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两个必然”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就其命题的系统和经典的表述来说，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趋势和规律。《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确立，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也在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革命的阶级，担负着埋葬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两个必然”的初始表述是“两个不可避免”。这两种表述尽管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在表述的方式上还是存在区别的。“必然”是从正面讲的，“不可避免”是从反面讲的；“必然”是哲学用语，“不可避免”是日常用语。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不是只是讲了“不可避免”，而没有讲过“必然”呢？也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同上书，第251页）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必然”。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必然”和“不可避免”是同一个意思。“两个必然”的提法，是我国理论界根据《共产党宣言》以及经典作家后来的有关论述进行的理论概括。这一概括已经在理论界广泛使用，成为一个规范化学术性的范畴和概念。

　　“两个必然”论断，是根据唯物史观所得出的结论。要彻底论证“两个必然”，必须要有经济关系上的理论说明。所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几乎用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之中。《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学说在经济学上为“两个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两个必然”的理论内涵日益深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旧社会灭亡和新社会产生的“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个必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和趋势，“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时间和条件；“两个必然”从生产关系视角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两个决不会”从生产力视角强调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客观前提；“两个必然”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以及灭亡的必然性，“两个决不会”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补充和完善，使“两个必然”的论断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之后，在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俄国等东方各国也在孕育着人民革命的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对“两个必然”又有了新的研究和新的发展，“两个必然”的理论外延不断拓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当人们把视野从欧洲转向东方，情况就不同了。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就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呢？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要求对“两个必然”作出新的研究和新的阐释。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进行深入研究以后，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给查苏里奇的复信中，以及在古代社会史的笔记中反复强调，不能用西欧的模式来裁剪东方和世界的历史，《资本论》丝毫没有也无意论证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不问具体情况统统都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东方社会各国的特殊国情和俄国革命的大好形势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如果俄国革命乃至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继续走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老路，那么这一结果不仅辜负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和牺牲，而且也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大好前程。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这些思想，是对“两个必然”的坚持和发展，它不仅消除了人们对“两个必然”的误解，而且为东方社会各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卡夫丁峡谷”、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作者：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