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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80年代的浓浓怀念和对当下的种种不满，都是难以克服的时代病。它如同疫情，无论是否感染，你都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 文 / 吴晓波 “你们总爱怀念1980年代，那个年代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 他是1998年生人，前年考取了美国的一个文理学院，喜欢东西方文化比较。去年疫情后，回到杭州上网课。估计看了一些闲书，那天，突然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尽管他提得很随意，我还是决定认真地回答一下。 01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是灰灰的。 至少在我读大学的上海是这样的。天空灰灰的，黄浦江灰灰的，复旦的房子灰灰的，物件灰灰的，连人也是灰灰的。我刚入学的时候当生活委员，每两个月给女生宿舍发一次扫帚，发现桌上有一瓶面霜的女生，那算是相当讲究了。  那时候，还嗅得到战争的气味。我们班上就有一位“老山英雄”。在前线主动报名“敢死队”，火线入党，从阵地上活着下来的时候，身上有二十多块弹片，整个左手被炸烂了。他唱《血染的风采》，那真是有血的刀光剑影。 那时候的女生矜持得难以想象。班里举办舞会，女生都缩在一角，没有一个下场的。我们的交谊舞，要么是兄弟俩互相切磋出来的，要么是抱着一个凳子学会的。 那时候，流行诗歌。谢冕主编的那本《朦胧诗选》到今天还在我的书架上。打开来的第一首诗，是北岛的《我不相信》。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相信，相信父母，相信社会，相信课本，相信老师。北岛说，我不相信。于是，“上帝死了”。 当人第一次获得自由的时候，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将是失控的。因为，你“不相信”既有的稳定的秩序，那就必须接受未知的动荡的明天。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藏在一个叵测的糖果里。我们拒绝黄色，就要拥抱蔚蓝色；我们质疑东方，就要奔赴西方；我们告别计划，就要迎接市场。而所有的后者，在80年代，都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和头脑中的臆想。 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年轻人都有着一股不言而喻的坚定。  我们坚定地要砸烂现有的一切； 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罗大佑在198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 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比以往的所有前辈都更值得信任。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特征：为叛逆而叛逆，百无禁忌，既无畏又无知，愿意为任何一个轻易的事情去赴死，无论如何，不甘愿苟活在灰灰的当下。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史上，大概只有五四时期，有过类似的一代人。 那是一个贫瘠而短缺的时代。物质、知识、金钱和娱乐，一律贫乏。食堂里最美味的食物是八毛钱一份的粉蒸肉排骨，复旦文科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不到一万本，你不可能有一位叫“王思聪”的同学，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王者荣耀。  写到这里，我突然很怀念我的青春和1980年代，但是，我也许不愿意再回去。不怕别的，我怕生冻疮，怕听到肚子发出饥饿的声音，怕下雪天钻进湿答答的坚硬的棉被。 022021年的春天，坐在那位1998年出生的男生面前，当我们轻描淡写地说起80年代的时候，或许在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的话题。 我们之间隔着两只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其实隔着千山万水。任何世代之间，一旦缺乏真实的体验场景，所谓的理解都仅仅可能是谅解而已。 与1980年代的坚定感和少年感相比，2020年代的我们和这个国家，更像是步入了中年的人生。  我们不再贫穷，多彩替代灰色； 我们不再短缺，更焦虑的是如何“断舍离”； 我们不再为图书馆里的书太少太旧而苦恼，反而要警惕的是陷入“信息茧房”； 我们懒得跟人拥抱而舞，我们蹦迪，或者抱着一只泰迪窝在床上打整夜的游戏。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不再坚定。 不再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不再坚定地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我们变得成熟、世故、多疑和乐于妥协。 当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却要警觉隐私的滥用和新的渠道霸权。 当我走在5G智能工厂的时候，一方面为机器人的出现而无比欣喜，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发出疑问：那些被替代了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生计将如何着落？  当我午夜时分开车经过一家互联网公司，眺望那星光辉煌、没有一扇窗户关灯的大楼，我既感慨于创业的热忱，同时也会想起另外一些争论不休的名词：996、码农、“打工人”。 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这恰是1980年代最不缺乏的特征。人们不在自由中失控，而是在自由中变得偏执和自我封闭，甚至在很多角落，弥漫着不言而喻的阶层仇恨。 人们更轻易地获得，也因此更轻易地放弃。在手机统治一切的年代，我们已不知道“思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很容易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但也很容易把他从朋友圈里拉黑。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顶层设计和路径图，当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河深如海，彼岸仍然遥不可达。 03然后，你轻轻地问我，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吗？有的。 我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890们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他们长得比我们更高更健美，有着更广和更宽的认知能力，他们形成独立思考的年纪远比父辈们要早很多年。他们为喜欢而选择工作或创业，这是现代生活的本义。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不相信”。当年跟我一起在大学校园里浪荡的人们，如今正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栋梁，在青春期建立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被轻易摧毁。步入中年的我们也许变得胆怯和懦弱，常常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但并不意味着底线的沦丧。平庸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它让变革具备了理性、忍耐力和基石感。  我相信，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它们因为不可逆，所以比制度更值得信赖。它们总是冷酷的，残缺的，甚至在道德的层面上缺乏自洽性，然而，却可能在秩序的一次次塌陷中，考验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力边界。 帕慕克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无论是大航海、工业革命、互联网乃至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都天然地带有忧伤感。 激烈的社会转型让崩溃和新建都伴随着广泛的失落、失焦和失重，它们突如其来，不可预知，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获益于变化，又彷徨于得失。 我们对80年代的浓浓怀念和对当下的种种不满，都是难以克服的时代病。它如同疫情，无论是否感染，你都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  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李梦清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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