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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先后存在过四种观点。从最初的“外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即“外来说”与“本土说”之争。20世纪50年代“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由此又引起了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20世纪90年代，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即认为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惟一摇篮，“满天星斗”的说法，宣告了一元化“中原中心说”这一观念的终结，即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并通过互相渗透，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因此，现在更多的人则认同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现即为一例。可以说，三星堆文化遗址比较确凿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杰出代表，它在许多方面都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世界考古权威甚至认为，三星堆文化足以与玛雅文明相提并论。 自1929年发现三星堆遗址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多次进行调查和试掘，特别是1980年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发掘出房屋、灰坑、墓葬、祭祀坑、城墙等重要遗迹，获得大批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和陶器等重要文物和文物标本。尤以青铜器最为名贵，多数青铜器表面涂有朱砂，有的铜头像还描眉画眼，唇涂丹朱。青铜人像及晶、尊等，不仅体大量多，而且造型独特、工艺精湛，为中原商文化中所鲜见。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全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三星堆古城遗址始建与废弃年代在距今4070～2875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即所传古代蜀国的蚕丛、鱼凫及开明氏时期。据测定，三星堆古蜀国城址城内面积至少有6平方公里，加上周围墓群，保护范围为12平方公里。据学者推断，三星堆应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址之一，可能是当时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很可能就是早期蜀国的都城，是巴蜀文化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1986年7月至9月，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相继发现，出土了大量世所罕见的青铜器和玉器，震惊中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至20世纪20年代，广汉农民燕道诚发现了一坑400多件的玉石器始，三星堆玉石器就一直源源不断流向民间。大量镌刻在玉石器上的文字尤显重要。馆藏的玉石器中，许多带有文字符号，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 福建省厦门市的上古文化艺术馆专门是以汇集、陈列和展览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主的私人陈列馆，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古玉专题馆，重点展出的三星堆文化玉石器，对研究三星堆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玉石器。玉石器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的制玉业就很发达，特别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玉石器最为有名。三星堆文化的玉石器早在1929年就有出土和发现,以后在历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屡有发现。本文所论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上镌刻的许多玉石文字，几乎无人问津。三星堆文化出土的玉石器中以璋和璧最具特色，这些玉器都具有较高的光洁度和娴熟的雕刻技巧，这说明当时对玉料的选材、加工都有严格的要求。三星堆文化玉器主要分为装饰、礼器和武器工具三大类。玉器颜色以黄色、绿色、灰黑色、乳白色、豆绿色、暗绿色为主。《周礼·春官·大宗伯 》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瑰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从此记载中可以看到苍璧礼天、赤璋礼南方，三星堆文化遗址所在的四川广汉地区正处于南方地区，而三星堆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则主要以璋和璧为主，说明当时四川地区已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其二，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确实与商代铜器有着密切联系和基本相似的特征: 尊均为高领大口，口径略大于肩径，折肩，圈足较高，兽面纹有连体和分解兽面，身多曲折，多扉棱装饰。但三星堆青铜器在模仿商器的同时，根据本地区的民族信仰和地理条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尊颈部全饰凸弦纹， 而同时期商式铜尊颈部多蕉叶纹；三星堆系青铜容器肩部多扁身立鸟饰，而商式铜器中则没有。 在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中，曾经出土了一件青铜器面具。该面具双眼呈柱状向前凸，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部有直立向上的夔龙形纹，人们称之为“通天尺”，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面对这样奇特的造型，人们都想知道这件面具究竟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有关古蜀国的历史记载中，蚕丛是最早的统治者，因而蜀人把蚕丛奉为始祖神。这件青铜面具的形制和雕刻工艺明显具有中原青铜器面具中多扉棱装饰的特点。另外，三星堆出土的这件青铜器面具横贯口的风格与青铜容器上横贯口兽面纹颇为近似。这就充分证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器面具继承了中原青铜器制造的遗风。 其三，礼仪制度。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他指出：“蜀是一个发端于上古的民族。这一民族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并长期保持着文化的特色。” 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正处于夏商时期，在夏代已经有了成熟的礼仪制度。夏传商，商传周，传承过程中存精华而去糟粕。所以周礼最完备，达到了“郁郁乎文哉”的境界，被孔子所赞扬。但三星堆文化时期古人的礼制是怎样的，用到的礼器有哪些，哪些礼制内容传承至今，这些都成为研究三星堆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 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其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而且四川广汉地区已经受到了夏代礼仪制度的影响；二是这种文化交流和影响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模仿商文化的礼器数量较少，只有龙虎尊、羊首牺尊、铜瓶、铜盘等。二号坑出土的礼器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多，据发掘报告介绍，有圆尊8件、圆尊残片3件、方尊残片1件、圆罍5件、圆罍残片2件、方罍1件等。一号坑相当于殷墟早期，二号坑相当于殷墟晚期。 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不仅表现在玉器、器物、礼仪相似方面，还包括对石棺葬、大石建筑、大石文化这一民族、宗教、丧葬习俗元素，都能够提供全新的视角。显然，分布于西南方古蜀民族走廊的悬棺、岩板墓以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与台湾卑南文化的大石文化，应该具有某种渊源关系，而这一问题也必然会涉及古羌、氐、濮、苗、畲等民族的迁徙、混合与演变。 林向先生认为：“蜀非自称，也非一族，只是商周王及其卜人集团对这一大片'华阳之地’的称呼。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蜀应该是殷商的西土外服方国。”可见，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前后相继，历史长河不断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其中，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在四川广汉地区也确实存在一个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这个文明具有完备的礼制、明确的社会分工、神巫合一的社会形态、成熟的文字系统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建立长江上游5000年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奠定了基础，从而基本建立起5000～2000年前巴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年代体系，构成了长江上游古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揭示出失落数千年的古蜀文明的神奇面貌。出土的大型青铜圆雕人像群等珍贵文物具有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奇特造型和神秘内涵，展现出一种人神交融的原始宗教形态，反映了古蜀先民精神生活的奇异心理和多元文化撞击而生的灿烂文明之光；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化源头，打开了一扇通向远古文明的大门。 ［1］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J］.中国文物报，1989-7-21. ［2］林向.巴蜀文化新论［M］.成都： 成都出版社，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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