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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作者:徐倬云  《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本书立足于宇宙观、社会形态、宗族与人际关系、文学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说起“文化”这个命题，可能会让大家有些空泛、抽象。因为我们谁也不能给文化下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因此，要谈论“文化”，我们就必须从政治、社会、经济、心理、情感、文学等多个角度切入去讲，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而且，大家一般对于文化的内涵理解也并不深刻，比如，如果一个老外问：请举几个体现中国文化的例子？我们一定会对他如数家珍：清明节、端午节、孝道、祭祖、汉服、汉字，等等，每个人都能说出几样自己了解的传统文化。但如果他继续问，这些文化背后有什么内涵？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要是你对这些传统习俗了解的比较深刻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清明和端午，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臣介子推和屈原，体现的是我们对忠臣的敬重和对先人的怀念；孝道祭祖，则体现了我们的宗族传承与敬天法祖的传统；汉服汉字，体现的是我们的礼教文明与文化传承。 中国之所以会演化出，如此独特文化的原因，就要从咱们今天要谈的话题——“中国文化的内核精神”说起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哲学眼光和人文情怀去回答。 中国文化这个话题，是个大命题。而要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并融诸于一本小书，则是个难上加难的课题。但许倬云先生却用一本《中国文化的精神》，为我们提炼出了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这本书，不仅能回答前面提到的疑问，更能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深远的现实价值。 本书的作者是许倬云。在十三邀新闻节目中，著名媒体人许知远评价许倬云是：“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是中国文人少见的受到西方式知识训练”的人。许先生有学贯中西的学术造诣，这与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少时，他遭遇战乱，颠沛流离，这段经历非但没有令他向现实妥协，反而影响到了他此后的学术和人生选择，加深了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思考。 1948年，18岁的许倬云进入台大，师从民国著名学者傅斯年。傅斯年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由此，许倬云也接触到了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后经胡适推荐，许倬云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开始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后来，他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而在他的学生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著名作家王小波。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许倬云先生在88岁时的作品，全书试图为我们勾勒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结构，并用大量社会、心理、文学、宗教的实例予以填充。书中提炼总结了我们的生命态度、家族观念、生活理念、宗教与信仰生态等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难能可贵的是，全书论述的出发点和参考材料，大多是关于普通国人生活的史料和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因此，书中的内容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此外，本书还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许先生指出了现代文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试图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上去寻找解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些类似于“新儒家”的士大夫，而对现代性和现代化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当然，不管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否能真正的拯救新时代的焦虑，至少许先生字里行间的温情和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接纳的。在他的笔端，流露出的是顾炎武的那种“君子为学以明道救世”的现实主义情怀。