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历代人物汇编》前言

笑谈人生iavo6h 202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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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晚年居孟津，杜门谢客，不干世务，日以诗文为趣，惟崔冠华与我过从甚密。冠华处藏有洛阳及所辖诸县《旧志》，于是闲暇中便借而翻阅之。且翻阅之余，方知洛阳、新安、孟津、偃师等诸县《旧志》，对本籍历代进士和历代人物，均有失载、误载、简载、谬载之现象。

如民国《新安县志》，将本籍趙弘智一门，自唐初至五代十国，前后六位宰相、三位状元、十一位进士俱失载之。又如清嘉庆《孟津县志》，不仅将唐宰相、唐工部尚书，唐驰名画家阎立本、阎立德一门失载，且又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有据可查的唐代状元驸马、检校礼部尚书郑颢及其子户部尚书郑韬光一门失载之。至于清雍正《河南通志》、乾隆《洛阳县志》，失载现象则尤其严重。仅从出土《墓志》看，如北魏元氏、于氏、长孙氏、独孤氏、宇文氏、豆卢氏、乙弗氏、皇甫氏等诸多显贵，均被编志者漏载，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尉迟恭、宇文融、豆卢瑑、宇志宁、独孤伽兰等人物亦失载之。

叧误记、谬记现象，也旧《方志》中屡见不鲜。仅以明清为例：如洛阳县李荫华、裴邻、丁泰吉；孟津县谢景启、朱兰芝；宜阳县马翅、祝应臣；永宁县舒文展、韦元勋、程鸣岐；嵩县杨輗、张让；新安县李祥等，皆被《旧志》以进士及第记载之。然笔者查《明清进士碑录题名索引》却俱不见其名。如民国《新安县志》载“李祥，清顺治壬辰进士，东阿知县。”然《碑引》顺治九年壬辰科鄒忠倚榜进士无其名。不仅《碑引》进士无名，雍正《河南通志》卷45（清·进士）也无名。又如丁泰吉，清雍正《河南通志》卷45（清·进士）载，为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鄒忠倚榜进士，然《碑引》顺治九年壬辰科鄒忠倚榜进士同样无名。据笔者所考，仅为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举人。上述诸人之进士及第，因《碑引》无名，故不予认定。

另《正史》缪误也屡见不鲜。如清雍正《河南通志》卷45《唐进士·房式》云：“房式，洛阳人，显庆二年第，惠州刺史。”式生年不详，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若按清雍正《河南通志》唐高宗显庆二年（657）登第，自登第至卒亡长达一百六十二年。《新唐书·列传第64·房琯传》云：“琯族孙式，擢进士第，累迁忠州刺史。韦皋表为云南安抚使、蜀州刺史。”房琯生武周神功元年（697），卒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房式登第竟比其祖房琯出生还早四十一年。而房式兄房武，按《墓志》生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卒于元和五年（810），这就足以证明清雍正《河南通志》所载谬误。房式登科的正确时间，应为广德元年（764），历官忠州刺史、云南安抚使、蜀州刺史、吏部郎中、河朔节度使、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河南尹，官终宣歙池州观察使。唐宪宗元和七年（812）病卒，赠左散骑常侍。也并无“惠州刺史”说。如唐工部尚书鲍防，两《唐书》俱作襄阳人，而《全唐文》卷783穆员撰《工部侍郎鲍防碑》云：“公讳防，字子慎，河南洛阳人。”如唐大将军尉迟恭，两《唐书》俱作“朔州善阳人”，而《全唐文》卷152、唐宰相许敬宗撰《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云：“公讳恭，字敬德，河南洛阳人也。”另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者对昭陵尉敬德墓的挖掘考察，其《墓志铭》也让人大吃一惊，即不仅为“河南洛阳人”，且尉迟恭字敬德，竟成了尉迟融字敬德。当然，如襄阳、善阳，或许曾是鲍防、尉迟敬德宦居或流寓之处，但其籍贯，应以本人《墓志铭》为准，即鲍防、尉迟敬德俱为河南洛阳人。

又如唐宰相源乾曜，两《唐书》俱作相州临漳人。而其姊《墓志铭》云：“家河南（今河南洛阳）冠族……唐玄宗开元三年（715），终于同州官舍，享年七十七岁，葬洛阳北邙祖茔。”其侄《故渝州巴县丞源府君（脩礼）墓志铭并序》云：“府君讳脩礼，字脩礼，河南洛阳人也……曾祖师，皇刑部侍郎、大理卿。祖琨玉，比部郎中。父翁归，雍州司户参军。……终于晋州官舍，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迁合于缑氏县公路乡之原。”故两《唐书》对源乾曜的籍贯认定有误，应纠正为河南府河南县人。按唐韦绚（《戎幕闲谈》及《太平广记》卷389（源乾曜）云：“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阙门（即今洛阳龙门），先人尚未启袝。今请告归洛（其言归洛，并非归相州临漳）。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阙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由是，足以证明在乾曜之前，或者说在齐亡之后，源氏家族已陆续由相州返迁东都。也就是说，虽源氏子弟仕北齐寓居相州临漳，但其祖茔却从未离开过洛阳。

如乾曜从孙、尚书左丞源光裕，及光裕长子襄州刺史、采访使兼御史中丞、国子祭酒源洧，两《唐书》俱作相州临漳人，而源洧撰其胞弟《源衍墓志铭》云：“君讳源衍，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左丞府君讳光裕之中子。……与柳芳、王端、殴晋、颜真卿莫逆之交。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夏遘疾，终于河南县私第，年仅三十四岁。葬河南县邙山梓泽原。”如源洧曾孙《宋赠殿中丞河南源府君（崇）墓志铭并序》云：“君讳崇，字千仞……河南洛阳人……曾祖侑（洧），国子祭酒；祖覇，濮州刺史；父韬，博州堂邑令。公即堂邑第六子也。”由是，可知（两《唐书》）所记“相州临漳人”错误，源光裕及其子籍贯，也应由其长子洧所撰其次子《源衍墓志铭》为准。

