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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的韦尔蒂:她远不是“地方作家”,在斑斓的微观世界中洞见一切真相 | 此刻夜读

 置身于宁静 2021-03-29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被低估的韦尔蒂:她远不是“地方作家”,在斑斓的微观世界中洞见一切真相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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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多拉·韦尔蒂

作为首位在世时作品就被收入美国国家文库的作家,尤多拉·韦尔蒂迄今还不大为国内读者熟悉。她生前虽然收获了八座欧·亨利奖和一座普利策奖,但在20世纪美国重要作家中,她的声誉都不算突出。无论在美国还是海外,但凡提到她,大家都会说:噢,她是一个专门写美国南方的地方作家。

韦尔蒂确实是一辈子偏安于密西西比州老家,但她的写作远不是“地方作家”的标签可以概括。诚如有评论所说,她的写作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未必一定要让叙事从“地方题材”升华到放之全人类而皆准的宏大命题。相反,韦尔蒂独辟蹊径,盘踞于现实这块基石,随心所欲展开美学摸索,在“如何写、怎样写”的创作过程中展开了斑斓的微观世界。

今年是韦尔蒂逝世二十周年,今天的夜读,摘选她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部分文字以飨读者。

被低估的韦尔蒂:她远不是“地方作家”,在斑斓的微观世界中洞见一切真相 | 此刻夜读

尤多拉·韦尔蒂的火车抵达宾州车站大约一小时后,我与她在阿尔冈昆酒店的房间会面。她给错了房间号,所以电梯门开时,我先看到她正在向门外张望。迎接我的是位高个、骨架宽大的灰发女人,带着歉意。她坦言自己对接受采访有点紧张,尤其是对录音这件事儿。描述完这趟火车行程后——她不愿意搭飞机——她振作起精神,问我能不能开始提问了。

采访开始以后,她渐渐放松下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并非守口如瓶”。她讲话不慌不忙,带有地道南方人慢条斯理的口音,斟酌着用词。她极其内敛,关于自己的个人生活不愿吐露一丝半分。

——采访者:琳达·屈尔

《巴黎评论》:你曾经写到,我们仍然应该接受简·奥斯丁类型的家庭小说。奥斯丁与你算是同类吗?

尤多拉·韦尔蒂:接受?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热爱并仰慕她的一切,极其强烈,但我不是因为我们是“同类”而去阅读她或其他人的作品。你提到的那篇是路易斯·克罗能伯格托我为他编的选集《短暂的生活》而作。他的确给了我选择:简·奥斯丁或契诃夫,我确实更敢于认为契诃夫与我是“同类”。我感觉在精神上与他更为接近,但我不懂俄语,而我认为不管是谁写他,都应该懂点俄语。契诃夫是我们中的一员——与当今的世界、与我的思想如此贴近,与南方也非常贴近——斯塔克·杨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被低估的韦尔蒂:她远不是“地方作家”,在斑斓的微观世界中洞见一切真相 | 此刻夜读

韦尔蒂作品《绿帘》 译林出版社

《巴黎评论》:为什么说契诃夫与今天的美国南方很贴近?

韦尔蒂:他热爱人们的独特之处,人们的个性。他将家庭的观念视作理所当然。他有命运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感觉,而他的俄式幽默在我看来与南方人的幽默颇为相似,这种幽默主要是性格里的。你知道,在《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聊个没完,而没人真正在听。然而书中贯穿着巨大的爱与理解,对每个人个性的了解与接纳、容忍,以及对戏剧性的强烈喜爱。像是在《三姊妹》中,但外面的一场大火正蔓延时,精疲力竭的他们仍旧在高谈阔论,威尔什宁说“我感觉空气中有种奇特的兴奋”,然后又笑又唱畅谈未来。那种对世界、对一切的敏感,来自他们的个性深处,对我来说非常南方。不管怎么说,我对契诃夫有种相当投契的喜欢,渐渐与之产生了紧密的连接。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回头去读弗吉尼亚·伍尔夫?

