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研究领域，蒂利（Charles Tilly）从西欧的历史经验抽象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战争制造国家”[1]。与之类似，因此春秋战国的几波战争最终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指出秦时的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2]。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过程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这一期间既有国家建构的“波峰”，也有国家建构的“波谷”。换言之，并不是说自秦扫清六合以降，后面的历朝历代在国家建构上都是成功的。进一步，如果说战争的形式包括国家间的战争和内战（包括起义和叛乱），那么“战争制造国家”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描述包括汉末三国在内的秦以后的历代中国国家建构史。 无论是学界对三国正史的研究还是民间对三国历史的演义，魏蜀两国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曹操和辛弃疾都先后称赞“生子当如孙仲谋”，然而整体而言，吴国的历史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一般来说，人们对吴国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其从创业到开国这一时期的关键行动者上，比如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陆逊、鲁肃以及诸葛瑾等一时英杰，这就导致孙权之后的吴国国家建构经验被忽视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吴国是在三足鼎立中最后灭亡的国家（后于蜀魏）[3]，并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六朝。随着上世纪末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其提供的历史信息大大弥补了陈寿所著《三国志》中《吴书》对吴国基层政府日常运作记载不足的缺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借此重新认识吴国的统治。但是从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吴国的国家建构呢？ 黄巾起义和董卓乱政使得东汉朝廷在接连不断的起义和内战打击下风雨飘摇，在十几年的群雄逐鹿过程中，曹操、孙坚孙策和刘备最终脱颖而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基础。这其中，吴国与魏蜀两国国家建构的逻辑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吴国的国家建构也形塑了其长期政治发展。对此，名将邓艾与魏国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司马师的一番对话颇为经典。在对话中，邓艾指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因此，相较于魏蜀，吴国国内除却起义叛乱频发外，君主废立、权臣互杀以及股肱之臣含冤而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东吴的12位宰辅（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等）[5]中，有50%的宰辅以非正常的方式退职（被杀、自杀或者冤死），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魏国的10%，也高于蜀国的25%，呈现出独特的一面。 从孙坚举义兵平黄巾、讨董卓经孙策定江东再到孙权建国，与魏蜀两强抗衡，江东政权主要建立在孙氏和吴郡朱张顾陆四家大族联合的基础上，加上南渡避乱的大族小姓，吴国的国家结构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贵族制色彩，其在建国伊始之所以能在强大的魏国压力下生存，全靠统治精英之间的团结，正如《傅子》所谓“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6]。诚然，孙权为江东政权的统治阶层的核心，但是由于其离不开大族的支持，因此也受大族的掣肘。因此，纵观吴国的权力网络结构，君主面临大族只有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而这种君主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也仅仅存在于孙权一朝。 在孙权统治前期，东吴的文武大臣较为齐心，孙邵、顾雍先后为相，“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7]，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8]。但是孙权在位的中后期，朝廷先后陷入了吕壹、秦博弄权以及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之间的党争。当时吕壹、秦博弄权，多名大臣因遭构陷下狱甚至冤死。而后来太子与鲁王的党争则进一步加剧了当权精英之间的分裂，以至于当时“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拒、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谧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9]。为东吴立下汗马功劳的陆逊因卷入其中，其外甥顾谭、顾承、姚信因亲附太子而遭到流放，而自己也在拜相仅仅一年后忧死，令人唏嘘。围绕太子鲁王的党争虽然随着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而结束，但东吴的权力网络中自此出现了多个小团体，成为日后吴国内政不稳的根源。昔日大将军诸葛瑾曾对孙权说道“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10]，虽然孙权在世时是当权精英的共主，并且能暂时弥平权力网络中各个团体间的纷争，但是孙权没有料想到在自己身后，东吴的朝廷长期陷入了权臣干政和互相残杀的局面。太元二年，孙权病重，诏以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和孙峻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幼主孙亮，这就为朝中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埋下了伏笔，而这种多中心的权力网络和权臣之间相互斗杀的局面将一直伴随着吴国直至灭亡。 孙权崩后，少子孙亮即位，朝中大权落入几位顾命大臣之手，形成了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的几大权力中心。