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教派时代》第二十篇：
上一篇里讲到，绛曲坚赞横扫卫藏后，派人赴京朝觐元顺帝，请求皇帝给予加封。
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元朝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赐虎纽印鉴和封诰，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其辖地，册封绛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
这次封诰标志着帕木竹巴政权正式获得了元帝国的认可，绛曲坚赞“自称'第悉’(意为执掌政务的官员)，设首府于乃东，确立了对卫藏地区（前后藏）的统治权威”。[1]
从1322年接任帕竹万户长算起，这段崛起之路走了38年，绛曲坚赞也从一个20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58岁的老者。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绛曲坚赞经过了无数激流险滩，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但他振兴的帕竹的意志从未丧失。在遭遇连续不断的兵败、申诉、拘捕后，他每每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迎着烈风前行。
除了坚定的意志之余，帕竹政权的成功，还有赖于绛曲坚赞高明的政治策略。他小心翼翼地绕开道路上的陷阱，极力避免反叛的大帽子扣在头上。即便面对不公平的审判，也不愿触动元朝的法律权威，他曾经在申诉时说道：“我未造反却捏造说我造反，（萨迦等）多次向朝廷诬奏，若朝廷派人来审查真伪，我将达木、达垅以内的民户拨出，作为我归顺皇帝的礼品。”[2]
不但如此，绛曲坚赞还身体力行的维护元帝国的意志，当止贡贡巴（止贡派行政领袖）在他面前叫嚣：“现在萨迦派所作的一切事情，我们止贡人早就做过了”。
即便与萨迦领袖仇深似海，绛曲坚赞也毫不客气地驳斥道：“那时候，（止贡）的喇嘛是京俄大师，贡巴是释迦仁钦，你们喇嘛和长官连拇指大小的印章都没有，亦未出任过皇帝的帝师，在拉堆岗噶地区南面十八沟以北的地盘内，五年发展、八年安定、两年衰落，总共仅有十五年，而萨迦派担任皇帝的师长，主宰瞻部洲业已一百余年，皇帝的敕令传到哪里，萨迦派的势力就达到那里，被皇帝封拜惯例直至海滨的村庄和寺庙，受用不尽。您可不要在他人面前说这番话，那时虽说您权势大，但大概也只是我所管辖的那么大。”[3]
这段话可以清楚地表明，绛曲坚赞对元帝国以及帝国扶持的萨迦派有清醒的认识。
正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萨迦派内部的不和，极力拉拢支持自己的力量，让他们在元朝皇帝面前为帕竹发声。因此避免了帕竹政权在崛起、挑战萨迦权威的过程中，成为第二个止贡派。
当帕木竹巴政权开始掌控乌斯藏之时，作为宗主国的元帝国已混得夕阳难返，早就无心管理西藏事务。即便如此，绛曲坚赞依旧没有节境自立的想法。
在去世前（绛曲坚赞1364年故去，元帝国尚未覆灭），他告诫自己的接班人“东方皇帝以前就关怀我们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宣旨钦差”。[4]
大概他早就清楚的认识到，西藏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辉煌无比的吐蕃时了，一味想去追寻往日的荣光无异于自寻死路。东方的皇帝不论是行将就木的元顺帝，还是以后的皇帝，都不是小小的帕竹能够抗衡的。
元朝的末世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如果元朝保持强盛，他和帕竹有没有机会冒头还真很难说。现在元朝自顾不暇，绛曲坚赞便有了活动的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西藏的政治、法律进行改革。
针对当时西藏的情况，绛曲坚赞推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他首先废除了元朝推行的万户制度，代之以新的“宗本制”。
“宗”(相当于现在的县)成了他治下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用以管理各地的“谿卡”（庄园）。
帕竹政权下设的“谿卡”大小不等，一般来说“谿卡”类似于镇，拥有百余户农奴。大“谿卡”之下，又管理着许多小型的“谿卡”，小的“谿卡”只有十余户农奴，相当于内陆的一个小村子(这种谿卡比较普遍)。
相比于“谿卡”主要负责生产来说，“宗”则是政权的主要管理单位，不但拥有一个地区的行政权还有驻扎有军队，负责维护地方的安定。
绛曲坚赞将所辖地域，划分为十三个宗，但很遗憾藏文史料中，记载最多的《新红史》也只列出了九宗，分别是:“佳孜芝古、约卡达孜、贡嘎、乃乌宗、查嘎、仁蚌、桑珠孜、百朗及伦珠孜宗”。[5]
另外，还有一个齐达斯宗未计算在内，各宗设立的时间有早有晚，并不一致，一致的是各宗均设有宗本。
宗本由帕竹政权直接委任，各宗的宗本每三年轮换一次，实行流官制，而且要“每年考察各宗的政绩”。
