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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彩礼，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爆出一个关于彩礼的大新闻，无不是男主声泪俱下的控诉，对收取彩礼的女方大加鞭笞，就是这万恶的彩礼，搞得我们大老爷们孤苦伶仃、无家可归，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是什么让“彩礼”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可以让堂堂七尺男儿痛哭流涕、深感无力？ 抨击彩礼的舆论风向，大多视其为“传统余孽”“封建余毒”，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糟粕和枷锁。 事实真是这样吗？关于“彩礼”的确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至少早至先秦，就已经有了彩礼的影子。“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是最为出名的诗句，展现一个中厚老实的痴情男子，抱着布（一说布币）向自己心爱之人表达欲嫁娶之情。虽然事后证明这名男子是个变心的渣男，但向女子求婚、山盟海誓的情形，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感人至深的一幕。成书于汉代的、《礼记》已经明确的将婚姻礼仪分为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充分说明了“纳彩礼”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婚礼重要一环。所以在古代，只有真正经过“纳采礼”这一环节的婚姻，才是真正合法的婚姻。 在当时，以男方出彩礼的行为约束婚姻，绝对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飞跃。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私有制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婚姻和家庭，男性逐渐占据主导，女性逐渐居于从属地位，甚至成为男性的私人物品。所以在古代，一夫多妻的现象非常多见。而彩礼在此时横空而出，最大限度保障了妇女的权益。有男方将属于彩礼的钱或物交于女方，使其成为女方可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 增加了其婚姻市场要价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婚姻中女性的不利地位。 彩礼的好处还远不止次。首先，作为一种代际财富流动，是老一辈向新生家庭的财力支持。尽管彩礼都是由男方出资，但女方会以嫁妆的形式，将财物给予新人，所以，货币流动的最终方向是新婚家庭，最终的受益人其实是新婚夫妇。嫁妆又叫做“陪妆”、“妆奁”，其价值大多高于彩礼，有时甚至是彩礼价格的数倍。一代名臣范仲淹，制定的苏州范氏族规中就有：男孩娶亲，彩礼统一按二十贯；女孩出嫁，嫁妆统一按三十贯。可见，女方陪嫁要比男方彩礼重。女方的嫁妆都很“丰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嫁女，陪嫁开封城郊的9400亩农田，绝对是一份天文数字。 其次，彩礼增强了家庭间的联系与交流，强化夫妻双方两亲族经济和精神的联络，展示家庭间的相互依赖， 有利于维持婚后多方关系。彩礼的情感表达功能以求得夫妻关系的永久化，虽然不能保证双方不离婚，却能对婚姻关系起到一定的约束和牵制作用。如，北宋《宋刑统》和南宋《庆元条法事类》都有规定，嫁妆是已婚妇女唯一可靠的私人财产，男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觊觎或动用，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如果夫妻双方协商离婚，嫁妆都要归还给女方，这就不得不让广大“渣男”三思而后行。 再者，对于家境贫困的女方，男方所纳彩礼能有效解决老人的养老资金问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社会帮助、保障机制。 那么，现在为人所诟病的“天价彩礼”又从何而来？有史可考的是，唐朝初年，一些穷困中落的豪门贵族，将自己的“门第”看做敛财的工具，让庶族卑姓给他们支付高额的“经济补偿”，才可以进行通婚。唐高宗李治非常看不惯“高额彩礼”，直接下诏规定明文规定彩礼限额，各个品级的官员都不能超过上限，三品以上不得超过三百匹绢，八品以下不得超过五十匹。 唐朝“天价彩礼”大多为了求财，富裕的宋代则更增加了“炫耀”的成分。曾巩留下这么一段感慨：“古者女子都安分守己，近世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社会奢靡、攀比之风已跃然纸上，与今天何其相似！ 如今，名牌象征了富裕与高级，财富是证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要分个三六九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彩礼”来作为炫耀和比价的筹码，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彩礼作为一种传统，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无奈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下，什么都可能成为了众矢之的。 唐朝有个故事，新婚后的新娘问自己的妆容如何，他的夫君回答：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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