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杯酒释兵权”真有历史上夸的那样为“千古仁政”吗？

​​说到宋史，我们不能不提及“杯酒释兵权”事件。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因为是在酒席上做出了决策，所以史称“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千百年来直被世人大肆称道为宋太祖仁政之一。历时至今，无论怎样细查，怎样怀疑，至今也没有谁能发现并证明这件事是假的。于是就没法不称道赵匡胤是真的仁义了，比之刘邦、朱元璋那样大杀开国功臣，他真是好得太多了。

但是细想一下，我们没法不摆出这样的疑问：

一、即石守信等人是开国之功臣吗？

二、赵匡胤是不能杀，或是不敢杀，还是没有必要杀？

三、“杯酒释兵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首先说一，当刘邦、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时候，都是到了天下一统之后才开刀的。那么赵匡胤呢？这个时候他仅仅是把原后周的天下稳定下来而已，根本谈不到什么开国。而石守信等人最大的功劳，也只是在陈桥兵变时或里或外地推举赵匡胤政变成功而已。说到开国功臣，他们还谈不到，最多只能算是立国功臣。

再说二，赵匡胤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真的是威胁到了他的帝位以及生命了吗？根本谈不到，他们的威胁都是潜在的，最多只是怕他们步赵匡胤的后尘，也被部下逼着当皇帝而已。这有多大的可能性呢？犯得着刀头见血，让极力维护的和平形象受损吗？

所以，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完全可以看得淡一些，它的确可以算是赵匡胤的仁政之一，也给赵宋的官家们以后的立了个好榜样，但是它与刘邦、朱元璋等人大杀功臣的行为完全不可比，因为终赵匡胤一生，以及赵光义的一生，甚至赵宋所有官家的一生，都没有到达刘邦、朱元璋的境地，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来大杀开国功臣。

除了以后的宋高宗赵构，此人才真正杀了他的开国功臣，杀得千年以来，无数国人扼腕痛恨！

最后说一下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杯酒释兵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按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从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举。毕竟，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二是辅以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
“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赵匡胤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战争局势，与两宋所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他们都极为骁勇善战、强悍暴烈。若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得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军权剥夺，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事实也证明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

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增加了更多更大负担与伤害。

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的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

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

综上所述，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真可谓利大弊也大。若按国家治理、军队管理、统治艺术、管理技巧说，其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适当的、不正确的。在国力尚不充足、民生尚不富裕、社会尚不安定之际，采取慷国家、民生、社会之慨的做法，无疑于是在积贫积弱基础上雪上加霜，无疑于是国弱民穷现状下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