这避免了元朝的万户设置中，各万户长世系的弊病，流官制的宗本很难在一地形成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也就避免了割据产生的土壤。
同时三年一次的考核，让各地宗本面临竞争，提高了各宗本的执政动力。为限制各地族长与宗本之间的联系，绛曲坚赞还明确规定“一切部落的首长，派人到卫藏各宗所办诸事务，都须盖章禀知大司徒。”
“宗”和“谿卡”制度的建立，将政权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个自然村，大大加强了政权的管控能力。这种西藏历史上首创的政治制度，也被后世几乎所有政权采用，并一直保持到西藏民主制度改革前夕。
其次，针对萨迦官员有法不依、纪律松弛的现象，绛曲坚赞还重新修订了法律。
萨迦政权统治时期，全面照搬了元朝法律，但在实行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适合西藏特点的情况。可萨迦官员并未进行相应修正，而是肆意篡改、胡作非为。
针对这一弊端，绛曲坚赞根据吐蕃时期的“十善法”（这里所说的十善法戒、即所谓的《神教十善》，相传为松赞干布时制定，包括有不许杀生造罪、不能邪淫，不许谎言等十条，基本上是“佛门十善”的内容[6]）制定了一种能“惩强扶弱、洞察真伪、分清皂白”的“十五律”。
这部由绛曲坚赞亲自制定的“十五律”，分别是：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官吏执事律、听讼是非律、调解法庭律、重罪肉刑律、警告罪援律、青吏供应律、杀人命价律、伤人处刑律、狡赖赌咒律、盗窃追赔律、亲属离异律、奸污赔偿律、过时逾约律等十五法律。[7]
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再次赞许藏族这个充满诗意的民族，连一部律条森严的法律，都能被修饰得如此有诗意。
绛曲坚赞重塑律条之后，各地贵族都受到了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属民的盘剥。卫藏地区在短短几十年间，便从元末的战乱中缓过气来，经济生活迅速发展。
绛曲坚赞的铁杆粉丝——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西藏王臣记》中，这样描述帕竹前期的富足，“全世界无有饥荒瘟疫等灾，一切财物如愿满足，俨然成为财神宝库，随欲受用。”
在宗教的层面，绛曲坚赞作为一位严守戒律的僧人，对僧人守戒的要求极高。
他自己便终身严守不饮酒、过午不食等出家人戒条，在乃东王宫设置了内、外、中三个城门，内门严禁醇酒、妇人入内。[8]在他强硬的要求下，僧人戒律废弛的状况为之一变。
除了强调律条以外，绛曲坚赞对各教派一视同仁，不执门户之见。各教派的青年才俊，都能在帕竹政权内部获得提拔的机会，这也使得帕竹噶举这个小教派，不断获得新鲜血液来支持其发展。
绛曲坚赞的政治改革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至于他推行的很多制度，被第悉藏巴、甘丹坡章等地方政权沿袭，甚至成了一些外国学者分裂国家的依据。
某些国外学者有个荒诞的理论，认为元和清因为民族成分问题，而不属于中国的朝代。
西藏则被他们理解为是元、清的殖民地（大概是在全世界抢殖民地抢习惯了，觉得是个边疆就是殖民地），并用这个怪诞理论，推导出古代西藏不属于中国的领土。
所以，他们作品中特意强调绛曲坚赞的崛起，是“一心打算恢复古代吐蕃的光荣”。
认为他抗争的大半生，是在反抗元朝对殖民地的残暴统治，并最终获得了“独立”。
作为理论论据，他们给出了两点理由：
第一、绛曲坚赞废除了元代的法律并采用了吐蕃时期的法律；
第二、绛曲坚赞不用“赞普”称号，也不称“王”，用的是“第悉”，表明他是一个用此称号，实现古代赞普理想的实干家 。[9]
说实话，就以我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看来，他们举出的这两条论据，实在有辱学者的贤名。
绛曲坚赞确实废除了元朝法律，并借用了吐蕃时期的《十善法》，但借鉴不等同于照搬！
两千多年前，吕不韦就在《吕氏春秋》里写过，“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 ”。[10]
意思是现在的国君，为何不照搬古代的法令制度呢？
不是它不好，是因为后人无从采用它。
每个时代的法律，都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制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法律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是没朝都会重修律条的原因。如果大家都用以前的，那这世界就简单了，没准儿现在还在用周礼。
绛曲坚赞是肯定没机会阅读《吕氏春秋》，但不代表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反倒是这两位藏学家，你们怎么没想想，日本为什么要明治维新，而没有一直延续幕府时代的治国策略？
意大利（图奇是意大利藏学家）也是从教皇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通过文艺复兴走上民主制度的，为啥没让教皇继续统治？
你们的祖国没因循前代的法制，为什么绛曲坚赞就一定要照搬松赞干布时期的律条？要知道，这两位伟大政治家之间，可是隔着漫长的六百多年呀！
我们再来看看，西藏本地高僧对他修法的认识。
