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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允平  年是怎么来的，我们姑且不论，单说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人们之所以盼年，无非就是期盼团圆、祈求好运，盼着吃顿饺子、可能穿上新衣服、可以啥都不干、可能会看到烟花、可以看到舞龙灯舞狮子扭秧歌、可以……甚至有人调侃说，老祖宗看我们这么累，才设了“年”这个节日，让大家可以放松一下。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据说，这是过去一位乞丐写给自己的春联，饱含了他的满腹辛酸，也对穷人过年有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同时勾起了我对祖辈父辈关于年的许多酸涩记忆。 叔叔的对联。我有一位比较近的同族叔父，家里日子过得比较惨。有一年写春联的时候，村里一些好起哄的人就怂恿写对联的人写了一副这样的对联送给我叔叔——吃一升借一升升升不断，赊旧账还新账账账不清，横批：年年如此。这副对联透着浓浓的乡村粗陋，是乡村文化和市井诙谐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我这叔父虽然日子过得恓惶，但一点也不猥琐，别人给写了，他就大大方方地贴出来。过年那天，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在议论这副对联，我叔父成了绝对的主角。后来，每当过年贴对联的时候，人们就动辄说起这副对联。其实，这副对联也成了我叔叔以后奋斗的动力，慢慢地，叔父从收粮食起家，发展到特色种植，成为带动一方富裕的带头人。如今，如果那些爱起哄的人还要写对联送给我叔叔，我估计对联会这么写：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走一步看三步步步领先。横批：越来越好。  奶奶的压岁钱。在村里，我们的辈分不算高，即使如年迈的奶奶，能给她磕头拜年的也比较少，奶奶能分给压岁钱的孩子就更少了。那时，拜年要有拜年的样子，半夜就要起来，穿戴整齐，就相约给年长的老人拜年。进门以后，要高声地问候老人，“**奶奶（爷爷）过年好”，嘴里说着，还要跪在蒲团上磕头，直到老人说“起来吧”才能站起来。这时，有些眼神不好的老人会拿放大镜一个个看，边看边问，“莱阳的来了吗？”“北京的来了吗？”“这是谁那孩子吧？”问询完了，才让拜年的晚辈吃糖、花生、瓜子等，有些老人甚至拿出钱来分给小孩子。过年时，我最盼的就是给奶奶磕头，因为给别的长辈磕头是没有压岁钱的，只有给奶奶磕，奶奶才会给。奶奶给的也不多，每人两毛钱，但这足以让我们诚惶诚恐了，那个年代，一个鸡蛋两分钱，一斤猪肉才五毛钱，一支钢笔算是我们眼中的奢侈品，也不过六毛二分钱。我的第一支钢笔就是用奶奶给的压岁钱攒起来的。如今变了，不再是老人给孩子发压岁钱，而是孩子给老人发红包，动辄几百、几千，哄得老人笑口常开。 吃箍扎没收。大年初一的这顿饺子是所有人一整年最盼望的，即使平时吃糠咽菜，过年也一定要吃饺子，尽管这饺子可能馅里的肉很少，或者饺子面皮有点黑，但总比平时吃的要好很多很多。对过年饺子，有些生活困难的人也不得不精打细算。我有一位很近的爷爷，他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五个儿子都是半大小子特能吃。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五个儿子就能吃得让我这位爷爷很头疼。有一年过年，包了好几盖垫水饺，可我这几个叔叔太能吃了，几乎出来一锅就光一锅，我那奶奶还没捞着尝尝呢，下出来的水饺就全被吃光了。这时，又一锅水饺下出来，刚端上来，爷爷就用筷子一划拉，嘴里说，“你们吃得差不多了，都别吃了哈，吃箍扎没收。”箍扎，在我们的方言里就是水饺。听见这话，几个儿子面面相觑，虽然肚子还没吃饱，也只能讪讪地放下筷子。从那以后，村里人就知道我这位爷爷家过年的水饺也管不够。后来，随着包产到户，我这位爷爷和五个叔叔都特别勤快，很快就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上级还表扬了呢。  滋味悠长的鸡骨头。蒸鸡白菜是我们那里的一道传统名菜，就是把整只的鸡下锅，加入各种调料后，用大火炖烂。待整只鸡炖烂后，再加入白菜，白菜都是掰的，绝对不用刀切。一般都是停下大火后，加入白菜就不烧火了。菜出锅后，要把整只鸡拆出骨头，只留下鸡肉待客，这就是我们那里的蒸鸡白菜。在这之前，大人要将整只的鸡拆开，拆出的鸡骨头就便宜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为了找理由让我们心理平衡，父亲边吃边唠叨，“这个鸡翅膀是给你姐姐吃的，她要学会梳头。”“这个鸡头是给大人吃的，免得小孩子吃了咆燥。”“小孩子不要吃鸡血，只有大人才能吃。”反正让我们吃什么，我们都会很高兴很满足。于是，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有趣的画面——父亲双手沾满了油，我和哥哥像小狗一样期待着父亲“赏赐”给我们一节鸡腿骨或者这里那里的骨头。一旦拿到手里啃到嘴里，顿时就忘掉了一切烦恼，家养笨鸡清香绵软的香气早就浸泡了我们的整个灵魂。我和哥哥会把每一块骨头几乎咬碎嚼透，实在没味了才恋恋不舍地吐掉。 如今，人们盼年，再也不是盼吃饺子、穿新衣服了，而是借机见一下亲朋好友、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彻底放松一下身心，甚至景区游玩到不知归去，找的就是“乐不思蜀”的感觉，再也没有酸楚的感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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