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我们详细解释了曹操迎奉天子之后，如何控制朝廷、“挟天子”的细节，表明了，此时曹操把持朝廷的方式，并不比之前百年间东汉朝廷的权臣更跋扈，甚至由于袁绍的存在，他只是排名第二的权臣。 因为东汉的外戚专权，往往担任“大将军”掌握兵权，而由太傅或三公之一“录尚书事”，掌握朝政，袁绍和曹操恰恰沿袭了这个惯例，一外一内。 曹操居朝堂之内，自然要控制好天子，但这种控制，也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时刻监视，汉献帝朝不保夕，恰恰相反，汉献帝在宫内仍旧保留了足够的威严和权力。 在《后汉书·皇后传》中记载道：
就是议郎赵彦曾经向汉献帝谈及时政对策，曹操厌恶而杀赵彦，其余的内外人等也多有被杀的。 这一段话里，信息量很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议郎赵彦之死，此事甚至列名于《讨曹操檄》之中，与“前太尉杨彪下狱”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但是，他究竟为什么被杀，并无详细记载，而只概括为曹操弄权跋扈之力证。 其实，魔鬼仍在细节之中。 先看赵彦的职务，再看他可能相关的记载，很有一番趣味。 赵彦时任议郎，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是：
六百石的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人数，岗位职责见李贤注释《后汉书》：
也就是说，这四个大夫和议郎，都负责皇帝需要时的顾问、奏对，没有日常工作，全看诏令安排出使。 议郎正好也是曹操之前多年的本官，比如以议郎领兖州刺史，建安年间，曹纯曾以议郎职务“参司空军事”，并“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曹仁则以议郎督骑。 这三个例子，恰恰可以解释“无常事，唯诏令所使”的意思，曹操担任议郎期间，四季回乡读书田猎，庞羲以议郎募兵，率刘焉几个孙子入蜀中，都说明了，议郎职位并不需要参与固定时间的“常朝”和“内朝”，而是听候上级指示干活的角色。 所谓“常朝”，始自西汉宣帝，规矩为“五日一朝”，元老重臣则讲究“朝朔望”，也就是每月“初一、十五”才参加朝会，“常朝”参与者为“六百石”官以上，这个制度随着东汉皇帝年龄越来越小，太后专权，在东汉逐渐废弛，代之以更侧重于禁省之内的“内朝”。 “内朝”的参与者更加“精选”，西汉武帝时开始，一般是有侍中、常侍、大司马大将军、散骑、左右曹、给事中等加官的官员参与，到了东汉，基本制度仍然存在，参与人选却有所变化，因为太后、外戚执政，宦官地位上升，内朝的主要参与者，有所变化。 《后汉书·李固传》中写道：
也就是说，到了东汉，宦官担任的中常侍、黄门，替代了士人为主的内朝，广泛干预禁中议事，而士人仍保留了左右曹的加官，在卫宏的《汉官旧仪附补遗》里有记载：
很明显，有左右曹加官的外朝官，享受二千石的待遇，并每天参加内朝。 具体到汉献帝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宦官被杀完了，怎么办呢？ 《献帝起居注》记载：
诸奄人官，就是东汉光武帝以来大兴中常侍、黄门官的一堆宦官担任的职位，在汉献帝时代，全部以议郎、郎中担任，秩禄级别不变。 了解了以上背景，再来看议郎赵彦之死，他在权责上讲，有两个向汉献帝“陈言时策”的可能性：
前一种可能，属于汉献帝主动参与朝政；后一种可能，则属于汉献帝被动聆听策略，情况有所不同，但性质上，都属于“内朝政治”的复兴尝试。 从记载来看，只提及赵彦为议郎，而未提及黄门官的职务，更大的可能是第一种情况，即汉献帝主动要求赵彦来“陈言时策”，那么，曹操为什么“恶而杀之”？ “恶而杀之”四个字与“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联系起来，直接指向了曹操的专横暴虐，但是，在建安四年“讨曹操檄”发布之前，记载可见的，曹操杀戮朝官的情况，就只有赵彦和刚入洛阳时诛壶崇等人，在檄文中更只提及了赵彦，也就是“多见诛戮”根本没有实际例子。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恶而杀之”中的“恶”、“厌恶”多一个心眼儿，因为《魏书》中记录曹操曾经明确劝说过袁绍不要因私仇而杀人，他的原话是：
