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名医郭博信弃文学医之心路历程

我本是文科毕业生，但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却毅然改行学了中医，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是什么原因使我“半路出家”的呢？

这还得从头说起。我家是河北省丰润县人。1954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

我没见过祖父，但常听父亲说起一件事，那就是大约在1936年祖父得了噎膈病（即食道癌）。

当时祖父因进食困难已瘦得皮包骨，父亲请来了唐山一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这位老中医诊脉后，沉思良久，开了三味药，起身就走了。

没想到祖父喝了药豁然而愈，临到逝世前都没有再犯这个病。

后来父亲得了胃痛的毛病，找过当时在唐山行医的岳美中，吃了三副药就好了。

1955年，我母亲得了一种怪病，那就是平日里好好的，突然间浑身抽动，涕泪交流，呻吟不已，个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大约一两个月犯一次病。

当时我年仅12岁，每当母亲犯病时我都惊恐万状，心灵中的那种痛苦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急得到处找大夫给母亲看病，吃了不少西药也没有一点效果。

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回河北老家找到我的一个远房姨夫，他是当时冀东一带的乡间名医，小时候我就听了不少他治病的神奇故事。

这位姨夫诊完脉后，说我母亲的病是“肝风内搅”。

母亲说服了他开的药后果然口中“吐风”（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大量嗳气吧），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母亲只记得她服的药中有大量“蛇皮”（蛇蜕），所以她常说她的病是吃蛇皮治好的。

以上是我在青少年时期朦胧中感受到中医的神奇，但压根儿没有想到过我自己要当中医。

1963年我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1964年我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下乡到山西长子县南樟公西旺村，在吃派饭时遇到一家有一个4岁小儿，满脸长了脓疱疮，以两腮处最多，脓水淋漓，只露出两只眼睛，情极可悯。

家人说这孩子自生下来就得了这个病，服了无数消炎药也不顶事。年纪不算大的父母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

说来凑巧，当时我无意中看到《山西农民报》上刊载的一则验方，所治病症与这个小儿颇相似，说这个病叫“胎毒”，我当即就抄了这个验方给他家送去。

没想到过了三四天，这位父亲带着孩子来了，一进门就说：“吃了你的药，孩子的病更重了！”

我一看，这个小儿的脸比以前烂得更厉害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甭提多懊悔了：我又不是大夫，管得哪门子闲事？

农民是朴实的，这位父亲没有再说什么，领着孩子默默地走了。

正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猛然看见那张报纸还放在桌子上，我下意识地拿起报纸，再看那则验方。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发现这则验方后边还附有一行小字，说此方是以毒攻毒，服后病情会加重，继续服就会痊愈。

这一下我大喜过望，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冲出门去，一路小跑到那农民家，对那小儿的父亲说：“不要怕，这是把毒攻出来了，继续吃药就会好的！”

大约过了十几天吧，这位农民又领着儿子来了，这次一进门就让这小儿给我跪下，说要认我为干爹。

我一看这孩子脸上光光的，终于露出了漂亮的小脸蛋。我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只是后来有一天似乎觉得应该把这张报纸保存起来，却再也没有找到这张报纸，至今我还觉得遗憾！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则验方里也有蝎子、蜈蚣。

我就是这样在一次次感受中医神奇的疗效中开始走近中医。但是，并没有一点“半路出家”的念头。

1972年，当时我在山西洪洞县雄火公社三阳堡村下乡，一天吃派饭到了一名退休老中医家。他叫李松如，年逾八旬，留着长长的胡须，一副典型的老中医模样，正手持放大镜聚精会神地读书。

我好奇地问：“老人家读的是什么书啊？”

他笑了笑，说是《伤寒论》。并且深情地告诉我，这是他读了一辈子、用了一辈子，一辈子也读不完、用不完的书。

我听了十分好奇，这是怎样的一本书，竟让这位老中医如此痴迷？

我接过李松如递过来的薄薄的这本《伤寒论》，只看了开头张仲景序言里说的话，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淬其内……”并指斥这样的人是“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可谓一句话惊醒我这个“梦中人”，而仲景仅用了八个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即指明了学习中医的方法。

李松如还告诉我，古之有志之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还说：“你是文科生，最适合学中医了。古人有'十儒九医’的说法，老百姓不是也这样说'秀才学大夫，好像切豆腐’吗？”

