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仇恨与认定经济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

〖激发仇恨与认定经济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这是俄国革命及其理论存在的两大致命弱点〗

网上有文讲述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访问俄国，与列宁等领导人进行深度交流后认定俄国革命道路存在两大致命问题，一个反映在人性，另一个反映在理论基础。

前者是指通过激发仇恨的方式来推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美好目标，即以大乱求大治。而不是通过妥协平衡最大公约数亦或契约的方式来实现。罗素认为这不合逻辑，因为养成仇恨心理后，人们会永不停歇地寻找一个个新的仇恨目标，以至无限。

后者存在的问题在于坚信经济实力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在这一价值判断基础上生成的是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其逻辑便是国家成为唯一资本家后，会迅速而又彻底地消灭剥削和压迫。罗素认为这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认识到高度集中的权力会带来更严重的阶级阶层分化，比如形成权贵阶级，产生事实上的阶级剥削，只不过变换一种形式或罩上一层面纱。

基于两个判断，罗素写出了一本小册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认识》，其中对俄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进行了彻底否定。

俄国或苏联走过的道路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这里需要延伸思考的是，两个问题为什么普遍困扰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且难以化解？此问题深及骨髓。

即便是政治层面的仇恨，同样存在释放和强化人性中的恶，有解密后的苏联肃反乃至斯大林时期大量违反人性和波及无辜事件作证。

性善和性恶属于千年追问，至今难有定论。从善和道德角度分析问题，所有先进或积极向上的文化都是培育和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善良和怜悯，而非以恶或仇恨支撑社会。善是幸福的源泉，恶是道德败坏的成因。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定出现前苏联乃至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告密诬陷成为社会普遍行为，人与人之间失去起码的信任，所有人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行消灭同类之实，过程中绝无同情和怜悯，社会生态因此恶化。某种意义上这时的很多人已经异化为《狂人日记》中的角色。

以正常心态看世界看社会看事物，对单个人乃至集团和国家民族十分关键。因为心中充满仇恨，眼里的世界必变形，自己的语言行为也会变形。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仇恨激发的力量，俄国不会取得革命成功。事实的确如此，问题是仇恨激发力量也带来难题。如果敌人是永恒不变的，那么通过树敌来激发精神力量，树立价值坐标，区别善恶，未必不是一种选择。

问题是敌人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会成为明天的敌人。又由于敌人常常因利益生成，并且决定于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认定，而非社会大众这个主体。于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终于成为人们头脑中难以去除的疑问。

再者，阶级革命或制度对抗处于热战状态，敌人清晰而且可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形的对抗性阶级走向消亡，还有没有危及生命的敌人？这注定引来更多问题。

为什么网络上总出现一波波仇恨浪潮，并且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就因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一切由别人给我们界定和灌输。

更关键和要害的是，这种逻辑导致的是人际关系不再以善良和怜悯为基础，而是站队和仇恨。为什么每当被标定了的敌对国家发生灾难，总有大批喝彩者？原因即在于此。非正常的单个人或政治集团乃至国家民族都很难得到广泛认同和接受。

到这里或许还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由革命到建设，在两种迥异的社会形态下使用了同一种树敌模式？这并非源于某个领袖级人物血液中激荡着难以熄灭的斗争火焰，主要还是逻辑使然。

只要改变了这一基点，一切都必须跟着变，包括政治理论和文化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看一下人类文化的主要构成问题就清楚了，其间包括政治、宗教、人文。明确向善乃至博爱的是宗教与人文，突出差异或阶级斗争的是政治。

绝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走出俄国革命的思维和逻辑，只有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出了新路，尤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和超越，这也是领导人所强调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还有一些重要方面有待改变和超越。这也正常，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欲速则不达。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再难的问题都能解决，对此要有足够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