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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屯田制”大招,曹操为什么不和袁绍打“持久战”? | 刘三解

 cat1208 2021-04-02


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袁绍对于袁术僭号的最大态度就是没有态度,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讨伐,当然,也可能是史书没有记载这一段,这就无从稽考了,但有蛛丝马迹表明,袁绍在曹操宛城大败后发出的“悖慢”之辞,应该正是“袁氏代刘”的故事。

在这个时间点上,几家诸侯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复杂:

河北的袁绍拒绝了朝命,对于曹操让出的大将军之位视而不见,反而和之前龃龉不断的骨肉兄弟袁术勾勾搭搭,并表现出了要建立“袁氏天下”的姿态。

徐州的吕布和袁绍、曹操都是旧仇,又和袁术是传统盟友,只剩下夹在中间的刘备,带着挡不住吕布的残兵苟延残喘。

南阳的张绣在大胜之后,步步向北蚕食南阳大郡,且和刘表勾结,这倒并不奇怪,因为之前刘表已经送人送粮到洛阳,这一条路,自然是通畅的。

面对这个形势,曹操几乎是绝望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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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着眼点,根本没有和袁氏直接对抗的选项,荀彧为他的献策,也是告诉他,袁绍不会大规模进攻,他可以先解决吕布和张绣,壮大自己的实力。

因为,他太需要壮大实力了。

之所以说袁氏,而不是袁绍、袁术,是因为还有袁叙、袁胤、袁遗、袁春卿等一群人,袁氏一族虽然在长安被杀掉了袁隗和袁基等五十多人,作为大家族,出外为官任二千石仍有不少,以上几人,袁叙为济阴太守、袁胤为丹阳太守、袁遗为山阳太守、袁春卿为魏郡太守,当然,并非同时。

一个太守,就是一个郡国的地盘,按照汉末比拟周制的标准,就是一国诸侯了。

而这一群袁氏宗族中的重要一员,恰恰将为我们解开一段尘封的真相。

这个人,就是袁叙,也是曹操言之凿凿的济阴太守,但这个职务,却和《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矛盾。

史书所见,在袁叙寄信给袁绍这个时间段里,“领济阴太守”的就有两位,一位是程昱,另一位是夏侯惇。

程昱的职务安排见《三国志·程昱传》:

天子都许,以昱为尚书。兖州尚未安集,复以昱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天子都许,时间在建安元年八月,程昱任尚书,之后,又任命他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而夏侯惇的职务安排见《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转领河南尹。

这是在灭亡吕布之后,夏侯惇领陈留、济阴太守,又封侯加将军号,在大旱加蝗虫的灾年,他兴修水利种稻,后来,改领河南尹。

也就是说,夏侯惇领济阴太守的时间,应该在某次大旱之前。

前后历年间,兴平二年有大旱,却正值曹操与吕布争兖州,夏侯惇又伤了左眼,养伤也得花点时间,不可能很快就背土修水利去了,这一年不合适。

此后,建安二年五月有蝗灾,太寿水又在陈留郡内,则夏侯惇领两郡太守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安二年五月前,此时,距袁术僭号晚了两个月,而袁叙的书信肯定不会超过建安二年三月,那么,袁叙任济阴太守,不应该在夏侯惇之后,而应在前,即至少在建安二年五月前。

而这又和程昱的任命看似矛盾了,因为《程昱传》中说完程昱领济阴太守,就提到:

刘备失徐州,来归太祖。昱说太祖杀备,太祖不听。

也就是说,时间尾巴卡在了刘备丢徐州投奔曹操之前,至少在建安二年正月之前,程昱已经领济阴太守了,但是,程昱此时明显在曹操身边,否则也“说”不着曹操,但是,曹操明显已经迁居许都,程昱这个领济阴太守、兖州都督,怎么不在自己的辖区呢?

而且,《程昱传》还提到,建安四年曹操派刘备截击袁术,程昱也有当面劝谏,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程昱领济阴太守、督兖州两年间,为什么会一直跟着曹操呢?

