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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50年代是二战之后两极格局对峙最为激烈的时期。随着冷战的逐渐展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个阵营不仅在政治制度与军事实力上展开全方位竞争，还围绕着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较量。 中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对外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与军事封锁，导致中国无法像日本和西欧那样，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进行经济建设。而只能依靠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以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当年，来自苏联与东欧的经济援助，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便基本完成。从而使我国建立起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基本确定。 既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搞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历史之必然。按照马列主义的构想和苏联的经验，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系。在195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我国的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但这种情况在1950年代后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以高征购为特征的剥夺农民的政策直接相关。 1949年后，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截止到1953年底，我国的粮食生产相对于1949年的总产量增长了50%左右，超过战前粮食总产最高水平的10%。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尽管如此，国家拿到的粮食与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供给相比，仍存在很大的缺口。 当时所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把农民捆在一起，这样粮食的高征购就有了组织上的保障。很明显，通过生产队或更高级的人民公社把粮食收上来，要比面对着千家万户进行强征暴敛要容易得多。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对城市城镇居民的票证经济则是缓解这一供求失衡的强制性的手段。  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图片源自网络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粮食库存比前期增加了51%。按此数据来推算，1954年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占当年总产量的35%以上。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正如百度百科中所说:“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如果我们选择以农、轻、重为序，立足于市场经济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选择重点发展重工业，搞什么以钢为纲的话，那么新中国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以致不得不采用票证经济的办法来限制人们消费的恶性循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构想的理论没有错，是我们的执政者选错了方向。 小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如何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他们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其出发点及其愿望都是好的。 但事实证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的冒进；大跃进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在改造小农经济、调整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制度方面的冒进。 总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后来提出的“三面红旗”的理论和实践则是错上加错了。  图片源自网络 40年来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三点：一是小农经济的重新确立；二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发展；三是市场经济的重新塑造。 很明显，那个年代的“热火朝天”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当时，谁也不会意识到，经济崩溃就在眼前。 2020-06-08初稿 2021-01-24修改 2021-03-22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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