可见，曹操在统治之初，对上下相疑的政治环境很谨慎，认为哪怕公正相待，不同派系的人物还各自猜忌，如果随意杀人，干脆人人自危了，所以，他杀赵彦，绝不只是为了专权，否则董承、袁绍、孔融等政治派系也不会坐视。 那么，赵彦到底说了什么呢？ 参考一下《后汉书·方术传》的记载：
他这个“术学”，就是“方术”，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术”，所以，这位赵彦近乎于“大魔导师”。 他的事迹也很简单，在汉桓帝延熹三年时，琅琊国有人占据莒县反叛，赵彦对朝廷的将军献策，说莒县附近有“五阳之地”，也就是五个名字带阳字的县，即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所以，你得派“五阳郡兵”压倒它，也就是山阳、广阳、汉阳、南阳、丹阳之类名字中带阳字的郡派出的兵马。 将军还真信了，调来了五阳郡兵，结果是：
“遁甲”就是“奇门遁甲”的前身，讲的是以天干推算吉凶，所以，赵彦通过推算吉日吉时，再出兵，还真打赢了。 延熹三年与汉献帝听取“时策”差三十年左右，两个赵彦，完全可能是一个人。 则赵彦所谓的“时策”，极可能就是一些吉凶、方士之说，这才引来了曹操的厌恶，就像曹操平黄巾时对太平道的理论表现出的抵触一样。 所以，议郎赵彦被杀背后的缘由，极有可能并不是权臣堵塞言路那么简单，而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即“儒学正统”与“方术妖言”之间的对抗（西汉哀帝时就曾有过类似的对抗，儒学的代表是刘歆，对手是夏贺良，最终夏贺良以“反道惑众”罪名被杀）。 甚至推而广之，正因为朝臣在曹操手中被杀的罕见，反倒证明了，在官渡之战前，曹操与汉献帝的相处方式，根本不以刑杀恐吓为主。 回到具体的记载中，《后汉书·皇后传》中提到的：
翻译过来就是，后来曹操因为公事在殿中见皇帝，汉献帝愤怒不已，对他说，你要是能辅佐我，就待我好点，要是不行，求你放了我得了。曹操闻言大惊失色，跪拜求出。之后，就发生了虎贲交戟夹刃将曹操送出的事件。 按照常理来说，曹操如果杀死赵彦是在控制宫禁之后向汉献帝立威，那就是恐吓行为，这就完全是反效果了。 不但汉献帝没被吓唬住，还直接威胁他，你不对我好点，就送我走吧，继而让虎贲上利刃了，假如俩人的矛盾激化到董卓专权那种地步，持戟的虎贲完全可以学吕布，当场诛杀曹贼。 然而，并没有。 这恰恰说明，曹操杀死赵彦只是违拗了汉献帝的个人意志，让他不爽了，却并没有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乃至于皇权的威严，面对汉献帝的指责，曹操没有案剑离席，而是“俯仰求出”，跪拜的姿势下，俯自然是匍匐，仰则是起身，也就是连连叩拜求去，这个姿态绝对算是恭顺了。 可见，曹操应该有充分的“台面理由”来挟制汉献帝，即赵彦提到的“时策”只是“方术妖言”，并非正论。故此，曹操得以用“大义”逼迫皇帝“服软儿”。 可汉献帝终究年轻，咽不下这口气，才搞了这么一出戏来吓唬曹操。 曹操的应对也很绝，“不复朝见”，你吓唬我？我不来了，看你咋办。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也非常微妙，在《世说新语》中提到：
也就是说，曹操遭遇汉献帝的交戟叉脖子待遇，是在征讨张绣时，而《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曹操进攻张绣有三次：
