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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我读南通师专期间，中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有限的战争——从战争的地点、范围到参与的兵种与规模等双方都比较克制的一场战争，中国方面给予的官方名称是“对越自卫还击”。关于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公开的说法和不公开的说法有所不同——那时候，层层传达的文件曾经予以解释与说明。对于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电视和报纸有过报道，而与见之媒体“捷报频频”相比，民间的传说和若干年后披露的实际情况则是，中国方面付出的代价并不小：对方是一个刚刚跟法国人、美国人打了20多年仗的全民皆兵的国家，非常熟悉战争、也很会打仗，反之，我们这边已经很多年没打仗了，并且由于文革，军队从官兵的素质到装备等存在不小的问题。与我高度相信媒体的报道不同，我父亲作为曾经经历过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人，对于战事十分顺利的说法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我记得我们之间因此还曾发生过矛盾。 
也就在这场战争进行中，我在为自己的文学梦继续着不懈的努力。而我的老乡，在上海复旦中文系读书的卢新华一炮而红，因为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伤痕》声名鹊起，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给了我巨大的鼓舞。而那一年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卢新华与凭借一部电影——《小花》而蹿红的青年演员陈冲，在人民大会堂共舞的新闻，让我永远地牢牢记住了我的这个老乡。因此，在这一年的暑假，与几位同学轮流值班看守宿舍期间，我埋头苦干，写下了好些篇小说——天气大热的时候，我竟赤膊上阵，将宿舍门窗大开，夜以继日。为了节约，我这些小说的草稿是写在普通白纸上的，定稿之后，方才会誊上方格稿纸。这些稿纸则是我父亲从他在县广播站做编辑的学生杨松泉那里得到的。
在我这期间写下了几篇短篇小说，其中的《悲怆三重奏》，曾经被陈玉麟老师推荐给小城本地的文学刊物《春泥》，但未被录用。尽管如此，陈老师向我表示，这些小说已经达到了发表水平，所以，让我依然对文学创作充满热情和期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陈玉麟老师，是我延续文学之梦，也是将我领到了文学大门附近，看到了曙光的一位很重要的老师。这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说法是属于民间的，后来在教育系统内部填写各种人事表格的时候，统一规范为“大学普通生”，简称“大普”。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大普”都不学无术，而是良莠掺杂，仅仅乎总体素质可能稍差一些。举例说，我这班主任老师，我以为就是属于比较有才的。在那一年中文科主办的书法展览中，他参展的作品就很有水平，属于“出类拔萃”一类。他也曾给我们上课，上课水平同样不低。在30年后我们参加入学30年纪念活动的时候，他是南通大学学报的副主编。顺便说一句，那次书法展览，我也是有作品参展的，我参展的作品是一副“草书”，抄写的宋代词人严蕊的一首词：“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但说实在话，实在不怎么样。不过，我的班主任有一件事的处理方法让我迄今不是很明白：那一年的腊月，他让我为他加工糯米粉，但却既没给我钱也没给我粮票或者给我糯米，而我也最终没有帮他这个忙——那时的我很年轻，对社会上的那一套并不熟悉，也缺少相应的灵气。我这样做，对于我毕业之时的工作分配是不是曾经产生过影响，有些说不清楚：当我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高中学校或者公办初中的时候，我被分配在一所民中；仅仅是因为其它原因，我最终才进入了一所农村公办初中。而我说有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是，那时候的分配，班主任是有推荐权的；另一方面，我那时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也确实不怎么样。在我们这个班先后担任过班主任的还有石君、孙君。这两位做我们班主任的时间都很短暂，他们后来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改行，成为政府官员。前者官至市委副书记、人大主任，后者成为文化局局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君2000年提前离职下海办企业，听人说企业办得不错。而在2014年夏天，我在小城一家饭店吃早餐时曾经与之巧遇。这时的他已经彻底地退下来，什么都不干了；让人十分感叹的是，他在我的记忆中青春年少，比我很多老三届同学年轻不少，可现在却是满头白发，不认真不仔细，已经认不出来了！丁君是我大学时非常特殊的一位不能不提的老师。他矮个，哑嗓，非常善于表达，但因为属于文革中的“三种人”在大会上经常受到当时工农干部出身，解放复出的一位赵姓系主任的冷嘲热讽。据我父亲说，丁君曾经担任教育局长，人并不坏。80年代中期，丁君曾经一度与我成为邻居——我住在供电局西南侧马路边的一台如城税务所与其它单位合盖的宿舍楼中，而他儿子住在我们这台楼北侧属于商业公司宿舍的平房中。那一年的夏天，天很热，我看到他时常带着一个小孩——应该是孙子，在马路边溜达。不过，我并没有主动与他招呼。而他平时话语也很少，感觉非常低调。——或许，是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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