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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过一个笑话： 从前有个财主，家里很有钱；但美中不足，祖祖辈辈没读过书，没文化，不识字。财主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毕竟“知识就是力量”嘛，他决定从儿子这代人开始改变。为此，他请了附近最好的教书先生，只教他儿子一个学生。 虽然四邻八舍都知道财主家的儿子不开窍，是个傻子；但先生架不住财主高涨的热情与丰厚的回报，欣然应允。考虑到学生的自身素质，先生决定循循善诱，徐徐图之。 第一天，先生教学生“一”，整整一天，总算学会了。 第二天，先生教学生“二”，也总算学会了；第三天，先生教了“三”，学生也学会了。 这下，财主的傻儿子不高兴了：原来识字这么简单！不能浪费自家的银子了！第三天一下课，他就去找财主，说：“识字太简单了！造字我都会了！不需要老师了！”财主听了很高兴，辞退了教书先生。 过了几天，财主决定宴请朋友；为了让大家知道儿子识字了，他决定让儿子写一封请柬。傻儿子愉快地答应了。可一上午过去了，还没写好；午饭大家都吃完了，傻儿子还没出现；太阳就要下山了，财主坐不住了，去书房找儿子。刚进门，就看见儿子在一张纸上不停画线，满头大汗。 财主问：“儿子，请柬写好了吗？”傻儿子回答说：“还没有呢！你说你朋友，为什么要叫'万百千’啊！我写了一天，才画了几百条线，连'姓’都没写好呢！” 财主大吃一惊，略加思索就笑了：“傻孩子！你妈那里有一把梳子，一次能画几十条线呢，还不拿来用？” 初看，不过是个笑话；细究，却发现似乎一个“傻孩子”，也知道造字识字，是有规律可循的。——这规律，是什么呢？ 如果从最早成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开始算起，汉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考查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文字，可以如汉字这般形音义兼备，如诗如画。观其形，我们应该能够分辨汉字的组成部分；察其心，我们自然也应知道汉字的构成规律。——勤勉的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规律的探究，并将其命名为“六书”。 “六书”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战国末年，《周礼·地官·保氏》对其进行了最早的记载。作为周代王室官制礼制及礼乐文化、各国重要制度等的汇编专著，《周礼》以它独有的方式，传递着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深远影响。 《周礼·地官·保氏》有言: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显然，“保氏”是官职名，主要职能一方面是对君王出现的过失行为进行进谏，另一方面则是用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来培养贵族子弟。其中的“六书”，虽然《周礼》中只是记录了名称，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是与“汉字”相关的内容。要知道“六艺”这六项内容，是古代贵族子弟才能接受的教育，目的是为国家统治培养接班人；“汉字”纳入其中，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这里忍不住补充一句：今天我们再来看“六艺”，似乎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学问——毕竟，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这一切，得益于孔子。孔子开办私学，将“六艺”从庙堂带到了民间，从此后彻底拆除了横亘其中的教育壁垒。仅此一项，吾辈受益至今。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没多久，天下易手，真正强大且统一的大汉王朝正式建立。局面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最合适不过的温床。于是，“六书”在汉朝，有了明确而详尽的分类，其中以刘歆、班固、许慎为杰出代表。 刘歆，是西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刘秀，是他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千万别以为他是东汉的开国之君汉光武帝，他的的确确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学者。 刘歆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学问。可在封建社会，尤其是西汉末年的动荡社会中，读书人想要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次挫折之后，刘歆开始思考借助政治手段来实现文化上的追求。于是，他与后来篡夺汉室政权的王莽沆瀣一气，成为王莽篡位的最大助力之一。要知道古代社会，“名正言顺“无比重要；刘歆对王莽的最大价值，就是利用他自己的学识与影响，为王莽篡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不过老年的刘歆却幡然悔悟，想要推翻已经建立新政权的王莽，最终被其杀害。刘歆曾经完成了第一部中国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就有关于“六书”的记载，遗憾的是至唐朝便已失传。目前，我们只能通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来了解一二。 东汉班固，一生著述颇丰，最为著名的当属《汉书》。这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伟大历史著作。不仅如此，班固还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对经学理论、谶纬神学等都十分精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六书”进行了如下说明：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对“保氏”职责的描述，《汉书》与《周礼》大致相似，其中之一就是教养贵族子弟。此外，《汉书》还指出了贵族子弟的入学年龄——八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汉书》率先记录了“六书”的分类，并指出这“六书”是汉字的造字依据。但是“六书”的造字原理，班固没有具体阐释。 一直到东汉许慎的出现，“六书”才有了详细明确的解释。通过二十多年对汉字的整理，许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与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的“叙”中，许慎对“六书”进行了明确的、详细的、完整的解释：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其实，许慎的“六书”理论并非没有师承，贾逵是他的老师；而贾逵的理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刘歆的弟子又是贾逵的老师。由此观之，无论是《汉书》中对“六书”的分类记载，还是《说文解字》中对“六书”的细致化描述，都离不开刘歆的影响——再次感叹他的命运，以及正道直行的重要性啊。 关于“六书”的详细含义与分析，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详细分享，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众所周知，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为之惊叹；同样地，“六书”理论的出现与完善，对文字发展的影响力，也绝不可小觑。 我们先来厘清一个重要观点： 说到“文字”，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个“字”，但在古代，“文”和“字”却截然不同。 依然是许慎，依然是那本《说文解字》。许慎在对自己收录的9000多个小篆分析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在许慎看来，“文”,是根据象形、指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字”，则是根据会意、形声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 当然，这种区分是否完全正确，还不好说；后世对其争议也比较大。一来是说法过于简略，没有延伸；二来举例过少，不足以支撑理论。不过，至少许慎为后世学者，又开创了一个认识汉字的通道。后来兴起的不同于“六书”的造字理论，许慎的“六书”终归是他们的源头。 很早以前有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甚至会引发哲学家们对生命与宇宙起源进行思考。关于汉字与造字法，这个先后的问题似乎就简单很多——毋庸置疑的先有文字，后有造字法。这六种造字法中，又是哪一种率先被人广泛使用呢？——不妨参考小朋友认识世界的过程。 人类在幼儿时期，所识所感都相对简单，最快捷表达事物的方式，就是将其画出来。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喜欢乱涂乱画、稍微大一些时喜欢画画的缘故吧！象形，就是最早出现并占有优势的造字方法。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分工愈加细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同一种动植物的不同状态，同一状态下的细微不同……都需要人们通过创造更多的文字，来进一步加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象形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交流需要，新的造字方法应运而生。最便捷的造字方法——形声字，成为创造文字的主流工具。大致相似的形状决定其归属，读音相近的声旁加以区分，在汉字的造字方法中，似乎再也没有比形声字更好用的工具了。这个观点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有很多实际数据可以作证。
最初甲骨文中，形声字所占比例大致四分之一多；发展至金文，形声字就已经有了半壁江山。姑且不说现在我们有多少形声字，仅《说文解字》收录的9353个小篆中，形声字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五分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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