所以，这本书虽然是传统文化著作，却关注了诸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一定能从中获取养分，收获体悟。  下面，我们就一起，从万物的秩序与变易、人存在的意义、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几个方面出发，去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精神内涵吧。 咱们的第一个话题，要先从万物的变易和秩序开始谈起，因为这展示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 宇宙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中国古代著作中说的：“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所表达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明确的时空观宇宙观，并将这种观念具象化为一系列节日、传说和哲学体系。像农历节气、五行阴阳、象数占卜……无处不体现着我们祖先强调变化，同时又重视秩序的独特宇宙观。 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农历来说吧。农历的英文含义是“月亮的历法”，但这种翻译，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我国古代所使用的农历，其实是一种阴阳合历，它以月光还未出现作为本月第一日，以满月时当做月半，月光消失作为最后一日，每个月有29.5天，加起来，要比阳历稍短一点点。而二十四节气，则是根据太阳年的长度来划分，每个节气间隔15天左右。 二十四节气的出现，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必须勤勉劳作，以免耽误农事。为此，他们通过精密地观察天文物候的变化，综合太阳月亮的时节，制定出了农历。这一历法，虽然在精确度上，不如西方的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但却体现着我们与时空密切的交融感。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清明容易下雨，立秋过后天气会转凉，而当天气骤然下降变冷的时候，也基本是在秋分前后。可以说，农历中，浓缩了中国古人对气候的东西，庞大的时空便在这小小的历书上，无言地为我们的生活做了脚注。 中国古人还把节气抽象化，变为了一种思维。他们纵观四季的不同，对世间万物进行了一种理论化的分类，慢慢的，就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五行学说。 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它们代表世间五种基本的物质形态。这种分类法是颇具广泛性的，几乎世间万物，都可以纳入五行之中。比如，南方属火，代表色是红色。中央属土，代表色是黄色。东方属木，代表色是青色。西方属金，代表色是白色。北方属水，代表色是黑色。这是方位的划分。四季也可以这样进行划分，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而夏天与秋天之间的时间，也就是农历六月份左右，古人称之为长夏，这个时间属土。 古人之所以会这样划分节气，是通过 “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推导出来的。比如，古人认为，在冬日寒冷的肃杀之中，又孕育着春日的希望，而水正是有收藏生发之意；同时，春天的万物生长，正巧对应了五行当中“木”的属性。冬春的交替，也恰巧对应了，五行中水生木的理论。所以，五行的框架虽然看似较为朴素，但实际上也能对应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反映了古人对天地时空的独特认识。 中医的理论中，也运用了五行的理论。中医认为，人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心对应火，脾对应土，肾对应水，肺对应金，肝对应木，外面大宇宙的变化，对小宇宙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在冬天，就宜养肾，养肾就宜吃黑色食物，这就是食补。中医对“五行”说的使用，是为了说明每个器官具有本身应有的特性，而季节的转换则会引发器官本身变化，许多器官之间的变化也是彼此牵引，一旦失衡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疾病。 虽然这样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有局限的，根本算不上科学。但从中所反映的，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他们把人与天地万物看做一个和谐系统去看待的。 如果说古人通过五行，是对世间万物的秩序有了初步认识，那么古人对世间万物的变动的认识，就体现在《易经》之中。《易经》的名字，意为“论述变化之书”。《易经》是以曾经发生的案例作为参考，来预测未来事件的后果。比如，《易经》的卦辞：上九，亢龙有悔。意思就是，事情如果做得太强太过，便可能像飞腾上天的巨龙，虽然高居天上，却难以下来，这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无路可走，下一步，就要盛极而衰了。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指导。 《易经》是一套极为庞杂繁复的理论体系，为了方便实际使用，古人又将《易经》的理论具体化，运用于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堪舆之学，也就是风水学。