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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晋 缘》
第七章 文革旧事同甘共苦结了婚，就要过日子，不像从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1992年，我已经有四个子女，生活的负担越来越重。“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沉重的灾难。庄稼人死困在家里，就靠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过活。人常说，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生产队都穷得不像样子，一家一户还能有多好，庄稼人都眼睁睁地盼着生产队能富起来，到分红的时候，社员能多分些钱，可谁料想一年不如一年。去年生产队分红时，一个劳动日买不下一盒宝成烟（0.19)一家人的工分收入尚不足支付开支，我俩口子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是个透支户。过年时从生产队里借了伍元钱，全家四口人靠老丈人担了两笼吃食，总算把年过了。殊不知，还有不少人携儿带女出门讨要。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庄稼人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再愁这日子还得过。
本文作者高民智 刘焕民摄 我屋里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一天她把两岁多的孩子锁在家里，去南山拾柴，到天黑时才回来，门一开娃不见了，她像急疯了一样，后来才知道，娃在家哭死哭活，村里一位好心的大婶把娃从门板下掏出抱回家喂了点吃的，才把娃哄住，我屋里见娃平安无事才放下心。 为了多挣一点钱，她怀我二女儿时，挺着大肚子，在车站给火车装石碴，她和男人一样，俩人抬一筐石子，踏着桥板往车上倒，别人劝她，她都不听。在生产队，整天是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出则锄田耕地，入则婉针挑线，阑夜操劳，那时孩子们都小,下地时携小拉大，让孩子在地埂玩，嘱大的看守，孩子们动不动就争斗，一不小心滚下堰崖，两败俱伤，幸亏都不要紧，由于劳动紧迫，往往下工饭还没有做熟，而上工之钟又响，饥不择食，生吞活剥，且食且行，边食边干，长此以往弄得一身毛病。车站离我村很近，因此车站上的装卸活路全都由我村承包，火车上装卸车多是石头，粮食和棉花包等，机械不能操作的活路，这些活路要强壮的男人才能干，我当时正身强力壮，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也参加。一包粮食少说在200斤左右，还有230多斤重的棉花包，四个人扶在你肩上，上桥板装上火车，装片石一人抱不动的，两个人用手抬装上车。而且装车有时间规定，不管黑天白天有车就装，吃饭要家里人送，在车站上装卸车比在队里挣工分强得多，但是没有强壮的身体不行，装一天车到家里浑身酸痛，两肩磨的血红血红的，现在身体许多毛病都是那时候落下的。为了孩子，为了生活，我们俩口同舟共济，精打细算，过着平淡的生活，熬过了这漫长的时光。1964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文化大革命”近十年，人们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那里还有人顾及学大寨，闹生产，直到1972年，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四人帮”还未跨台。人们逐渐才把重力放在生产上。1973年正月初一，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春意浓浓，万物复苏，光秃秃的山上，树木花草刚刚发芽，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荫生出招惹人的绿意，山沟里热闹极了，初一万人上水库，打响了“农业学大寨”的头一炮。为了打开局面，莲花寺和少华两个公社在初一动员万名劳力上小敷峪修水库，这也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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