答案仍旧在细节中。

那就是“兖州尚未安集”六个字。

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兖州的战争在兴平二年吕布投刘备时,即已完结,兖州牧曹操重新夺回了根据地,进而向西扩张,兵锋直指豫州的精华颍川、汝南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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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吊诡的现实就是,曹操在“夺回”兖州之后,竟然放弃了从初平三年就开始经营的老巢,这可是占有了近四年的地盘,重新在颍川郡许县建立新据点,而且,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

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注意这个“始”字,也就是说,建安元年,曹操才开始兴屯田之计,参考相关的记载可知,屯田的地点,就是“许下”,即许县周边。

那么,兖州呢?

哪怕不能遍及兖州全境,济阴郡鄄城、东郡濮阳县、白马县、范县、东阿县、卫国,这些曾经在史书中出现过曹操的“根据地”,为什么没有先行屯田呢?

原因很简单,已经丢了。

吕布、陈宫、张邈夺兖州,曹操仅剩三县之地,有记载是鄄城、范县、东阿,也有记载说是鄄城、范县、卫国。

兖州被吕布劫夺之前,夏侯惇先驻白马,后驻濮阳,这些地名,除了鄄城之外,都在东郡

曹操在袁绍部下的第一个地方职务就是东郡太守,说明他的大本营就在东郡,直到刘岱被杀,他接任兖州刺史,方才选择了城池最为雄壮的鄄城为治所。

然而,东郡在兴平二年,曹操大军西进陈留,围攻雍丘时,已经是曹操委派的臧洪担任太守,治所,也是原本曹操在东郡的治所——东武阳。

三个月后,雍丘陷落,臧洪与袁绍决裂,袁绍率大军攻城,又花了一年时间,时间已经到了建安二年。

可见,曹操已经拿不回东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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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鄄城,就在济阴郡的腹地,而济阴太守的治所却在定陶,所以曹军曾在定陶和济阴太守吴资大战,此后,曹操还在山阳郡与吕布决战,看似是曹操席卷兖州,但别忘了,曹操的五千兵,都是从袁绍手里借的,这些兵马到底姓袁还是姓曹呢?

当袁绍任命了袁叙为济阴太守时,曹操能做的,也只能是把持着济阴郡的军权不放,同时任命了自己信任的程昱为领济阴太守,也就是“一国两公

而这,才是“兖州尚未安集”的真意

看似是曹操打跑了吕布,重夺了兖州,可各地郡国的太守、国相,却被袁绍“承制”任命,曹操手里的兵权,也一大半来自于袁绍援助,可以说是,他在前方拼命,人家在后方接收,但形式比人强,曹操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到远离袁绍的地方“开新副本”。

也正因为如此,千古闻名的“屯田策”最终的施行,落在建安元年曹操刚刚夺下的颍川郡许县,而不是经营四年之久的东郡,或是三年之久的鄄城。

一个旁证就是,建安五年袁绍大军南下时,曹操部署的第一道防线,是以东郡太守刘延守白马,以于禁屯河上守延津,完全没有提及早在吕布、陈宫夺兖州时期即经常出现的几个地名——濮阳、范县、东阿、卫国。

卫国僻处黄河北岸,大兵南下之际,自难幸免,但濮阳、东阿、范县都在东郡境内,且在黄河以南,在兖州全境皆反的时候,都对曹操不离不弃,怎么到了官渡大战之际,远在主战场的东方,反而寂寂无名了呢?

只能是丢了!

见《三国志·程昱传》原文:

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

这段古文很长,得翻译一下,袁绍在黎阳将渡过黄河时,程昱带着七百兵守卫鄄城,曹操听说后,派人告诉程昱,我要给你添两千兵马,程昱不干,直说了,袁绍有十万大军,现在看我兵少,必然轻易不来攻打,如果增兵,袁军经过怕被偷袭后路,就不可不攻,打过来,我就守不住,白白损失力量,还是算了吧!

曹操就听了他的话,没增兵,而袁绍果然因为他兵少,没有进攻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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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鄄城是曹操为兖州牧时的治所,也是兖州中部最坚固的城池,兖州一个州的军事统帅程昱却只有七百兵,还来个攻则必克,可不就是只剩下孤城了吗?

更搞笑的是官渡之战后,堂堂振威将军、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程昱,干了什么事儿呢?