在辅政大臣中，中书令、太子少傅孙弘与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长期不和，欲矫诏诛恪，侍中、宗室孙峻则暗中告诉诸葛恪，诸葛恪遂与孙峻联合诛除了孙弘。建兴元年，诸葛恪发起东兴之役，大败魏军，一时间在朝中权威大增。次年春，诸葛恪再度出兵围攻新城，由于其在战略和战术上与其他武将出现分歧，不仅征伐不克，而且导致将帅失和、民怨沸腾，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吴朝廷又变得暗流涌动起来。诸葛恪虽无篡位之心，但由于专政和刚愎自用，其虽然曾与孙峻联手除掉孙弘，但很快就和孙峻等其他权臣产生了矛盾。在诸葛恪还军之后，孙峻联合孙亮设计诛杀了诸葛恪一族，自任丞相、大将军，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实现专政。 然而孙峻暴虐的专政又引发了其他政要的不满，导致朝中先后发生了两次未遂的政变，宗室吴侯孙英、将军孙仪、张怡和林恂等相继谋划铲除孙峻，但都因事泄而遭到反杀。孙峻执政两年发病而死，死前以其从弟孙綝接任，而骠骑将军吕据等人欲推太常滕胤为丞相，遂与孙綝发生武装冲突。最终孙綝领兵杀死滕胤，吕据事败被逼自杀，孙綝迁大将军，遂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与孙峻一样，孙綝“负贵倨傲，多行无礼”[11]，引起孙峻另一从弟孙宪的不满，孙宪试图联合将军王惇杀綝，结果王惇被杀，孙宪被逼自尽。而在援助寿春诸葛诞起兵反司马昭的战争中，由于在战术上不和，孙綝又杀死名将朱异。与此同时孙亮已不甘心作傀儡君主，因与孙綝产生冲突。孙亮试图和公主孙鲁班、太常全尚以及将军刘承谋划诛杀孙綝，结果事泄被废，以会稽王归藩，不久又被逼死。 随后孙綝立琅琊王孙休为帝，当时孙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12]，孙休也形如傀儡。鉴于孙亮前车之鉴，孙休设计联合左将军张布等人杀死孙綝。而孙峻也被开棺戮尸，并与孙綝一道被永远除籍。孙休虽然剪除权臣孙綝及其同党，实现亲政，但是其宠幸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共相表里”，以致“邦内失望”[13]，吴国朝中再次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 孙休崩后，左典军万彧联合濮阳兴、张布废孙休所立太子，立乌程侯孙皓为帝。孙皓即位后，“肆行残暴”[14]，濮阳兴与张布暗中后悔，旋即遭到告发而被诛杀。当时蜀汉已灭，晋受魏禅，对吴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江东政权已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孙皓无道，肆意杀戮，左丞相陆凯在多次劝阻无效后，曾试图与大司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和左将军留平谋废孙皓立孙休子，因为留平不愿参与而作罢。孙皓虽然忌惮陆凯，但由于外有强敌西晋大军压境，加之陆抗领兵在外，孙皓仍需依靠二陆巩固内政国防。但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君主统治，万彧、何定、陈声、曹辅以及高通、詹廉、羊度等宦官受到重任，对陆氏进行牵制，以致朝中“奸党相扶”[15]，“政令多阙”[16]，权力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加之孙皓暴虐，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藩、少府李勖等大臣都相继死于非命，即便是身为孙皓宠臣的右丞相万彧，最后也被逼自杀。因此，在陆凯和陆抗相继离世后，失去贤能辅佐的吴国朝廷更加分裂，国家衰亡的趋势进一步加快。 因此，纵观吴国的历史，开国之君孙权固为一时雄主，但从少帝孙亮到吴末帝孙皓，孙权之后的吴国权力网络中长期存在多个权力中心，而这种多中心的权力网络使得吴国的权力网络高度不稳定，朝中政变频发，而吴国的国力正在长期的内乱纷争中被透支殆尽，走向衰亡。 吴国的案例为我们以中国经验思考国家建构中君主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西晋平吴后的37年，那么在一片内忧外患中开国的东晋以及继之而来的宋齐梁陈四朝，其国家的兴衰也与吴国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历史社会学/政治学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的研究不能仅仅止步于“战争制造国家”，国家的兴衰也并非“兴也勃焉，亡也忽焉”，这就需要我们通过“通过国家形成来研究国家”，而统治者与精英的互动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切入点，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国家建构中的中观机制。 注释： [1]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p.42. [2]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119. [3] 不考虑中原政权实现统一的战略因素。 [4]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7页。 [5] 这12位宰辅中计入太傅的只有诸葛恪一人，其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 [6]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傅子》，第1149页。 [7]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第1226页。 [8]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1149页。 [9]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注引《通语》，第1369页。 [10]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第1234页。 [11]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1447页。 [12]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1450页。 [13]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1452页。 [14]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1178页。 [15]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潘濬陆凯传》，第1404页。 [16]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第1354页。 撰文：杨端程 审读：秦汉元 编辑：康张城 你在看政观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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