韦尔蒂:有。是她为我开启了门。初读《到灯塔去》时,我的感觉是,老天,这是什么?这种体验令我如此激动,乃至废寝忘食。后来我又看过好几遍,不过现在我重读更多的是她的日记。你翻开它的任何一天都是可悲的,然而她关于自己的作品、工作的精彩言论令你充满喜悦,超越了你为她感受到的痛苦。记得吗——“我走得不算远,但我想天空下已有我的塑像”?这难道不是很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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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与她的《到灯塔去》

《巴黎评论》:关于你自己的作品,《败仗》登上畅销榜时你是否感到惊讶?

韦尔蒂:一开始我觉得这肯定纯属侥幸——肯定是畅销榜上有谁起身把位置让给了我——让这位女士坐吧,她有点站不稳。不过任何程度的接受都会让我吃惊——或者你也可以说没有什么能让我吃惊,因为我写的时候没想过大家对它的接受度。我会考虑一些朋友的意见,希望他们能喜欢那本书,但不会考虑公众的看法。

《巴黎评论》:你为你的朋友写作吗?

韦尔蒂:在写的时候,我不为朋友也不为自己而写;我为它而写,为它的愉悦。我相信如果我停下来想某某某会怎么看,或是假如陌生人读了我会有何感觉,我会瘫痪的。我在意朋友们的看法,非常在意——写好的东西只有在他们读过之后我才能真正安心,在内心深处。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只能不停地往下写,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以及它的指令。这是非常内在的事,之后读校样时甚至可能会真正大吃一惊。我收到第一本书的校样时——不,我想应该是《三角洲婚礼》的——当时我想,这个我没写过。那是一页对话——我像是第一次看到它们一样。我写信给我的编辑约翰·伍德伯恩,告诉他那一页的排版出了问题。他很和气,甚至毫不惊讶——也许所有作家都这样。他打来电话为我朗读了手稿的内容——跟校样一字一句地对照。校样再也不会吓到我了,然而当每一本出版,我的身份从作者变成了读者时,还是会有一个奇特的时刻,我突然是在用公众客观的眼光来读自己的文字。这给我一种可怕的暴露感,就好像被太阳灼伤了一样。

《巴黎评论》:你会在校样上进行改动吗?

韦尔蒂:我会修正或改动文字,但我不能重写某个场景或做大的改动,因为那样会有种被人在背后盯着的感觉。不管怎样,当你确定自己当时已经尽力,竭尽全力,很有必要信任那一刻。等书最终付印,你就完成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回头去看它。担心它的失败为时已晚。我必须将这本书教给我的任何教训用来写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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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者的女儿》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黎评论》:《败仗》是对你之前虚构作品的背离吗?

韦尔蒂:我想看看自己能否做些新的尝试:将每个念头和感受转译成动作和对话,让对话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动作——打个比方说,让一连串完整的动作变得鲜活生动。在过去的写作中,我感觉自己太依赖描述或暴露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手法。我想看看是不是作者不用讲述人物的头脑和内心发生了什么,就能让一切充分呈现。对我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喜剧几乎是当然之选——那是我最爱写的。现在我认为这可能是朝向剧本写作的一种过渡。

《巴黎评论》:你在落笔之前就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吗?

韦尔蒂:是的,它就在我的脑子里,但越往下写事情会不断增生。比如,我原本打算将一本小说里所有的情节框定在一天一夜之内,但文件夹里渐渐被标着“次日上午”的素材装满。我没有预料到那些从故事里发展出的故事——这正是小说创作过程的乐趣之一。我本以为书会很短,结果它比我通常写的要长三四倍。没办法估算它原本的长度,因为我有厚厚几夹子文件,打印前都没有编号。而我舍弃的素材跟我留在书里的一样多。

《巴黎评论》:关于对话写作,你有没有学到新的诀窍?

韦尔蒂:我想有。最开始,对话是世界上最容易写的,只要你有一双敏锐的耳朵,我想我有这个能力。但慢慢地,对话成了最难的部分,因为它有如此多运作的方式。有时我要让一段谈话同时完成三四五件事——除了人物说出口的话之外,还要表现人物以为自己说了或做了什么,同时还要揭示别人如何理解或者误解那些话,等等等等——全在这么一段话里面。并且这段谈话必须能集中体现这个人物的神韵,浓缩他的全貌。这不是说我成功做到了。但我想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写作中对话给我的乐趣最多。我过去常常边写边大声笑出来——传闻P.G.伍德豪斯也是那样。我会想我的人物可能说些什么,即便不能采用,我也会把场景写出来,把他们放出来说点什么——我私人的表演。

《巴黎评论》:对话从何而来呢?

