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研究的“觉醒年代”

星河岁月 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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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在豆瓣的“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榜”上暂列第二位。这剧开评8.3分，一路上涨，目前已经涨到了9.1分，可当选为3月最佳国剧。

这剧讲的啥呢？

讲的是觉醒。

创办《新青年》是青年的觉醒。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觉醒。

但在当时，“觉醒”的不只是这些，还有今天要讲到的“红楼研究”。

以下文字根据《风起红楼》内容整理而成

也开风气也为师

——胡适的新红学之路

1921年3月27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初稿。当时他身体不好，是在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和汪原放的催促下完成此文的。

胡适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打开了一扇大门，开创了一个红学的新时代。

就《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本文的内容看，胡适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个是作者及家世问题，一个是作品版本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红楼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红楼梦》的必经之路，由于此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胡适在该文中所说的：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

因此，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澄清前人的种种谬传，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作者及家世问题上，胡适依据作品本文，并征引《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等近二十种资料，得出六条结论，确认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在作品版本问题上，胡适依据有正本、程甲本、程乙本这三种版本，征引程伟元、高鹗等人序文以及《小浮梅闲话》《朗潜纪闻》《进士题名碑》《御史题名录》《八旗文经》五种资料，考清高鹗的身世，确认通行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为解决《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依据数种作品版本，查阅二十多种资料，反复推敲，才得出较为妥帖的结论，这确实如胡适本人在该文中所说的，“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十分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强调，这也是他一生所津津乐道的，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在晚年的多次演讲中，他还经常拿《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来阐释其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正是为此，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对先前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索隐派诸说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认为：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胡适将矛头直接指向王梦阮、蔡元培等人。

一位值得敬重的人和一部值得敬重的书

——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1916年，《石头记索隐》刊发于《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号。

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头记索隐》的单行本。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并给予很高评价，有个叫王小隐的在《读红楼梦剩语》一文中写道：

民国五年蔡孑民先生作了部《石头记索隐》说《红楼梦》是历史小说，暗射清初政治上的事情—都能够说出凭据来，识见要算加人一等的了—从此《红楼梦》的读法，就开了个新纪元，都要拿他来考证掌故。

该书后来多次重印，到1919年7月时，已印行四千部，还要加印一千五百部。在1919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蔡元培这样写道：“得商务印书馆函，索《石头记索隐》印花一千五百纸（前已印过四千部）。”

到1922年时，已出到第六版。屡屡再版，拿到的版税自然也比较可观，据蔡元培1923年10月10日的日记，此时“《石头记索隐》版权费已积有二百余元”。而这已是在他与胡适的论战之后，可见这场论战对该书的销路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间蔡元培仍不断补充材料，进行修订，这在其1918年至1919年间的日记中屡有记载，但这些内容后来似乎没有公开刊布，他本人也感到遗憾，在《传略》一文中表示了惋惜之情：“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不过由此也可见其撰著的认真态度。

也正是因为《石头记索隐》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及学术上的代表性，当胡适等人着手创建新红学，开始对先前的旧红学进行清算的时候，拿蔡元培来做靶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苗怀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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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新探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第一场具有学术意味的红学争论还是应该从蔡元培与胡适之间的考证、索隐之争算起。

红学索隐派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初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在这一时期，索隐式研究已经由原先只言片语式的简单猜谜发展成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篇幅动辄上万字，甚至达十数万字，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理论和方法。

在这一时期的索隐诸家中，以蔡元培最具典型性。

俗话说，不破不立。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两人虽然私交不错，但胡适的言辞相当激烈。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据胡适1921年9月25日的日记记载：

与蔡先生谈话。前几天，我送他一部《红楼梦》，他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索引”当作“索隐”—笔者注）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

正如蔡元培信中所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自然索隐派“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

稍后，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有趣的是，他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