这是一门以地理形势和人类生活相配的方术，堪舆学把八个地理方位对应为八卦，而高低对应为阴阳，借此选择适合居住和埋葬的地点，即所谓的阴宅阳宅。古人会将大地山川看作有机的生命体：山川的配合，犹如阴阳的互补和互济，可以构成平衡，而平衡的交汇点，则是风水最佳的位置。 总之，我们的传统文化始终将人和宇宙视为一个整体，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描述了世间万物的矛盾变化以及反应和发展的进程，五行、四季、易经、堪舆，无一不体现着我们祖先，探索变化又重视秩序和谐的宇宙观。其中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魅力，并指导着我们的生活。 以秩序和变易的理念，认识了宇宙天地以后，古人又把目光转向了自身，开始研究起“生死”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中，“人的生命何从何去”都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议题。 王羲之曾在《兰亭集序》中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意思是，不辨出生与死去、不分高寿与短命，都是很荒唐的。 的确，古人很看重自己的生命价值，倡导活着的时候，要积极入世、立功立业，纵然死去，也是要视死如生，慎终追远。像魏晋时期那种“一死生”、“齐彭殇”的虚无主义思潮，是历史的例外。在大多数时候，中国人在信仰上，是很严肃地对待生命、对待生活的。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生命，具有集体和个体的双重意义。从集体意义而言，我们的祖先都是聚族而居，凭借“姓氏”确定了族群的划分，同姓则聚为一族。我们每个人的“姓”，是血脉和生命的来源，所以，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族群中的一员。在族群里，还有更加亲密的、父子祖孙相承的亲缘系统，维系着小家庭内的传承与发展。 在古代，年轻人到了十六岁，女子可以出嫁，男子可以进入社会。古人便为长成的新一辈人及冠加笄，为他们戴上独特的帽子，改换服装，这就是古人的成年礼。从此以后，他们将从父辈手中接过兵器和锄犁，作为君主的农民、战士与纳税者，同时也是家庭和宗族的成员，继承个人作为社群和社会一员的责任。而到他们老年之时，因他们身体衰弱，便放下手中的工具，把社会责任交付给他的子女。但老人经验较多，可以对子女的生活、农事做出指导，因此我们有了敬老传统。族群如此一代一代地延伸传承，长达数千年之久。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的生命观始终是看重现世，但我们也有敬重鬼神的一面。不过，我们对鬼神的敬仰，是出于对祖先的敬重和尊奉，不像埃及人、印度人那样，纯粹是为了来世的好报。所谓敬天法祖，就是这个意思。《左传》说，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这说明，在古人的认识里，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打仗与祭祀。 秉着严肃对待生死的态度，和认为人死后魂魄不灭的观点，古人是非常看重祖先祭祀，以及死后的灵魂世界的。《礼记·祭仪》中说，人断气之后，家人们要做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带着死者的衣服，爬上屋顶呼叫死者的名字，请他回来；三次叫不回来，就把衣服放在原来的寝床上，使魂魄有所依附。最后，要给他准备一个木牌位，上面写上他的名字，由此，他的灵魂就能与祖先一同在祠堂中享受烟火和祭拜，而不至于到处流落无归。 灵魂之外，还有“魄”的存在，它会和躯体一起在地下安息。古人讲究入土为安，人的生命是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死后是生前的延伸，而且每一代都是从生前这个世界延伸到地下的世界。皇帝在地下，当然也是继续做皇帝，所以才会准备兵马俑、财宝等等。当然普通人在地下，也要备一点纸钱，以供在阴曹地府买路。 不过，纵然是达官贵人，坐拥财富和官位，在死后也会被历史迅速地忘掉。那要如何才能做到身后不朽、为万世所铭记呢？对于这个问题，儒家给出自己的了答案：三不朽。《左传》中提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因此， “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逐渐开始成为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 所谓立德，就是树立伟大人格，供人纪念。这一点，带有一些宗教性，就像基督教死后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追封为“圣人”一样，儒家也会在某些人死后，将其成神封圣，比如关圣帝君，就是立德的典型。 在如今，慎终追远、崇功拜德的理念仍旧存在。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一开头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崇拜介子推、屈原等忠臣，为什么会对先人予以祭祀，其本质还是因为我们的生死观。 古代的民俗信仰，虽然已经废弃了不少，但我们今天的丧礼中，也还有焚烧纸扎器物、纸钱的习惯，在新年、除夕、元旦、清明和冬至，也都会祭祀祖先。甚至在某些家庭的新年饭桌上，还会为去世的先人留一副碗筷，这其中都是表达祭亲如在、事死如生的态度。 当然，中国人不仅重视生死，还重视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宗族内部的和睦亲爱，也有与外人之间的社交网络。那么，走出宗族与家庭的门槛，走向社会这一广阔天地以后，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如何塑造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交际的呢？ 