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启示录：中国古代史重建应淡化“中...

【三星堆启示录：中国古代史重建应淡化“中原文明”意识，增加中华文明整体意识】
自殷商以下，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古代中原包括关中平原、豫西地区和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龙头地区、核心地区。但自殷商以上，中原地区是否具有龙头地位，从考古文化来看是存在疑问的。
比如，在大约5000年前，我国率先进入文明门槛的是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2000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大城近300万平方的规模以及发达的祭祀文化，足以使良渚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媲美。在良渚兴起后，石家河古国随之兴起。江汉平原古城星罗棋布，是中国史前文化中古城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中，城址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很快，成都平原的古代城市群也随之兴起，其中面积最大的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再其次，黄河流域的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先后崛起，其中陶寺古城面积达280万平（前2300-1900年）、石峁古城面积更达到惊人的420万平（前2300-2000年）。
良渚、宝墩、石峁、陶寺被称为中国史前四大古城，其中前两个在长江流域，后两个在黄河流域，真正居于中原地区仅有位于山西襄汾地区的陶寺古城。当前，“多元一体”是学术界的主流共识。考古发掘证明了多点起源、逐渐汇流、形成一体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路径。因此，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长城学者易建平先生说：“如果大家继续坚持中原中心论，又怎么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么可能打破困境来证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呢？”
谈到中华文明的形成，笔者有一种认识，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争夺占有“中华文明主导地位”的话语权的问题。这种行为的典型说法，就是把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用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路径来解释，把中原地区称为主干、核心。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意识到，中国大一统的文明形成之前，是可以有若干个区域文明齐头并起的。其次，这种说法也脱离了考古学材料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比如，李新伟先生就指出：“庙底沟类型核心地区聚落和人口的锐减，确实造成'中原’处于一种空虚状态，引领作用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把中原文化的发展路径描述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但从年代来上说，早于二里头的齐家文化已经出现二百多件青铜器，且二里头文化只存在二百年稍多一点（前1735-1530年），且最兴盛的三、四期主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商代纪年之内，并且随后在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高水平发展的青铜文化，如广汉三星堆、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阜南台家寺、郑州商城等，在殷墟兴起不久，盘龙城、大洋洲、台家寺等青铜文化衰落的同时，湖南宁乡铜器群、汉中盆地城固洋县铜器群、陕北铜器群、金沙遗址等一批青铜文化又出现。从三星堆文化呈现出来的特征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区域文化的交流广宽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反映在三星堆文化身上的对中国各区域文化的接纳甚至超过殷墟文化。因此，如果三星堆文化在当时还不算代表中华文明的核心的话，那把时代相当的殷墟视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又有多少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期总体上还是处于进入大一统之前处于百花争艳的状态，只不过，这一时期离中华文明的大汇流时间越来越近，所以才会出现三星堆和殷墟这种在当时属于“强中之强”的青铜文化，但二者仍不具备“中央王朝”的实质。进入西周以后，中国各区域的关系在进一步拉近，以致进入春秋战国后，在中国思想界正式出现了“大一统”的理论，从而才为秦王朝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因此，把握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路径，我们应该少谈点“中原文明”，多一点“中华文明”的整体意识。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路径，应当意识到“先有各区域文明，才有大一统文明”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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