韦尔蒂:熟悉度。对说话方式的回忆。一旦你听过某些表达、某些句子,你几乎再也不会忘记。就像将桶扔下水井,它上来时总是满的。你不知道自己记住了,但你确实记得。你留神倾听那个恰当的词,就在那一刻,然后你听到了。一旦写起小说,一切似乎都能用上——你在巴士上无意听见的,正是你手头写的那页上的人物要说的。不管去哪里,你都会遇见小说的一部分。我猜我们已调准它的频道,然后合适的东西就会像被磁铁吸住一样——如果你能将自己的耳朵想象成磁铁的话。我能听到别人说——我后来不得不删掉这段——“什么?你从来不吃山羊?”然后某人回答:“山羊!拜托别说你这次聚会上的菜是山羊肉。没人告诉我上的是山羊肉。我以为……”诸如此类,然后是菜谱,最后——我现在记不确切了——最后以“你可以用醋干很多事”结束。瞧,所有这些让我发笑、回味良久并写下来的东西。然后我会想,那纯粹是放纵自己。删掉它们!然后我就将它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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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蒂的卧室兼书房

《巴黎评论》:你是偷听者吗?

韦尔蒂:我偷听得不如以往多,或者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多了,因为我的听力没以前好,要么就是到处都太吵了。但我还是听到了一些精彩的话。嗯,在南方,大家都在不停地讲个没完——他们不会因为你偷听了他们的故事而遗憾。我在听个痛快时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偷偷摸摸。我是在帮忙。我可帮他们大忙了。

《巴黎评论》:你觉得这种口头传统,是不是可以说,解释了你的对话写作为何如此生动?

韦尔蒂:我想这是为什么人们能从读到的故事中得到乐趣的原因。它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藏。我从中取用,而且完全正当合法:我们的人民就是那样说话的。他们就是那样学习、教育、思考、享受的。南方人确实拥有,或者说传承了一种人类命运的叙事感。这在《败仗》中可能有所体现,也可能没有。聚会就是大家在一起回忆——回忆并讲述他们的人是何时出生,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死去。一个人的一生,所有点点滴滴都会被人记住,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而且很高兴能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在纽约你可能拥有最棒最亲切的朋友,但你对他们的了解,如果能超出你生活的小小一角与他们生活中那小小一角的交集,可谓非同凡响了。你找不到那种连续叙事线索的感觉。你永远看不到那个完整的圆圈。但是在南方,那个人们即便现在也不太常搬家,而以前几乎从不移居别处的南方,生活方式从来都是那样。

《巴黎评论》:你会说南方人——南方腹地的人们——比北方人更坦率吗?

韦尔蒂:我想我们有某种大家都理解、交谈的语言——有点像速记,基于熟悉的程度——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更敞开。我们讲出来的不见得比我们以为的多,我们隐藏的也不见得比自己以为的多。我们只不过更习惯于交谈——正如你能看到的——而且话题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巴黎评论》:而那对你的虚构作品影响很深?

韦尔蒂:我想它为我的小说赋予了一种风格,并让我能够把握那种特性。我得说,当我谈论南方品质时,我只代表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写作的。可能会完全不同,尤其是像威廉·福克纳这样的天才,他对久远的过去有如此全面的把握,他广博深厚的乡村知识远胜于我,是无价之宝,而他其他方面的才华根本无需我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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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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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

《巴黎评论》:你认识福克纳吗?

韦尔蒂:认识很久了,但交往不深。我真是非常喜欢他。我们是在牛津的一次晚宴上认识的,都是他的老朋友和我的老朋友们,一切都正是该有的样子,美妙极了。我们唱了赞美诗,唱了老歌谣——第二天他邀请我出航。要是我们在纽约碰面,我们也只是谈论牛津的事。他不提写作的事,而如果他不提,你知道我是不会提的!但他在好莱坞工作的时候曾给我写过一封两行的短信——那远在我们相识之前很久了——他说很喜欢我的一本小书《强盗新郎》,如果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写在一张笔记本里的纸页上,笔迹很优美、干净,有些难以辨识,是铅笔写的——而我把它搞丢了。

《巴黎评论》:你感觉他的存在对你有没有任何影响?