如《旧唐书·卷177·列传127·豆卢瑑传》云：“豆卢瑑，河东人。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而豆卢愿《墓志铭》则说：“公讳愿，河南洛阳人也。……葬于洛阳龙门东之古原。”观其《墓志铭》，无河东籍说。由是，可知《旧唐书》所载河东人谬误，应为河南洛阳人。至于愿为籍之父、瑑之祖，则越发谬不胜谬。如豆卢愿生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卒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而豆卢瑑虽生年不详，但他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1）被黄巢所杀，仅从二人卒年推算，其间距为一百二十二年，这根本不可能是祖与孙之关系。查豆卢愿有二子，长子岑（峯）、次子协。而诗人豆卢岑（峯），正是豆卢籍之父、豆卢瑑之祖。至于豆卢愿，则是豆卢籍之祖，豆卢瑑之曾祖父。

如《旧唐书·卷155·列传第105·穆宁传》云：“穆宁，怀州河内人也。”《新唐书·卷163·列传第88·穆宁传》云：“穆宁，怀州河内人。”然而，由穆宁子穆员撰其父《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却说：“公讳宁，字端介，十一代祖崇，元魏宜都王。其后孝文自代迁洛阳，遂为洛阳人。”唐文学家柳宗元在《河东集》卷3《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载：“穆氏兄弟（穆赞、穆质）者，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皆强毅仁孝。赞，为御史中丞，提佞幸得贬。后至宣池歙处置使，卒；质，为尚书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按《全唐文》卷784、穆员著《新安谷记》说：“我公（穆宁）悬车之三年，探得其最。凡远于国门迩于阙塞者，四之一买之……。谨按《春秋》之义，地从主人，今我公（指穆宁）开国新安，则'家’谷宜以新安为称。新安之为解也。既所以旌新之安，亦所以祝吾家之庆，与兹山之赏，日月新而永永安安之谓也。”又其子穆员撰其父穆宁《墓志铭》云：“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十一月二十日，病卒于东都归义里私第，享年七十九岁。明年四月，葬河南府偃师县首阳山北原之先茔。”据以上所说，穆宁并非怀州河内人，而是自十一代祖穆崇，随魏孝文帝南迁后，就一直是河南洛阳人。柳宗元《河东集》卷12《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也同样给出了“穆氏兄弟者，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的答案。再从穆宁筑园林别墅于新安县函谷，到穆宁死后葬偃师首阳山先茔，实在找不到穆宁是怀州河内人的蛛丝马迹，至于两《唐书》作者是依据什么，暂且不得而知，或许是在穆宁十一世祖穆崇之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唐书》作者，对其籍贯的认定，也未免太荒诞了吧！

又如唐宰相赵宗儒，按《新唐书·卷151·列传第76》云：“赵宗儒，字秉文，邓州穰人。”而《赵宗儒墓志铭》则说：“公讳宗儒，字秉，天水人也……占名数于河南。”言外之意，即望出天水，自其八代祖赵彤仕北魏，便落籍河南（今河南洛阳），立茔于伊阙（今洛阳伊川县境）。《旧唐书》未记其籍贯，至于《新唐书》称其邓州穰人，其《墓志铭》并无“邓州穰人”之片言只语，暂不知《新唐书》作者宋祁、欧阳修诸先生依据何在？然仅从《赵宗儒墓志》称其“占名数于河南”，又死后“祔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伊阙乡先茔”，足以认定其望出天水，籍贯河南府河南县（今河南洛阳）的这一亊实。故以为赵宗儒籍贯，应以本人《墓志铭》为准。

从以上数例，不仅使笔者对《地方志》质疑颇多，且对两《唐书》之类的所谓《正史》，也不得不画一串问号。更感慨之余，奉劝那些《史志》编纂者，大不可人云亦云，不可因为是《正史》所载，便不加考证，而妄目追随之。

于是，笔者根据所藏史籍，首先从查找、收集属于洛阳籍历代“登科人”开始，而后又逐渐扩大到政界、军界、医学界、以及文化艺术界等形形色色的洛阳籍人物。尽管工程浩繁，史料匮乏，难度甚大，但为了“正本清源”，为了使洛阳籍人物能重新回归洛阳，虽然年逾古稀，但却总爱游弋在浩瀚的史海里，极力搜索属于洛阳“人文化”的每一条证据。这就如同是在寻找被拐卖的婴儿，尽管其中一些人早已经被“收养者”改了姓氏与籍贯，尽管他们早己经被故乡的人们所遗忘，然而谁也改变不了他们根在洛阳，或出生于洛阳又死葬于洛阳的这一亊实。

予历时三年余，终于给洛阳《历代人物汇编》画上了句号（不含民国）。尽管还有不少缺憾，尽管离初衷甚远，但我的确尽力了。于是懊恼之余，这才知道批评容昜，但做起来难；这才知道像这样一部书，仅凭一人之能力远远不夠。应该说，这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好多人的不断发现、不断补充、不断完善，才能让洛阳《历代人物汇编》更具有权威性。《汇编》共涉及各类姓氏241个，整理出2257个辞条，约含概近三千人物，其中有帝王、后妃、将相、皇戚，从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以及各类《史志》所载的名宦、贤达、异人、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史学家、医学家、金石学家、知名商贾与知名僧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