李松如的这一席话，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只不过是为学习中医打了点基础。就是在这间农村小屋里，我这个鲁迅的崇拜者却下决心与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弃文学医”。

我像小学生一样开始背《伤寒论》、背汤头、背药性，往自己身上扎针练针灸，成天跑往老中医家去质疑问难。

当时我所在的村里人知道这位老中医收了个“工作队员”当徒弟，也就开始找我看病了。

第一次“出诊”是到一个中年农民家，他患的是痔疮肿痛出血，连炕上、被褥上全部沾有许多鲜血，他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

乡亲们面面相觑：没有钱到城里看病！

我诊完脉后开了归尾三钱，升麻五钱，酒军三钱，蜂蜜二两。

其实，这是我在当时出的《山西民间验方秘方》（第1辑）抄的。可是病人服了两剂，总共花了不到4角钱，竟完全好了！

这一下引起了轰动，连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也来找我看病。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看病，又是扎针、又是开药，忙得不可开交。

我成了农民眼里的“香饽饽”，他们争着抢着让我到他们家吃“派饭”。

下乡回来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每天还是按点上下班，却整天在办公室里埋头读中医书，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本职工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顿时间我成了“另类”，自然引起同事们的不满，尤其让原来对我颇为赏识的罗书记大失所望，无论他怎样苦口婆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都不能令我“改邪归正”。如是者，竟有四年之久。

对我大失所望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刘梅校长。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刘梅等一批老干部又重新站了起来。由于教育已停办10年之久，各领导机关都需要人才。刘梅想到了我，问左右的人：“郭博信跑到哪儿去了？赶紧把他叫回来！”当时已在省教委工作的学长郭××遂给我来信，要我调回省里，被我回信婉言谢绝。

其实，那时我已拒绝了两次上调的机会，还有一次省里专人来找我谈话。

这些在旁人看来都是求之不得的“升迁”机会，但是都不如《伤寒论》对我的吸引力大。我已痴迷于其中。这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我也没法向领导讲清楚。

不知是苍天有眼，还是我对中医的执著感动了“上帝”。1976年，对我多年“不务正业”屡加批评而时常又被我顶得脸红脖子粗的罗书记，居然“法外开恩”，力排众议，一句话把我调到临纺职工医院中医科，当起了中医大夫！

没有医学的学历，虽然我穿上了白大褂，然而没有“处方权”啊！那只好我来开方，由别的大夫——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签个名字，再去抓药。1978年，经山西省卫生厅举行全省统一考试，我被录用为中医师，至此我才有了“处方权”。

多年宿愿得以实现，我总算是个名正言顺的中医大夫了，工作的热情可想而知。

大约在1983年，我得遇恩师梁秀清。

梁秀清是河北省巨鹿县张町乡梁庄村人，是名祖传九代的老中医。他身材修长，慈眉善目，一身农民打扮。因“文化大革命”等种种原因，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来到了山西侯马市郊区的西侯马村，住在一家农户的2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不仅住处偏僻，而且无任何行医招牌。但是天不亮门口来看病的人就排起了长队，患者几乎来自全国24个省市，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外国人。

梁秀清看病时，先号脉，号完脉后将患者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写在纸上，让患者自己看对不对，竟然是分毫不差。由于一下子说到了患者的痛处，有的哭，有的笑。

他是我至今以来遇到的唯一的一个“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由”的传统老中医。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儿！

梁秀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却使我这个有大学水平，经考试而获得中医师的人相形见绌。

全国那么多患者从大城市不远千里踏上这坎坷土路到这个小小农舍来找他，那是奔着疗效来的；而我这个现代中医每日患者也是川流不息，令我应接不暇，那是人们奔着医院这块牌子来的！

当时我真的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兴奋！

而梁师喜我忠厚，待我如亲生子女，诚心地教我，他号完脉就让我号，然后给我讲这是何脉、此脉何处有异而为何证，该用何药。

我则聚精会神地仔细揣摩，一门心思地学呀，学呀，憧憬着有一天我也成为梁秀清这样的中医大夫！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我高昂的情绪却又沉入了底谷。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来是临汾与侯马间差不多间隔有100来公里，路上耽搁不少时间；二来我是公职人员，只有星期日这一天才能去，一年能学习几天？但更重要的，不管梁师怎么教我号脉，可我总是云里雾里地，“心中了了，指下茫然”，怎么都找不着他说的那种感觉。

