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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谁,剧组听我的——华语电影“监制中心制”史话

 细节攻 2021-03-25

一、身份论:何谓“监制中心制”?

电影里,“监制”到底是什么?

顾名思义,“监”是监看,“制”是制作,直接解释就是“看拍电影”。但这个“看”又不是张大眼睛每天盯着剧组,而是要从对项目的一句话简介“看”到电影杀青那天,从想拍这部戏的时候,“看”到团队拍完、投资花完、后期做完的时候,从计划找某个演员“看”到对方戏份完成,从第一个镜头拍摄“看”到最后一个镜头剪辑完成...

换句话说,观众“看电影”只要两小时,监制“看电影”可能要几年!

 很多人会问:难道“监制(ExecutiveProducer)”不是“制片人(Producer)”吗?如今在内陆被称为“金牌监制”的陈国富便用他的身份解释:“我刚跟内陆的影人接触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片类工作,当时是制片主任,料理导演身边各种繁杂事物。因为我经常扮演投资人和导演之间维护沟通的角色,以及需要处在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上,为电影想办法,跟制片主任的工作非常不同,所以大家就把我的工作定义成监制。

所以“监制”实质就是一部电影的“养父母”——“孩子”(电影创意)可能不是你的骨肉,但仍帮“亲父母”(导演&编剧)将它养大,“孩子”长大后对你的恩情也不亚于“亲父母”!

而且,不是每个监制都那么会“看电影”:有些监制只是挂个名,收了钱其他神马创作拍摄后期一律不管,上映后若票房不错还要分红,;有些监制则充当“面子”,靠其实力刷脸外加三寸不烂之舌的工夫,给导演拉投资、找演员、谈片酬、组班底;第三种则是从项目开发阶段就参与其中,直至开拍后还要待在剧组,每天监督导演“想怎么拍”和“拍成啥样”,甚至“改剧本”和“换导演”也要做,拍完后还可能承包剪辑、后期、宣传、发行等....

所以,第三种监制的状态,就统称为“监制中心制”,就像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不管你是谁,剧组听我的!

如今,内陆电影的“监制”制度一致公认是陈国富带进来的。但在他看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就开始流行“监制制度”,好莱坞最重视的“制片人”权力与“监制”合并,并延伸到创作制作“两手抓”的程度,所谓“制片”则主要负责跟外界协调或掌管剧组运作;而且有些年轻导演要拍新片,更需要前辈做监制,为他/她们“镇场”。所以在香港电影的工业环节里,“监制”是真正的“剧组大佬”!

二、诞生史:从电视到“双麦”

时下华语片的“监制中心制”由香港引进,但并非源于港产片,而是港剧。1978年,刚担任“丽的(亚视前身)”制作总监的麦当雄,就为创作定下两大规矩

第一,故事大框架先由他和萧若元开,然后交给编剧写,编剧写完要先给编审过目,编审通过等导演审阅,导演通过才到麦当雄。所以,当时哪怕一集剧本,可能都要先后改上4次,从普通编剧到编审到导演再到监制都要完整参与其中,由此既保证剧集风格与技巧的统一,也更大程度上提升编剧和导演的默契度。

第二,由麦当雄监制的剧集,要根据他个人的创作立场走。1979年在无线仍在改编金庸古龙小说时,麦当雄就采用“先剧集后小说”的手段做《天蚕变》,先由黄鹰写出剧本,后改为小说在报纸上连载,达到“互相宣传”的作用之余,也成为当时香港的新派武侠剧集之一。

所以,正因麦当雄率先推行“监制中心制”,70年代后期“丽的”除制作多部经典剧集,也经他手培养出包括萧若元、麦当杰、黄鹰、程小东、黎大炜、李惠民、黄泰来、文隽等日后著名的电影编剧和导演。