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此事编列于第一次时，故此一般认为赵彦之死应发生在建安二年正月之前，而汉献帝迁都许县是在建安元年九月，也就是迁都许县后不到三个月，汉献帝已经与曹操发生了一些冲突。不过，这也是衣带诏事件之前，曹操与汉献帝最后一次直接冲突的记载，接下来的三年，双方彻底相安无事，再不见相应记载。 难道是因为汉献帝不再染指权力，或是曹操放松了控制，俩人同时大转性了吗？ 当然不是，而是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袁术称帝，这一事件，不但牵动了地方的诸侯，余波也影响到了朝廷。 在《讨曹操檄》中，曹操的另一宗罪状是将前太尉杨彪下狱，但却没有提及理由，而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明确记载了：
建安元年迁都许县之后，朝廷面向公卿召开大宴会，兖州刺史曹操上殿后发现杨彪不高兴，怕宴会上出事儿，还没等上菜呢，就诈称上厕所，跑回军营去了。后来，杨彪以得病罢免太尉，后来赶上袁术僭号称帝，曹操就以杨彪和袁术联姻为名，污蔑他想要废立天子，上奏汉献帝将他下狱，并追究他大逆的犯罪事实。 这段记载，涉及了两处核心信息：
杨彪在兴平元年开始就是太尉、录尚书事，也就是朝廷执政，到了洛阳之后，又“守尚书令”，更是外朝独一无二的执政公。 曹操进入洛阳后，即以镇东将军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分走一部分外朝权柄，权力上有冲突，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应该与礼仪也有关系，天子大会公卿，又有宴设，可见并非“廷议”，而是“朝贺”的场合，此时的曹操，职务有一堆，本官仍是“议郎”，将军号是“镇东将军”，兼职为“领司隶校尉”，并“领兖州刺史”，加官为“录尚书事”。 这里面，“将军号”与“兼职”都是因为“军事”而临时派遣的职务，而汉献帝给曹操的“大将军”职位他也没有接受，那么，曹操身上“最尊崇”的职衔，也不过就是“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因为“镇东将军”只是一个出征的“杂号将军”，按照东汉制度，属于战争结束就要卸任的“临时职务”，远不如“比二千石”的司隶校尉在东汉朝堂上“三独坐”的特殊身份。 所谓“三独坐”，即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三个职务，汉百官朝会，一般接席而坐，此三官各自独坐一席，朝议之时，司隶校尉甚至排位在“万石”官三公之下，“中二千石”官九卿之上，以示皇帝优宠。 不过礼仪朝贺之时，司隶校尉就要居于九卿之下了。 而这段记载强调了曹操是兖州刺史，而不提他为司隶校尉，说明，杨彪真正的不悦在于，大会公卿的场合下，曹操这个“六百石”官竟然跑前面来了。 从杨彪之前与董卓、李傕的斗争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礼仪传统的人，作为自杨震开始的四代公族，又与四世五公的袁术联姻，其对于妾生子袁绍、阉宦之后曹操的轻蔑，毫不奇怪。 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了袁绍点名要曹操杀死的“旧仇”，也是那份名单中唯一一个下狱还遭到刑讯拷打的公卿。 在名单中还有另外一位重臣，那就是将作大匠孔融，他劝谏曹操解救杨彪的话，非常耐人寻味，见《后汉书·杨震传》中的记载：
翻译一下就是，杨彪家里四代人的清正德名传播海内，《尚书·康诰》里说，父子兄弟犯罪不相干，你把袁家篡位归罪杨彪，这不是扯犊子吗？曹操回复说，这是“国家”的意思，也就是汉献帝的态度，孔融反驳，如果周成王把辅政的召公杀了，你这个周公敢说不知道？ 孔融第一重的潜台词是，你推卸责任没用，这个锅，你背定了；第二重潜台词也很清楚，我知道这个“国家”是袁绍，但是杀人的是你曹操，名声彻底坏了，你还混得下去吗？ 曹操不得已，释放了杨彪，却也深深得罪了袁绍，造成了袁绍对曹操猜忌，以至于“深怀怨望”，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就太浅了。 事实上，曹操处置杨彪虽然迅速，以至于孔融闻讯连朝服都来不及穿，但程序是合法的，史书原话是：
