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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八天长假，鱼叔哪里也没去，猫在家看了新新旧旧一堆片子，有好几部新片值得一说，但，最想说的是下午刚刚看完的一部新加坡音乐纪录片。 这个片子去年起就很期待了，有人在电影节提前看到后，点评都不错，说是都很感动，而且涨知识。 不久前，看了新加坡著名导演梁智强拍成上下集的《我们的故事》，讲的闽南移民槟城血泪史，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建国前史，平民生活有些细节让人感慨，拍得像个电视剧却把新加坡历史串起来了，又更期待这个纪录片了。 好了，不卖关子，要说的音乐纪录片叫《我们唱着的歌》，去年3月在新加坡上映，引起了不小轰动。 很多80后估计跟我一样，记住新加坡这个神奇的地方，都是拜80、90年代国内引进的电视剧所赐，《人在旅途》《莲花争霸》《三面夏娃》《生命街车》《调色板》《金色珊顿道》《出人头地》……花花绿绿一大堆，几乎数不过来。 1993年左右，各省卫视同时在放一部叫《生活歌手》新加坡电视剧，讲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积极向上地生活，互相鼓励，不停进行音乐创作的故事，由新加坡大明星李南星主演，片中音乐很好听。看了《我们唱着的歌》，对《生活歌手》有了新的理解，原来这个电视剧确实折射了那个时期新加坡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熟悉华语音乐的人都知道，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运动风起云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也影响了整个华语音乐的进程。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新加坡的“新谣”运动也开始发端，一批创作人从大学校园出发，唱自己写的歌，慢慢形成气候，找到了母语表达最初的爱与感动。 台湾民歌运动的背景是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让台湾岛内一时迷茫无措，这些情绪也影响了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内心，听着西洋歌曲长大的一代大学生，决定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新谣”诞生的背景也悲欣交集，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李光耀强势推行英语教育，急于摆脱华人的卑微孱弱的形象，加快和国际接轨，华语被彻底边缘化，学华语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华语教育几乎被漠视，被人看不起，1980年李光耀又强硬地关闭以华语教育为先导的南洋大学，很多华语学校出来、英语很差的学生，比如新谣代表人物巫启贤等人被迫做出新的人生选择。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这些学华语的边缘学生，心怀抱负，也心怀苦闷，在校园里抱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写，出现了很多歌唱组合，风花雪月有之，离愁别绪有之，忧伤幻想有之，偶尔涉及政治可能就是“禁歌”，此后，渐渐形成风气，走上媒体，除了唱片，影响了很多人，并且走向台湾、中国大陆等华语音乐的腹地。 音乐之外，因为“新谣”的普及，某种意义上，南洋华侨讲华语、学华语的骄傲再次成为一种亲切的日常活动。
90年代以来，“新谣”这批人成为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一脉，比如梁文福（代表作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张学友《她来听我的演唱会》、郑中基《戒情人》等）、黎沸挥（代表作张信哲《爱如潮水》、巫启贤《等你等到我心痛》等）、陈佳明（代表作，许美静《快乐无罪》《城里的月光》、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等）、许环良（海蝶音乐创始人之一，词曲作者，制作人，制作编写了了林俊杰《江南》《一千年以后》；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天黑》等专辑）……
这批60后，他们是一代传奇，在1983年，大家差不多20岁的时候，就完成了“新谣”第一张专辑，之后，互相扶持，彼此鼓励，明确人生目标，渐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从新加坡出发，在台湾扎稳根，不断扩张，打出了一片天地。可以说，没有这些前辈做铺垫，今天新加坡最大牌的明星孙燕姿、林俊杰都可能不会出现，也不会有马来西亚华裔歌手来台出道，可能他们都不会唱歌，会去从事其他行业。
《我们唱着的歌》有一种说不清的朴素魅力，情真，意切，言语动人，对有怀旧情绪，想了解南洋华人文化史，以及华语流行音乐的人，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作用。那个年代的人纯真、简单、执着、热情，做事情没有太多考虑，真正是为热爱去做，为内心去歌唱，无论是写歌的人，还是在电视台、电台推歌的人，都没功利心，这几乎和台湾民歌运动、中国大陆校园民谣等运动一脉相通。 众所周知，现在的新加坡，华裔即便占了近70%左右的人口，华语也不是官方第一语言，新加坡国庆等重要活动主持等发言词都是英语，孙燕姿、林俊杰这些明星上去献唱也都是唱英文，他们也毕业于英语学校而不是华语学校。 所以“新谣”发自民间，流行于民间，最终走向“北洋”的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都是民间的事情，都是热爱华语音乐，以华语为骄傲的人们事情，这才是最可贵的。
草草写成这篇东西的时候，鱼叔听着2003年巫启贤发表的《我的新谣时代》的专辑，片子里那些彩色、黑白交叠的场景、画面又一幕幕涌出来，想再去重温一遍。
 春风十里，不如你。 书影音，见真心， 花十分钟时光倒流，读一篇小文春风不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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