见《三国志·程昱传》:

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

济阴市市长、兖州军区司令竟然从山泽之间的流民盗贼中,拉出了几千精兵,才能跟随曹操在黄河北岸的黎阳会师,一同进攻袁谭、袁尚。

一代枭雄袁绍,于建安七年五月呕血而死,当年九月,曹操北征黎阳,袁谭、袁尚据城固守,这应该是就是程昱合兵并力的时间了。

由此可知,自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一直到建安七年八月,曹操征黎阳为止,前后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程昱对于兖州的统治,应该就是坐困孤城,身边只有七百兵。

问题是,从史书记载来看,袁绍的主力大军,走得是黎阳、白马一线,并推进到阳武、官渡,与曹操对峙,也就是一路向西。

濮阳、鄄城、范县、东阿,都在官渡主战场的东方,鄄城位于四城之间,有七百兵守卫,在它的西南方向,比邻白马、濮阳的是李典担任“太守”的离狐县,由此可知,曹操在兖州真正的驻军防御线,从西向东,是白马县驻扎东郡太守刘延、离狐县驻扎离狐太守李典、鄄城驻扎济阴太守、督兖州军事程昱。

另见《三国志·李典传》:

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绍破,以典为裨将军,屯安民。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时,李典率领宗族和部曲输送粮食、布帛供应曹军,在袁绍战败后,任命李典为裨将军,屯兵安民。

之所以强调李典的宗族及部曲,实际上指出了两个地点,因为李典继承李整的宗族宾客有数千家,居住在济阴郡乘氏县,而他本人到离狐驻地,肯定也要带着部曲上任,则意味着自乘氏至官渡,自离狐至官渡的道路是畅通的。

离狐临濮水,乘氏临济水,两条河逆流西上,到封丘会合,就到了哪儿呢?

乌巢泽。

一个无比熟悉的地名,它的北方就是燕县,以及著名的延津渡口,在当时是恰到好处的水旱两路的枢纽,也无怪乎袁绍于此转运粮草。

当然,在此之前,这处枢纽,仍是曹操势力的腹地。

而袁绍大军从未扫荡消灭离狐以东的曹军据点,说明在决战过程中,袁绍根本没有浪费时间,从主力军中分出偏师经略兖州。

那么,兖州诸城池的丢失,只能是在战前。

丢失的方式,也并不复杂,就是被袁绍以正式朝官任命的方式,拿走了。

之前引用过《献帝起居注》中曹操所述袁绍罪状:

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

《汉官旧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汉代制度是,丞相、列侯、将军用金印紫绶,而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用银印青绶,则袁绍铸造的金银印,至少覆盖了朝廷任命将军和九卿、太守、中郎将的权限,孝廉为州郡所举用,计吏则是郡一级派出的上计代表,都代表着朝廷对州郡的权力。

过往我们经常会把这种任命权力理解为袁绍四州辖区内,但他对臧洪的任命,乃至于袁叙的任命,都侧面说明,袁绍的封拜权力,已经覆盖到了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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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恰恰是这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三国志》中曹魏一方立传的君臣记录中,在官渡之战前,担任太守、国相者寥寥无几,哪怕是县令一级,也数量有限,且地域基本集中在曹操集团的几个主要据点周围。

作为从建安元年年底就开始把持朝廷人事任命的“权臣”,曹操一直到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时,仍没能掌握几个正牌子的太守,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顶多是夏侯渊、夏侯惇、程昱、李典的“领太守”,一样凑不够五个手指头。

而所谓的“领太守”,实际上是“某郡军分区”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太守”、“国相”,正牌子的地方二千石任命权力,仍旧掌握在汉献帝的手中,但在地方认可的情况下,袁绍的“承制授拜”一样管用,比如袁绍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时,就没有用“领”字。

可哪怕是这样,史书可见的“领太守”也就上面那几个,对照下数字,在兖州、豫州、司隶辖区内的郡、国,共计二十一个,县、邑、公、侯国二百八十五个,已有记载根本覆盖不了,至少在侧面说明了,曹操集团在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符合名望、资历标准的人才储备,只能将人事任免大权,拱手让人。

正因为如此,曹操看似地跨四州的辖区,真正掌握在手中的军政资源少得可怜,所谓的“屯田制”大招,也无非是让他最大限度地榨取现有的人力资源,以维持与袁绍勉强抗衡,时间长了,更有号召力,也更得民心的“袁氏集团反而会越来越强大,故此,对于曹操而言,晚打确实不如早打。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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