奏收，也就是奏明了皇帝，又说“此国家之意”，说明已经得到了汉献帝的批准，所下监狱，则为许县狱，自己的西曹属满宠手下，又经过几天，符合法律规定的拷掠，下了结论，没犯法，曹操当天就释放了杨彪，让找满宠说情的荀彧、孔融先怒后喜。 怒的是他们求情别给杨彪上刑，没好使，喜的却是满宠把杨彪给放了。 这个过程，恰恰是一场智斗。 袁绍私下要求曹操诛杀杨彪，杨彪又与袁术是姻亲，袁术和袁绍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犹如仇敌，袁术动辄就拿袁绍是“婢生子”、地位低贱来说事儿，所以，袁绍应该是真心想整死杨彪出口恶气，但他也给曹操挖了坑。 要知道，曹操丢兖州的重要原因就是“杀边让”，以至于全境皆反，边让顶多算个地方名士，杨彪可是“海内所重”的超级士族，曹操灭了弘农杨氏，全天下有多少人造反不知道，至少关西士族，他是不用指望了。 那么，曹操知道不知道呢？ 他心知肚明，这是袁绍在给他下绊子，但是，这个朝廷，不是他一个人的，袁绍虽然远在邺城，对于许县朝廷，照样有所掌握，见《后汉书·应劭传》记载：
建安二年，朝廷下诏封拜应劭为大将军袁绍的“军谋校尉”，当时朝廷刚刚迁都许县，各种典章制度、文书记录都丢失了，应劭就根据自己的见闻记忆，写成《汉官礼仪故事》一书，朝廷的各项制度和百官的仪典，很多都是出自应劭的创立。 应劭之前在泰山太守任上，因为没能保住曹操的老父，吓坏了，逃奔袁绍处避难，这么大仇，曹操愣是没能把他怎么样，坐视应劭一直在邺城居住到死。 想想看，连朝廷制度都是袁绍的“军谋校尉”制定的，这朝廷又怎么可能只“姓曹”呢？ 此时的曹操只能走“奏报”的程序，把球踢给汉献帝，不过恐怕他没想到的是，汉献帝虽然年轻，却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帝王的无耻，竟然同意了对杨彪这个，从董卓时代就保护自己的、“朝廷柱石”的逮捕令。 实际上，曹操将杨彪打成大逆的理由很牵强，如果和袁术有姻亲，或是袁氏家族有亲戚关系就是反贼，那袁绍岂不更该死？ 那么，汉献帝要么是屈从于袁绍的淫威，要么就是顺水推舟为难曹操，反正是没有在他这里踩刹车。 到了这步，曹操其实就已经在考虑如何收场了。 孔融的劝谏看似雄辩，其实远不如满宠的手段有意义，因为满宠的举动，实则是一举三得：
第一条是满宠的官场智慧，第二条是曹操搪塞汉献帝和袁绍的说辞，第三条则是曹操面对许都百官的一次示威。 不过，对曹操无论有千好万好，对袁绍来说，都是小弟曹操没办成事儿，和自己离心离德的表现。当然，袁绍对曹操的不满，远早于杨彪大逆案，否则，两个正处于蜜月期的盟友，何必在这样的小事上图穷匕见呢？ 甚至可以说，这就是袁曹二人走向分裂的分水岭，那么之前，自然早有裂痕。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一条《三国志·荀彧传》中的记载，原话是：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迎奉天子之后，袁绍心里是不服的，而袁绍占领河北之地，天下都畏惧他的强大，反观曹操，却东有吕布为患，南有张绣不服，赶上张绣在宛城大败曹操，袁绍更加骄横，给曹操的书信，里面的言语狂悖又轻慢，曹操大怒，出入往来都气得反常了，底下人都以为他是因为输给张绣，所以一反常态。 这里面点出了时间，就是曹操在宛城大败之后，也就是建安二年正月，曹操因为好色遭到本来投降的张绣军突袭，死了长子、侄子，自己的右臂也挨了一箭，可谓奇耻大辱，袁绍还来信羞辱曹操，俩人一定结仇。 但是，这条史料的隐藏信息不止这些。 前面提到的《三国志·荀彧传》中记录曹操的敌人，只提到了吕布和张绣，袁绍则只是心怀不满，俩人还没有反目成仇，而刘备已经投奔曹操，那么，唯一一个应该出现，却没有提到的势力，就是曾经大战多次的左将军袁术。 如果说，这是修辞性的省略，之后荀彧为曹操建策时，也只提到了必须先平吕布，才能图河北，而袁绍入关中、巴蜀的可能性，则由钟繇抵挡，也没搭理袁术。 问题是，袁术这时仍是雄踞扬州的大势力，他的兵马虽然被驱逐出了豫州，又收容了前大将军、车骑将军韩暹、杨奉等人，本人又是朝廷承认的左将军，政治影响力不会沦落到小透明的地步。 那么，问题来了，曹操为什么不再将袁术列名于大敌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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