唐代大诗人王勃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给予我们精神的抚慰与现实的帮助。世界到处都有人类的集体组织：最开始是村落、是部落，到了近代，则是民族和国家。但这些团体，都不如所谓的社区和社群更有凝聚力。 而在中国，这种社群共同体，就叫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大网络的中心。从他身上，可以延伸出亲缘、姻亲、朋友、师生、同事、同学等多重关系。社会关系越近，他与对方就越亲密，相互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也就越多、越广泛。差序格局的特色，在于“对外是一家，对内却有亲疏远近的差别”。比如，在对外时，我们会说，我是某家的人，但在家庭内部，却与不同亲属有亲疏之分。  在书中，许先生把这种人际网络内部划分为六大类人群：第一种是“亲”，就是同姓宗族内的人。第二种是“姻”，就是姻亲，我们爱人那一方的宗族。第三种是“世”，就是世交，普通朋友可以归入此类。第四种是“僚”，就是同事。第五种是“年”，就是同科，当时是指的同年同场科考之人，现在不存在了。第六种是“学”，就是同学。此外，师生、师徒，师兄弟姐妹，也要算作这格局中的一部分。 身处这个网络之中，我们需要对其他人担负权利和义务。在家中，我们要父慈子孝，夫妇敬爱，兄友弟恭；对朋友，我们要讲信修睦，宽仁待人，以诚待人等等。许先生认为，在这样的相对关系下，也就无形之中规定了人际关系处在什么样的关口，要对什么人要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对什么人可以期待什么样的援手，也会比较清晰。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社会网络上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会完全孤立无援，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 而这种人际关系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所谓的“世家大族”。一群亲缘或类亲缘关系的人相互结合，以深度的合作，组织为一个同生死共荣辱的共同体。比如，在香港的新界，有某个郑氏宗族，在这个上千家的大村落里，每家挨户排列，同时，每家不超过三间房。全族共有海边新辟的土地，按照各家的劳力分配耕地，其祖产便是村子里的房子，按照需要分配住房。 这种聚族而居、世家为治的社会网络，在政治上也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上，这种世家大族以“乡土”的观念编织起了庞大的地方组织，他们的领袖，也就是地主、乡绅、乡贤，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 咱们就以许先生的家乡无锡为例来说吧。在无锡，江南士绅集团自从明代以来已经逐渐成形，这些士绅执行着地方的管理工作，而中央的皇权，实际上到县一级就结束了。在地方，每一代人差不多有二三十名士绅，来代表三五十家大族共同参与地方管理。这些管事的士绅，并不是以财富或是官位，直接参与地方的管理工作。大致上还是以人品和性格而被大家推举出来。也就是说，选拔出来的都是德高望重、能够服众之人。 就算在天下大乱之时，这种基层自治体系也能积蓄力量，组建民团保卫乡里。许先生举了个民国时期河南某县的例子，该县某士绅在所辖区域，推行保甲制度，家家联防，使盗贼无所藏身。当地居然可以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区域甚至可以不经过法律、纯粹依靠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的秩序来自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核心在于，乡绅们会强调人人尽力为人，同时也为己，他们会以道德的力量约束大家，从私扩展到公，促使大家共同保持乡里的安全和繁荣，实现传统中国的理想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是由近及远，逐步蔓延的。我们从最亲近的骨肉，延伸到宗族、乡里，乃至师生、朋友、师徒、同学等社会性的团体。我们在这个格局中承担义务，同时也得到他人的帮助与救济。这种构想，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叠。 所谓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我们每个人都从提升自己开始，先照顾到亲戚朋友，然后是师生朋友，逐渐把差序格局的网络笼罩于更大的人群。在拓展社会关系网的同时，我们是集体的一份子，但也不是完全屈服于集体的“人情世故”。 我们付出的义务，与从集体得到的保障，是互为因果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朋友不再慰问你的生日，那么你也就不会再慰问他。而如果有人送你东西，你就应当回送。在这种礼尚往来中，逐步加深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并促进个人在集体中的发展。许先生认为，这种基于情感的、紧密的、互相依托和帮助的，人际关系能破除西方的个人主义带来的孤独和割裂。显然，在今天的社会中，他的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天地谈到个人，又从个人谈到社会。现在，我们不妨再举一些小说的实例，从文学的角度去管窥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所以叫做“管窥”，是因为一本小说，虽源于许多民间故事之类的材料，但毕竟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只能代表作者本人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小说，才恰恰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貌，也能渗透到当时的社会文化之中。