梁师笑了，他拉过我的手说：“你看你这三个指头的指尖，平时干活都磨厚了，反应不灵敏了。”

他伸出自己的三个指头，指甲都超过了指尖。

梁师说：“指甲起什么作用？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指尖嘛！”

梁师平时给我讲的号脉的道理，大多都是《内经》、《难经》上的话。

梁师说：“书上虽是这么说的，你光从字面上了解是不行的，你得练功。就像拉二胡，你知道怎么拉了，不练功你能这么一拉就是这么个曲，那么一拉就是那么个曲吗？”梁师告诉我，平时每天清晨要在野外练功，即闭着眼睛意念你的三个指尖，时间长了，练到一意念指尖似有小虫子爬行的感觉，这才可以开始号脉了。

听了梁师的一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医看似平常的“三个指头，一个枕头”里却有这么大的学问那！我们光知道古代有神医，哪知这神医单号脉就得下这么大功夫呢！

于是，每天一大早，我就到野外田间一门心思地开始练功，练了好长时间，这三个指头也没出来梁师说的那个感觉！

但我还每天练啊，练啊，我想“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一定要持之以恒，因为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但是正当我志在必得，一门心思练这“三指禅”时，得知的一个情况，却让我高涨的心情又一次跌到谷底。

在一次诊后聊天时，梁师告诉我他是8岁开始在父亲指导下练脉诊，三年后才开始学习中药知识。噢！他这是童子功啊！原来我只知道唱京剧、练武术的讲究童子功，“要从娃娃抓起”，敢情这中医也讲究“童子功”啊！中医这道也太深了！

一个无情的事实又一次摆在了我的面前：我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甭说练“童子功”了，整个的青春岁月都消耗在与中医丝毫无关的知识里；再者说，我是有工作的人，只能靠星期天才能去学习，且相当多的时间耽搁在来往的路途中，一年下来能有多少的时间啊？照这样下去怎么能修成正果呢？

但是，尤令我绝望的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都已过世了，我走访过的周边的中医大夫都是院校毕业的“现代中医”。他们心安理得地从事着自己的职业，拿着固定工资，顺理成章地晋升着自己的职称。我一个一个地拜访他们，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地说：“嗨，中医号脉就那么回事，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人家科学仪器这么先进，不比你号脉看得清楚？”

这可真让我欲进不能、欲罢不止啊！

1983年，正当我苦闷困惑时，山西省针灸界耆宿谢锡亮受山西省卫生厅的委托，在曲沃县举办“山西省针灸提高班”，他通过上级部门把我借调到这班里来给他帮忙。在他请来的省里讲课的老师中，有一位老师叫范其云，是当时山西人民出版社医卫编辑室的编辑。

范其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却酷爱针灸，也是“半路出家”。

范其云见到了我，发现了这儿有一个既懂医、又懂文的人，这不正是出版社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合适的医学编辑吗？他回到太原后马上把这个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省里的一纸调令下到了临汾纺织厂的党委组织部。

这次上边来调我，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婉拒”。

我开始犹豫不决了：去吧，意味着我这个“改行”的人又改回去了，重新从事文字工作，我舍不得中医这个职业；不去吧，当个这样“平不塌”的中医，也不是我“矢志岐黄”的初愿，如何是好？

我又一次走到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调令拿到手里，惆怅了半年之久。

有一天我突然猛醒，像梁秀清这样的传统老中医，如果不在世上了，这世界上还有谁知道中医的神奇呢？永远不知道了！！世上再也没有这回事了！！到出版社的医卫编辑室不就是出医书吗？纵使我自己当不了好中医，为梁秀清这样的传统中医出书，让世界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也不枉我此生热爱中医一场！

我开始有了使命感。我想，纵使我自己成了个好中医，能救几个人？不如让大家知道中医是什么样子，学好中医，那能救多少人啊？牺牲我个人的一点前途算什么？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毅然决然地到出版社报到。

就这样，从1984年起，我又开始了人生的编辑生涯，一干就是15年，发疯似的组稿、编辑中医图书。

在一次选举中，我当了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总编辑，还兼任过《中医药研究》杂志社的社长。

1994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出版参考》第9期在“读者心目中的名社名书”一栏里，国内500余家出版社中仅有14家入选，医药类图书只有一家，那就是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评语是这样说的“晋版医药保健类书显现风流，有关民间偏方、验方、食疗、养生类书香逸四野”。算是对我工作的一点嘉奖吧！