1981年麦当雄从电视跨入电影后,同样以“麦当雄监制”为招牌,他本人负责发起项目、提出创意、找人执行三个主要环节,继而跟不同的班底展开合作,但上映后观众和业内人士始终会将之称作“麦当雄作品”,因都延续他一贯的社会写实特色。自此,“监制中心制”开始在香港电影工业中萌芽。

同时,另有一“麦”也将“监制中心制”引入电影运作,这就是新艺城的老板麦嘉。之前无论邵氏还是嘉禾,其大片厂制度更像是古代的“诸侯割据”,由“君主”(邵氏的邵逸夫,嘉禾的邹文怀、何冠昌)领导,众“诸侯”(如李小龙、成龙、洪金宝、许冠文等)于旗下享受较大的创作自由度,展现个人特色;但到了新艺城,实质走向近代的“寡头主义”路线,即以麦嘉为核心,带领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和泰迪罗宾(与麦嘉统称“新艺城七怪”),进行项目的决策、创作、摄制、推广、发行等,实质是让集体服从个人电影品味的运营方式。

所以麦嘉当监制,可谓无处不体现“我是老大”的风范——首先开发,大方向是麦嘉提出,创意通过要麦嘉拍板;然后创作,要严格按照麦嘉提出的“九本表格”进行,哪部分要有什么内容都不能有偏差;再是拍摄,麦嘉第二天一定要看昨日毛片,如果导演拍的素材跟“七人小组”通过的不同,就要找来导演,一次问话二次警告三次就要炒鱿鱼;到了后期,麦嘉也有最终剪辑权,若版本有问题,哪怕不给导演剪也要自己来,否则要“烧掉胶片”!

可见对“监制中心制”,麦嘉简直比麦当雄更狠!

三、新突破:徐克与“电影工作室”

1984年,脱离新艺城的徐克与施南生自组“电影工作室”,自此真正将“监制中心制”发扬光大!

此前,“双麦”作为监制的功能仍集中在统筹项目运转这样的“大方向”上,徐克竟将监制职权做到“事无巨细”的程度,从构思故事、撰写剧本、寻找班底、现场拍摄、剪辑特效到电影配乐等无不亲自参与,所以在“电影工作室”作品里,若是徐克亲自执导,字幕顺序必定是“监制·导演:徐克”,若是其他导演执导,“监制:徐克”也必须是导演名单前最后一个出现。

如今许多观众影迷都会将“倩女幽魂”系列、“笑傲江湖”系列和《新龙门客栈》等徐克监制的影片视作他的“导演”作品。个中原因,从导演程小东的话中可窥知一二:“跟徐克合作,他要听他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但又不能完全听他,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否则他会觉得你没料,大家要斗刺激对方,他强于文戏,我强于动作,要斗快交桥段,有种竞争意味。”所以拍《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期间,身为监制的徐克都自己带了一组,那边程小东拍武戏,他同时就在这边拍文戏,两人还不时到对方的组里寻找灵感、观察进度。总结起来,徐克正是“表为监制,内为导演”

为保证“监制中心制”以徐克为核心,当年包括吴宇森、程小东、杜琪峰、黄志强、楚原、严格等导演跟徐克合作,都是徐克先出创意概念,变成一个项目方案后,由总经理(施南生或张家振)交给导演,若导演感兴趣,便来“电影工作室”跟徐克讨论,双方达成协议后,再以“拍一部签一部”的方式展开合作。

然后,从创作到开拍,徐克始终以“监制”身份主导全局,或要求编剧一律围绕他提供的概念写剧本,或在拍摄期间要求导演按他的意思拍;上映后,“电影工作室”通常会以“制作方”身份出现在片头,影片的海外发行业务也同样由“电影工作室”负责...