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爱好什么、排斥什么，崇敬什么，畏惧什么。所以，小说也是反映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我们先来说说《水浒传》。《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的作品，描写的是宋代梁山起义军中一百零八人的英雄故事。它反映的是社会底层的生活和价值观。而在传统“忠孝节义”的价值观中，梁山好汉们最看重的是“义”。因为他们里面有叛军军官，这不忠。也有无法成家、不能履行宗族义务的，这属于不孝。但即便如此，这一百零八人还是能靠“义”维系在一起。这个“义”，就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 但是，如果细读，我们就会发现水浒中的人，并不是真的 “忠义”。比如宋江，充满心机，虚伪不堪，他上山前对李逵极尽拉拢，开口闭口“兄弟”；上山后，却改成了“黑厮”，还几次要斩李逵。还有吴用，设计杀了无辜的儿童小衙内，逼美髯公朱仝上山；梁山打曾头市打祝家庄，是为了补充军粮，也看不到什么劫富济贫。 按许先生的理解，《水浒传》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施耐庵身处元明交替、天下大乱中的人生体验。他自己在乱世几遭不测，因此悲观失望，认为世间种种作为，犹如梁山的五年，其中有虚假、有苦恼、有失望，最后是一场空。就像他安排的情节，鲁智深、武松因为觉悟了佛家道理，而最终得以圆满，宋江未能觉悟，因此遭灾。书中包含着施耐庵面对无常的命运，惶惑无端，向宗教寻求安慰和帮助的无奈。 相比之下，《三国演义》中却充满了英雄建功立业的豪情，充满了兄弟知己、相亲相惜的忠义之气。诸葛亮一时俊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是，刘备的三顾茅庐终于打动了他，他为了知遇之恩，从此死心塌地辅助刘备。纵然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传统士人的义，也是诸葛亮对刘备这个知己应尽的义务，同时也包含着对刘备这个主公的“忠”。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是曹操去三顾茅庐，诸葛亮会不会帮他呢？恐怕很难。诸葛亮帮助刘备，是因为刘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汉朝复兴。而曹操在文中，始终都是一个篡位者。因此，在曹操阵营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义”，充满的多是欺骗和利用。作者罗贯中在情感倾向上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以利而合、无利则散的利己主义集团并无好感，他喜欢的是刘关张诸葛亮这样的、凭情感和义气结成的集团。这种集团秉承“忠”的信条，走对了道路，便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小说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最后，我们再借《西游记》，来谈谈传统文化中宗教的问题。西游故事的主角孙悟空，是一只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猴子。它在灵台方寸山学习了武艺，而灵台方寸，指的就是人心，同样，作者多次把孙悟空称作“心猿”，意思就是，孙悟空，代表的是你我众人之心。而孙悟空成佛的历程，其实就是我们人心的修行之旅。 《西游记》中掺杂了儒道释三家的观点，也有中国民俗文化中瑰丽多奇的神怪灵异故事。但全书是以佛教思想为主，譬如，文中经常提到佛教经典《心经》，并用《心经》表明了“西天取经”的核心意义——也就是体会“色即是空”“心无挂碍”。同时，书中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人要克服心情上的诱惑和障碍，才能得到解脱和自由。在路上遇到的苦难，无非是懦弱、动摇、怒气、怨恨、食欲、色欲等等。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中的诱惑。因此，在心灵追求解放的历程上，我们必须面临种种的诱惑。克服这些诱惑，就是我们人生的修行。这是许先生对《西游记》核心主题的理解。 许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散漫而无所联系。表面上是朋友，但其实唯利是图，人人争利，人跟人之间多是利益冲突，很难有和谐共存，更难有《三国》、《西游》中描绘的真感情，这让我们感到孤独。他觉得，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多从传统中寻求解法。平心而论，我们很难说，古代农业社会下诞生的哲学理念，就一定能补救现代文明的弊端，毕竟时代早已变了，不能强行类比。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再重建古时候的人际关系格局，也不会用五行阴阳的观念去看待万物。但我们可以从古人的留下的话中，找到一点智慧，并从文化源头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生活中的现象。毕竟，古人所传颂的忠诚、节义、互助、敬天等理念，纵然穿越时空，也具有不朽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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