四日，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30]

忽必烈尤其喜爱乘坐“象舆”。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舆”征乃颜。郑元祐在《汤阴岳铉字周臣第二行状》记载道：“廿四年，纳延（乃颜）反北方，势张甚。上亲征，命公从军，凡屯行日时，营垒止作，乘机邀利，皆命秉于公（岳铉）。先是，上无意于必杀，故亲御象舆以督战，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锋既交，两阵矢激射几蔽天。纳延悉力攻象舆，时公已劝上下舆御马矣，平章李牢山（庭）固请以其众陷阵而入，尽歼纳延，非上意也。”[31]《元史·董士选传》亦谓：“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采用大象作为辕驾，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元史·刘好礼传》：“至元十九年，又改礼部尚书。好礼建言中书：'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未几，象惊，几伤从者。”[32]这种事情同样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史·贺胜传》记载：“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33]文中的“胜”，即指贺胜，如此危险的事件发生之后，对元世祖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而继续乘坐“象舆”出行。

据笔者考察，元朝皇帝选择“象舆”出行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点：一是由于大象身躯庞大，仪态庄严，足以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巡幸两都时，有足疾，不便骑马，之后就形成了采用“象舆”外出的定制。

三、元朝大象的来源与“贡象”地

中国古代社会的“贡象”制度由来已久。《新唐书》载曰：“（南诏）献铎鞘、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牛黄、虎珀、穀、纺丝、象、犀、越睒统伦马。”[34]上引史料表明早在唐朝时期，云南地区的大象就已经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到了元代，这种制度并未中辍。《元史·舆服志》称：“元初，既定占城、交趾、真腊，岁贡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35]据此，元朝宫廷的大象主要来源于占城、真腊等地。当然，贡地远不止上述这几个地方。笔者根据获得大象的不同方式，将其分为两种：即征讨和岁贡。

（一）征讨

《元史·昔里钤部（爱鲁）传》有如下记载：

爱鲁袭为大名路达鲁花赤。至元五年，从云南王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缥甸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赋，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得七驯象以还。[36]

云南及其周围地区盛产大象，爱鲁征伐该地，把大象作为战利品献给元朝皇帝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一百二十二章《重言此战》中记载了蒙古军大败缅军，并捕获大象的过程：

鞑靼见敌败走，乘胜追逐，杀戮无算，见之诚可怜也。已而还至林中，捕取逃象，谋捕象，伐象藏伏之处大树。虽如此，若无缅军俘虏之助，仍不能得。盖象性较他兽为灵，俘虏识其性，教以补之之法，得二百余头。自此战后，大汗始有多象。[37]

根据文中注释，此战发生在至元十六年。《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纳速剌丁招降西南诸国，“军还，献驯象十二。”[38]。这一史事在《元史·纳速剌丁传》中同样得到验证：“至元十六年，（纳速剌丁）迁帅大理……归以驯象十二入贡。”[39]

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庚子，史弼、伊克密实、高兴至自征爪哇，献其所俘获，又以没理国所上金字表及金银犀象等物进。”[40]此地的象与犀放在一起，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象牙。大德五年（1301）八月十六日，“征缅万户曳剌福山等进驯象六。”[41]《元史·张立道传》亦称：“有遗以驯象、金凤异物者，悉献诸朝。”[42]

在对金齿、缅国和没理国进行征讨时，大象作为战利品为元朝皇帝所得。但是征讨所得毕竟是少数，远远无法满足皇帝对大象的需求。而征讨的目的是为了让四方臣服，并纳贡于朝。

（二）岁贡

元代史料中有大量关于“贡象”的记载，经汇集整理，有以下几个地方每年向朝廷贡奉大象：

1

金齿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丁未，金齿、骠国三部酋长阿匿、福勒丁、阿匿爪来内附，献驯象三、马十九匹。”[43]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三月，“癸巳，金齿人塞完以其民二十万一千户有奇来归，仍进象三。”[44]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六月，“乙酉，云南金齿路进驯象三。”[45]

至大四年（1311）五月十一日，“金齿诸国献驯象。”[46]

如若形成定制，按照之前金齿国纳贡大象的数量为3头，那么这一年该国贡献大象的数量可能也是3头。如果不是这样，至少也应有1头象入贡元朝。在1270—1311年的41年间，入贡大象最少7头。

2

骠国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丁未，金齿、骠国三部酋长阿匿、福勒丁、阿匿爪来内附，献驯象三、马十九匹。”[47]

3

占城

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占巴国）每年贡象于大汗，除象之外不贡他物。”[48]并叙述了此国每年贡象的原因。此“占巴国”即占城。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兼贡方物及二驯象。”[49]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二十八日，“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50]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51]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四日，“占城国来贡象、犀。”[52]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八月六日，“占城国王乞回唆都军，愿以土产岁修职贡，使大盘亚罗日加翳、大巴南等十一人奉表诣阙，献三象。”[53]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庚寅，占城国王遣使大罗盘亚罗日加翳等奉表来贺圣诞节，献礼币及象二。”[54]