《西藏工臣记》记载道:“忆昔具德萨迦派之世，匪特称王吐蕃，而且统御大蕃全境。由于后世诸权贵各怀异志，各走一方，诸本钦等，执法又多变异，鲜有定制。法王之律亦沾染霍尔之习，流于欺诈，或犯高下宽严不均等等弊端……因此司徒（绛曲坚赞）欲以吐蕃现代法王所制十善法规作为准绳”。
五世达赖喇嘛说得已经很清楚了，绛曲坚赞是因为萨迦派统治期间，肆意曲解法律，“执法又多变异，鲜有定制”，“犯高下宽严不均”，才“以吐蕃法王所制十善法规作为准绳”重新修订了《十五法》。
再有一点，以帕木竹巴政权的实力恢复吐蕃的荣光基本就是妄想。
吐蕃当年版图扶摇万里，边境北至河陇、南达印度、东临云南、西到中亚，而帕竹控制的范围别说跟吐蕃相比，就是跟被他干翻的萨迦政权都没法相提并论。
至少萨迦政权时期，阿里三围还是它的属地，而在史料上，基本没有帕竹政权管理阿里的记载，其政权也始终没有向阿里拓展的意思。
甚至就是在卫藏地区，帕竹政权也没有全部拿下，在拉孜、拉堆绛等几个地区存在割据势力，双方曾发生过流血冲突，帕竹的将领还死在了战场上。
除此之外，山南曲松县有拉加里王朝、波密县有嘎朗王朝存在，这些号称为吐蕃王室后裔的割据王朝，存续的时间远远长于帕竹政权（嘎朗王朝延续到了明代，拉加里王朝西藏民主制度改革前夕）。
从宗教的角度上，帕竹也没有任何机会，相比于萨迦派在八思巴时期，凭借忽必烈的支持，其教法在康、多地区广泛传扬，进而成为了西藏的四大教派之一。
帕竹噶举派的传播一直都难称广泛，虽在多康地区也有教派的寺院，但和其他大教派比起来不过是萤火之光。反倒是同为噶举派分支的噶玛噶举派都远远强于帕竹噶举。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赐封的“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中，噶玛噶举派拥有一个法王（大宝法王）、一个教王（护教王），萨迦派拥有一个法王（大乘法王）、两个教王（辅教王、赞善王），格鲁派拥有一个法王（大慈法王），止贡派拥有一个教王（阐教王），而帕竹噶举只获得了一个教王（阐化王）。
以这点实力，想要恢复吐蕃王朝的荣光，除非是绛曲坚赞的脑袋被什么动物踢了。
至于不用“赞普”的称号，而用了“第悉”的头衔，更说明了绛曲坚赞没有恢复吐蕃的奢望。
恢复吐蕃这么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号召全部西藏属民共同努力。如果他真有这一个计划，那用往日吐蕃王朝领袖的头衔来呼吁和团结民众，岂不是效果更好？但他却没有做过任何一点相应的宣传，或者哪怕是铺垫。
绛曲坚赞进行的制度改革，全部着眼于稳固帕竹统治：
通过修订法律来约束贵族的欲望；
通过整顿吏治，来建立更高效的行政体制；
给百姓分配土地，只征收六分之一的收获为赋税，来缓解民生的压力；
身体力行的严守戒律，来重塑僧人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形象。
正是基于相应的改革，才使卫藏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民众生活富足，保证了帕竹政权长达264年的统治。
再有，如果他抗争萨迦是一心想要“挣脱从属中国的地位，恢复古代吐蕃的光荣”[11]，又何必屡次三番遣使大都请求元帝国的册封和认可，在不断申诉的过程中，也反复强调愿意尊重元朝的裁决。
假设在前期这属于斗争的手段，但1354年后，帕竹政权已经势不可挡，别说萨迦派堪堪不支，就是元帝国在西藏的驻军也要看他的眼色行事，这一点从营救甲哇桑布的军事行动便可见一斑。
就在这种情况下，绛曲坚赞依旧以获得元朝册封为荣，当册封“大司徒”的文书、印纽到达后，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宣传自己获得了帝国的钦命。
如此作为，从哪儿能看出他一心挣脱，从属于中央政权的地位呢？
做为西藏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政治家，绛曲坚赞不但在其生前从未号召过恢复吐蕃。就是在他去世后，帕竹政权漫长的统治时期内，继任者也没有任何一代“第悉”有过这方面的尝试。
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臆想和空穴来风。
参考书目：
[1][5][6]、帕木竹巴政权对乌斯藏的统治_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二_王献军；
[2]、《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3]、《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_张云；
[4]、浅论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文韬武略_布桑；
[7]、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研究_达瓦玉珍；
[8][11] 、大司徒绛曲坚赞生平再研究__吕崇民；
[9]、《西藏中世纪史》__杜齐著邓锐龄译，《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势》__佐滕长，邓锐龄译；
[10]、《吕氏春秋》__吕不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