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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比《山海经》慢一百多年，是鲁国孔子编著的夏商周史，据说是根据各朝的王室资料编写的，很有权威性。 但《山海经》，却因为古人不解或无法解，至今保留了二千多年前较真的面貌，就如屈原的《天问》等著作，又有几人能解！这不得不说是中华文化史上因祸得福的意外惊喜！ 《尚书》宣称是王室资料汇编，可信度十足。但目的却是为了掩盖《山海经》的真实记载，导致二千年世人解不透《山海经》。 孔子原是宋国人，宋国、鲁国又刚好被楚国新吞并的地域包围，也就是《山经》的首经。故鲁国人也编著了以鲁为中心，类似《山海经》的书籍。混淆了真实的，以楚国为中心的《山海经》，汉代又把两者混淆编乱，现在的《山海经》，是同名不同地，同人不同名，同事重复记载又各执一词，时间线随意穿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几乎是五过五。不信，可以把《山海经》分成两本，历史即解。 《史记》作者司马迁本来是有机会洞察历史的，可惜他太信《尚书》，也不相信其他地方有文化，连楚文化都不解，就判《山海经》死刑，结果把舜帝一路南迁解读成“南巡”，也就再一次转移了国人的视线。 《禹贡》曰：“鲧死三年复生禹”，其实是无意间说明，禹是鲧收养的上游水灾放生的孩子，男人就是这样生子的，鲧、禹不同族，不同文化。尧舜以治水的名义征服上游，恢复夏朝，实质就是传承昆仑太阳崇拜。所以，最初的夏是鲁南、良渚、东南沿海、西南巴蜀，最终的夏是回到昆仑太阳崇拜。潮州夷夏之俗就是这样来的！ 《徐偃王志》中记载：“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以前所未有的确定纪录，陈述了徐国之地“即诸夏也”。而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左传》中，同样对华夏故地位置做出了明确记述，分别明确记载记述了徐国与华夏故地的同一关系：“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吴犯间上国（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失华夏”。可见，早在几千年前，江南、东南到处自称夏。 难怪司马迁写《史记》时还重申：“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甚至认为，“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等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国家后就以夏为国号。笔者称为沿海部落联盟。 古人其实都不知，《山海经·大荒经》就是记载良渚被淹没的年代的。大荒，即大水淹的荒野、滩涂，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楚国吞并了七十二家周诸侯，才知道中原海侵史，才编《山海经》问罪周王室。但楚国记载的中原史，当然不被宋鲁齐国承认。三星堆一发现，《尚书》、《史记》看来是掩盖不住了。 东南沿海潮州的“三首国”，是娥皇组建的“三身国”，是转移到西南的“三身国”，是夏后启北的“三身国”，三身国“使四鸟”卫队，也成了《西经》的“先民之国”，二里头的原始瓷“象鼻盉”，也产自东南沿海。 潮州“三首国”在《海外南》，是商犬侯后裔所建，有界碑可证；开明在《海外西》，有鳖灵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开明帝，治蜀300余年。《海外经》就是商未周初。 《山海经·大荒经》记载的南流江，“荣水穷焉”之处，就是意溪，出海口就是溪口，“少和之渊”就是河内湖，溪流小时就成湖，水就泄到《大荒经》的“从渊”，即《南次三经》的南禺泉穴，唐代白居易说的“凤池”，宋方袷说的唐代“鸭湖”，“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就是涸溪。“从渊”、“凤池”、“鸭湖”，都是高处通过地下沟壑泄泉的。“南属大荒”，正好是韩愈《泷吏》说的：“州南几十里，有海无天地”。 良渚、三星堆，就差一个南渚了。试看潮州人破解《山海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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