至大三年（1310）九月二十五日，“占八国王遣其弟扎剌奴等来贡白面象、伽蓝木。”[55]

至大四年（1311），“占城国进犀、象。”[56]

皇庆元年（1312）十一月，“庚申，占城献犀、象。”[57]

泰定四年（1327）七月，“占城国献驯象二。”[58]

从1278—1327年的49年间，贡象的数量至少是15头。

4

马八儿国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戊寅，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59]

5

安南

至元十七年（1280）十二月二十八日，“安南国来贡驯象。”[60]

大德六年（1302）六月，“乙亥，太阴犯斗。安南国以驯象二及朱砂来献。”[61]

6

交趾国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七月，“丁巳，交趾国遣使来贡驯象。”[62]

7

缅国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月，“壬寅，缅国遣使贡驯象十。”[63]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八月，“辛酉，缅国进驯象三。”[64]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十一月二日，“答马剌一本王遣其子进象十六。”[65]

大德元年（1297）二月，“以缅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尝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帛千匹、驯象二十、粮万石……”[66]

大德四年（1300），“四月，遣使进白象。”[67]

大德四年（1300）四月，“丁巳，缅国遣使进白象。”[68]

大德五年（1301）六月，“己酉，缅王遣使献驯象九。”[69]

大德五年（1301），“缅国主闻之，遂与使者偕来，献白象一。”[70]

大德七年（1303）八月，“庚戌，缅王遣使献驯象四。”[71]

至大元年（1308）一月，“己巳，缅国进驯象六。”[72]

至大元年（1308）五月，“缅国进驯象六。”[73]

泰定三年（1326）正月，“戊辰，缅国乱，其主答里也伯遣使来乞师，献驯象、方物。”[74]

综上，自1294—1326年的32年间，缅国贡象数量至少78头。

8

海南诸国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海南诸国来贡象、犀、方物。”[75]

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五月，“海南速古台、速龙操、奔奚里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76]

9

八百媳妇

皇庆元年（1312）二月十三日，“八百媳妇来献驯象二。”[77]

皇庆元年（1312）九月九日，“八百媳妇、大、小彻里蛮献驯象及方物。”[78]

延祐二年（1315）十月二十八日，“癸卯，八百媳妇蛮遣使献驯象二。”[79]

泰定三年（1326）五月十一日，“八百媳妇蛮招南通遣使来献驯象、方物。”[80]

致和元年（1328）五月七日，“八百媳妇蛮遣子哀招献驯象。”[81]

16年间，八百媳妇之地贡象数量至少7头。

10

大、小彻里蛮

皇庆元年（1312）九月九日，“八百媳妇、大、小彻里蛮献驯象及方物。”[82]

泰定二年（1325）七月一日，“秋七月戊申朔，大、小车里蛮来献驯象。”[83]

11

占腊

天历二年（1329）四月十九日，“占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84]

12

云南

至顺二年（1331）二月，“云南景东甸蛮官阿只弄遣子罕旺来朝献驯象。”[85]

后至元五年（1339）八月，“甲申，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侄那赛赍象、马来朝。”[86]

现据上述史料把以上国家和入贡大象的数量归纳成下表。

入贡国家和大象数量表

根据以上列表不难发现，在1270—1339年（共计69年），12个区域至少向元朝贡象115头。同时可以看出，元世祖和元成宗两朝是入贡大象最多的时期。到元朝中后期，入贡大象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元顺帝一朝，只贡两头大象。贡献大象数量最多的时期是元朝统治的顶峰时段，元世祖忽必烈以武力征服了各方，使其来朝称臣纳贡，小国俱其武力，不得不从万里之遥的地方把大象运到大都。

元朝时期，大象主要来自占城、缅国、交趾、真腊等国及中国云南等地。但是，即使以上十几个区域积极向朝廷供奉大象，也不能够满足宫廷的需求。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索驯象。”[87]在此之前，元朝索取大象的行为就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元史·张庭珍传》引用安南人光昞的话说：“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庭珍答曰：“贡献方物，藩臣职也。”[88]随后安南世子利用多种借口，不再向元朝贡献大象。《元史·外夷传》云：

六年十一月，光昺上书陈情，言：“……又据忽笼海牙谓陛下须索巨象数头。此兽躯体甚大，步行甚迟，不如上国之马，伏候敕旨，于后贡之年当进献也。”又具表纳贡，别奉表谢赐西锦、币帛、药物。[89]

安南盛产大象。但是据上表，在69年间他们只向元朝进贡了4头大象，所以元朝统治者非常不满意。至元七年（1270）十一月，中书省给光昺下了最后通牒，历数其种种不敬，痛斥其拒绝贡象的拙劣行径，命令其把朝廷索要的贡象和其他岁贡一起献来。而至元八年（1271）十二月，光昺回复说：

本国钦奉天朝，已封王爵，岂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复称：王人与之均礼，恐辱朝廷。况本国前奉诏旨，令依旧俗，凡受诏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别室，此本国旧典礼也。来谕索象，前恐忤旨，故依违未敢直对，实缘象奴不忍去家，难于差发。又谕索儒、医、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见之日，咫尺威光，不闻诏谕，况中统四年已蒙原宥，今复谕及，岂胜惊愕，惟阁下其念之。[90]