韦尔蒂:坦白说,我不这么认为。这些很难确定。我对他自然充满敬仰。但那对你自己的写作没有帮助。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帮你。我经常被人问,跟威廉·福克纳同住在密西西比,我怎么可能写得出一个字来,这个问题令我很惊讶。这就如同住在一座雄伟的大山旁——我很乐于知道山在那里,他平生所有的作品在那里。但这种存在对我不是一种促进,或者阻碍。山峦本身的雄伟,令它在我的写作生活中很遥远。我想到福克纳的时候是我阅读的时候。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他对任何人而言都不遥远。我知道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别人知道,我打赌。密西西比充斥着作家,我是从听到过这个故事的人那里听来的。某位女士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她写到恋爱的场面。“于是,”她对我朋友说,“我想到,不是有威廉·福克纳嘛,他就住在牛津。何不寄给威廉·福克纳问问看?”于是她寄给了他,过了很久,没有他的任何回音,她便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就住在那儿嘛。她说:“福克纳先生,你有没有收到我寄给你的那份恋爱场景描写?”他说有,他收到了。她又说:“哦,那你怎么看?”而他说:“噢,亲爱的,我不会那么写——但你尽管写下去。”哎,他可不是很和蔼?

《巴黎评论》:别人会请你看没出版的手稿吗?我是说,女性尤其倾向于写大部头的历史长篇,我在想杰克逊有没有这样的人。

韦尔蒂:我不会感到吃惊。我想哪个林子都有这样的人。没错,我收到过稿件,但我对哥特小说和历史小说这些实在一无所知,于是我直言相告。实际上,整体而言,本州现在有才华的作家相当多——很多年轻、严肃的优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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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凯瑟琳·安·波特

《巴黎评论》:你是否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学圈,和弗兰纳里·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凯瑟琳·安·波特或卡罗琳·戈登等同属一个圈子?

韦尔蒂:我不确定有没有什么虚线将我们连起来,虽说我们都知道彼此,而且我想我们都互相敬重,读过并懂得彼此的作品。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多年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对彼此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想到你自己的一生碰巧跟谁的一生同行,还是很愉快的。当然,凯瑟琳·安·波特从一开始就对我特别热情慷慨。我曾经将自己最早的小说寄给《南方评论》,她读到了,从巴吞鲁日给我写信邀请我去看她。我想我花了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有两次我到了那切兹,又半路折返了。但最后我终于还是去了那里,而凯瑟琳·安对我欢迎备至。后来她还为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作序,对此我无比感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

《巴黎评论》:你会怎么看关于自己的传记?

韦尔蒂:难为情,一想到就会气馁,因为对我来说作家的作品应该就是一切。作家的所有情感,他整个生命的力量都可以被倾注进小说——但他写作的目标是为了写出一篇客观的东西。人们阅读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而非作家的生活记录,人们应该理解到——这里有份东西,是这个人亲手创作的。如其所是地阅读它。是由谁的手创作的甚至都不重要。好吧,当然,还是重要的——我只是在夸张地证明我的观点。但你的私人生活应该保持私密。就此而言,我想我自己的私人生活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兴趣。但我会守卫它,我对此非常在意。那些设法想从我的生活挖出些什么料来的人会很难得逞。我想我最好把一切都烧掉。最好是把信件烧掉,好在我从来不写日记或日志。我所有的手稿都被赠送给杰克逊市历史档案馆了,因为那是我的故乡,而馆长又是我的终身朋友。但我没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肯定有满满一大箱的东西没给,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关心,根本没有人会想要看我犯过的错、走过的弯路。比如我曾经删掉的那个山羊肉的段落,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素材。

被低估的韦尔蒂:她远不是“地方作家”,在斑斓的微观世界中洞见一切真相 | 此刻夜读

节选自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巴黎评论》编辑部/编

张晓晔 等/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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