可见,徐克“监制中心制”的完整构成,就必须是“监制徐克+电影工作室制作”。。相比之下,近年同样署名“徐克监制”的两部戏:《圣诞玫瑰》和《三少爷的剑》,由于皆属徐克个人参与,而没有“电影工作室”的制作班底,本质仍是杨采妮和尔冬升作品,而无法归类为“徐克作品”。

四、成与败:“监制中心制”并不易

今年1215日,徐克监制的《奇门遁甲》行将公映,除了海报上印着醒目的“电影工作室制作”,中徐克本人更“身兼四职”,包括监制、编剧、剪辑、配乐。且传闻在现场拍摄期间,他更担任B组导演拍摄文戏部分,与在A组拍摄动作戏的导演袁和平“各显身手”,甚至后期制作也由他统领,禁让人想起当年如“倩女幽魂”、“笑傲江湖”、“黄飞鸿”等系列的特色:天马行空、多元创意。

同时包揽《奇门遁甲》多个幕后岗位的形式,无疑标志徐克“监制中心制”的正式回归。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如今“监制中心制”在华语电影中,实质“有成有败”。

除徐克外,最成功的就是陈国富,特点在于能容纳多变的类型题材,所以除了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也为冯小刚监制《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1942》,还为年轻一代的导演做监制把关,所以如乌尔善的《画皮2》、《寻龙诀》,杨庆的《火锅英雄》,杜家毅的《转山》等,也都在陈国富操盘下拥有不俗口碑。

但不同于徐克,陈国富更擅长在掌控全局的同时,给导演更大的创作自由,即主要把握电影的类型风格,具体创意则交给导演发挥。所以像两部“狄仁杰”,虽然陈国富署名“总监制”,但观众还是将它视作不折不扣的“徐克作品”。所以“陈国富监制”固然是近年内陆华语片的“金牌”指标之一,但论及风格,并没有“徐克监制”那么鲜明。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监制中心制”,则体现在陈可辛和杜琪峰身上:近年他们的作品虽会署名监制,但更多实际工作都交给许月珍(《七月与安生》)和游乃海(《三人行》)负责;在剧本创作上,陈、杜都不直接干涉,而主要在拍摄期间提出意见,实质旨在“提携后辈”,一方面不让个人风格太影响年轻导演的创意,另一方面也让年轻导演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有这两种成功的代表,“监制中心制”当然也有失败的范例,就是王家卫监制、张嘉佳导演的《摆渡人》。在王家卫面前,张嘉佳对电影就是“初生之犊”,所以双方沟通失败,结果很多戏都是王家卫亲自执导,但上映后不仅口碑失败,票房更不到5亿人民币,堪称王家卫近年在口碑上一次巨大的滑铁卢。

《摆渡人》的反面例子,无疑反映了“监制中心制”的一个基准:必须要与能碰撞出火花的主创合作,否则将会导致创意上的落差与分歧,最终只有监制“带”着导演走,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传闻的“王家卫执导”,十有八九的原因便是王家卫看张嘉佳拍的素材实在“外行”,只有亲自操刀,但他又未必真正拿捏到张嘉佳小说的“内核”,所以只能用他的方式去拍喜剧,但喜剧又非王家卫所长,效果当然尴尬。

反观当年监制的三部戏:《九一神雕侠侣》、《东成西就》和《天下无双》,王家卫根本不需要太多参与创作或拍摄,因当时的刘镇伟本来就功力甚强,只要将创作和拍摄交给他,自己盯着项目推进、协调演员和后期发行等环节便足够;而刘镇伟给王家卫执导的《东邪西毒》做监制也是这个道理,只要“顾全大局”,其他随导演怎样发挥。遗憾的是,《摆渡人》并未在“监制”与“导演”的关系上达到这个层面,结局自然是各种违和。

总之,“监制中心制”在当下内陆电影市场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场“风险”。前者在于能区别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又能合理“控制”导演,后者却要考验监制自身的眼光,否则既无法控制导演,甚至连自己都难以掌控全局。所以,徐克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的《奇门遁甲》,都能将“监制中心制”做到如此完善和全面,已是华语影坛的一个异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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