此次拒绝“贡象”的理由是，象奴不忍心离开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入贡的大象一般被饲养于大都或析津坊海子之阳。御史中丞马祖常在《海子桥》中有“啼时驯象浴，不见狎鸥翔”[91]的诗句。元儒宋褧《过海子观浴象》诗亦曰：“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鸂好风景，一时惊散不成群。”[92]如此看来，大象不仅是文人墨客吟诵的对象，还是大都百姓眼中的吉祥之物。

作者简介：武晓丽，女，1986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原载于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十一辑（2018年）。

（end）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蒙古史纲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2] 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32页。

[3] 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181页。

[4] 王颋：《马可波罗所记大汗乘象史实补释》，邱树森，李治安主编，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32页。

[5]（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6页。

[6]（元）魏初：《青崖集》卷1，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5页。

[7]（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卷16《大都赋》，《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

[8]（晋）葛洪辑：《〈西京杂记〉全译》，成林、程章灿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8《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2页。

[10]（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698页。

[11]《新唐书》卷7《德宗本纪》，1975年，第184页。

[12]《宋史》卷148《仪卫志六》，1977年，第3461页。

[13] 有学者把“象辂”与“象舆”混为一谈，其实“象辂”是用大象来装饰的车舆。

[14]《马可波罗行纪》第92章，1954年，第372页。

[15]（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16]《明史》卷65《舆服志》，1974年，第1604页。

[17] 此图来源于吴红艳：《元末明初象舆人物故事图青花大瓷罐》，《文物天地》2015年第8期。

[18]《元史》卷78《舆服志一》，1976年，第1946页

[19]《元史》卷72《祭祀志一》，第1785页。

[20]《元史》卷68《礼乐志二》，第1699页。

[21]《元史》卷90《百官志六》，第2279页。

[22]（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871页。

[23]《元诗选初集》（下册），第1864页。

[24]（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页。

[25]《元诗选初集》（上册），第824-825页。

[26]（清）钱熙彦编：《元诗选补遗》，中华书局，2002年，第385页。

[27]（元）马祖常：《石田文集》卷2，元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刻本，第146页。

[28]《元诗选初集》（下册），第1955页。

[29]《元史》卷202《丹巴传》，第4519页。

[30]（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丹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至正影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59页上。

[31]（元）郑元佑：《侨吴集》卷12《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镇太史院司天台事赠推诚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申国公谥文懿汤阴岳铉字周臣第二行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19页下。

[32]《元史》卷167《刘好礼传》，第3925-3926页。

[33]《元史》卷179《贺胜传》，第4149页。

[34]《新唐书》卷222《南蛮列传上》，1975年，第6275页。

[35]《元史》卷79《舆服志二》，第1974页。

[36]《元史》卷122《昔里钤部传》，第3012页。

[37]《马可·波罗行纪》第122章，第484页。

[38]《元史》卷10《世祖纪七》，第213页。

[39]《元史》卷125《纳速剌丁传》，第3067页。

[40]（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91《元纪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8页。

[41]《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7页。

[42]《元史》卷167《张立道传》，第3917页。

[43]《元史》卷7《世祖纪四》，第132页。

[44]《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第321页。

[45]《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84页。

[46]《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43页。

[47]《元史》卷7《世祖纪四》，第132页。

[48]《马可·波罗行纪》第161章，第641页。

[49]《元史》卷209《外夷传二》，第4639页。

[50]《元史》卷10《世祖纪七》，第214页。

[51]《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26页。

[52]《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2页。

[53]《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69页。

[54]《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70页。

[55]《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7页。

[56]《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44页。

[57]《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54页。

[58]《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第680页。

[59]《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26页。

[60]《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29页。

[61]《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41页。

[62]《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14页。

[63]《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88页。

[64]《元史》卷18《成宗纪一》，第396页。

[65]《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407页。

[66]《元史》卷210《外夷传三》，第4659页。

[67]《元史》卷210《外夷传三》，第4659页。

[68]《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0页。

[69]《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5页。

[70]《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第3068页。

[71]《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4页。

[72]《元史》卷22《成宗纪五》，第494页。

[73]《元史》卷22《成宗纪五》，第498页。

[74]《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第667页。

[75]《元史》卷11《文宗纪一》，第233页。

[76]《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27页。

[77]《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50页。

[78]《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53页。

[79]《元史》卷25《仁宗纪二》，第571页。

[80]《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第671页。

[81]《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第686页。

[82]《元史》卷24《仁宗纪一》，第553页。

[83]《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第657页。

[84]《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3页。

[85]《元史》卷35《文宗纪四》，第778页。

[86]《元史》卷39《顺帝纪二》，第845页。

[87]《元史》卷27《英宗纪一》，第606页。

[88]《元史》卷167《张庭珍传》，第3920页。

[89]《元史》卷209《外夷传二》，第4636页。

[90]《元史》卷209《外夷传二》，第4636页。

[91]（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92]《宸垣识略》，第152页。

编 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