1995年，时任山西新闻出版局管理人事的张××副局长（后调离出版社当了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当总编辑。

在各省的出版界内，人民出版社都是“龙头老大”，行政级别高出一格，其他专业出版社都是“小社”。这等于是对我的提拔，但还是被我一口回绝了。

因为到了人民出版社，我就不能出中医书了。那就意味着中断了我热爱的中医事业。

我想，恐怕张局长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不识抬举”的下属。但是，他不知道我整天忙忙碌碌到处出差组织编写书稿，天涯海角地寻找会治病的老中医，不管你是民间的、还是在职的；不管你是有职称的，还是没有职称的；只要被我发现，我就组织他们写稿，给他们出版，我这是在忙着自己的“中医事业”！

黄杰熙的书稿就是因为寄到北京一家专业医学出版社，人家没打开第二天就退回来了。因为你的稿件来自太原一个中学校，根本不是医疗单位！

黄师从此心灰意冷，我拿来书稿仔细一看，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何也？黄师虽是个中学教师，但对中医理解那个深，那个透彻，那个深入浅出，迄今未闻啊！

于是我立即将其编辑出版，并且还给他出了新的题目写作，故后来又陆续出了几本书。

在我发现黄杰熙后，每天一大早5点多我就到了出版社，忙着编稿和安排工作，等到8点钟大家都到齐了，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到黄杰熙那里学号脉开方去了。差不多11点左右，我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办公。为了不因为学医影响工作，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我很少在家休息过。

我的恩师李可，16岁初中没毕业就毅然从军，却在23岁时蒙冤，两次入狱，50岁后始得平反昭雪。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悲剧。

然而，自我得识李师的20年来，不仅从未见到他流露过一丝哀怨，回首往事，在他那瘦削的脸上却总是映出欣慰的笑容，这是什么原因呢？却是因为他在狱中得识一位老中医，将他引入岐黄之门，逆境中学习中医，尤对《伤寒论》情有独钟而终生研习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感到无比的庆幸！

古老的中医竟让一个身陷囹圄的人转祸为福，而一部《伤寒论》也不过只仅有区区的4万字，这是怎样的魅力！

无独有偶，我也是被《伤寒论》深深吸引，在几近中年时，义无反顾地步入了岐黄之旅。

1991年我得遇恩师灵石县中医院院长李可。所谓灵石县中医院，当时给我的印象不过是有几间古老低矮的瓦房而已。室内光线暗淡，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脸型瘦削，但却精神矍铄，两目炯炯有神，颇有古道仙风的感觉。

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这回是真的又发现“新大陆”了，不仅拜他为师，而且立即约他写书。

我来往穿梭于太原、灵石间，达10年之久。

2002年《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终于出版问世了。我还为此书写了篇序言，所为者何？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太重要了，为当今中医治疗急危重症填补了空白。是的，毋庸置疑，每一位老中医干了这行一辈子，都有自己的宝贵经验，都是各有所长，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

但恩师李可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经验几乎是所有老中医都没有的，填补了当今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空白。他与死神搏斗，“一心赴救”的忘我精神和胆略，他的特殊经历，他对中医的无比热爱和执著，他对大毒附子的感悟，都是超乎寻常的。

至今回忆起来，得遇恩师李可是我主持中医图书出版以来最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此书自10年前问世以来，已重印29次，仍畅销不衰！

1998年我从出版岗位上退下来，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平台——开办了中医诊所。诊所里除了堆满了中药饮片外，凭的就是“三个指头，一个枕头”，轻装上阵、爽爽快快地当起了“纯中医”。这回全部是我说了算。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购中药饮片，不计价格、不问成本，尽可能用地道药材。能用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质量好的，不用质量次的。为此，我不仅无数次到河北安国市药材集散地亲自选药，还到过许多省内、省外的山区采药，而且还要亲自尝药，拜师交友，白天看病，晚上看书。乐此不疲而不知老之将至。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验证中医的科学性，故而今天有是书之作。

回顾往事，我和李师有着非常相同的感受——“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奇遇”。不过我还比他多了另一个欣慰，那就是在学习中医时虽然曾经“歧路亡羊”，所幸还能“迷途知返”！

我不曾遭受李师那样的人生不幸，我不曾“塞翁失马”。是中医的魅力使我在一次次面临人生道路选择时，一次次义无反顾地来选择了中医，又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不断感受着中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