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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牛鼻子”。为此，中央相应调整优化首都空间布局，打造“一核两翼”，一核即首都核心区，两翼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相当于北京市会，外加旅游、商务，并将北三县（即大三香）纳入副中心范畴，一体规划、一体管理、一体建设，差不多2000平方公里范围；雄安新区为非首都核心功能主承载地，以保定雄县、安新、容城和白洋淀为基础，面积也是2000平方公里，为平地起新城，先规划后建设，一张图干到底，是新理念示范城、未来典范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样板城。尔后，持续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政策动力，包括轨道上的京津冀、生态环保一体化、先后设立天津、河北和北京三个自贸试验区、确定北京为扩大服务贸易综合示范区、在北京设立国际服务贸易中心、支持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开通大兴国际机场等等。可以说，中央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心和力度都是非常大的，政策供给也是充沛的。北京的“新三板”也完全有可能升级为中国第四证券交易所。 综合分析京津冀，北京作为龙头老大，发挥带动辐射作用是毫无问题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短板在津冀，潜力也在津冀。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的JING相比，天津（JIN）短板正在G（工）；河北（JI）的短板则既在G（工），又在N（农）。而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既包括G，也包括N，正可弥补天津、河北的之缺。因此，所谓京津冀协同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疏与接的问题。北京疏解，天津和河北接盘。说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道理也在这里。 这就给天津和河北出了一个历史性课题，即如何对待制造业。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天津与河北在认识上都是有偏差的。与制造业相比，它们都似乎更重视服务业，把服务业占比高于工业制造业看成是引以为傲的成绩。这与疏解、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要求，显然是不匹配的。作为北京而言，服务业已经占据绝大比重，是典型的后工业化发达城市，今后也不会有复兴制造业的任务和空间，有工业制造能力，包括新技术、新材料、新专利、新设计等，就一定会向外疏解或辐射。这就要求津冀高度重视制造业，为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搭建平台。在此需要澄清，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地方，过早把服务业提升到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并不是十分理想的状态。比如印度，它所以难以超越中国，就是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建立了“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了。 最近的一个数字还提醒天津和河北，两地的工业能力还是很落后的，充分显示了河北和天津的真正软肋。据4月6日的媒体报道，工信部日前公示了遴选出的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优胜者名单，共有9个省市的21个城市上榜。结果依然是南重北轻，其中江苏和广东各占6个，浙江3个，上海、山东、湖南、四川各有2个，安徽、陕西各1个。北京不上榜情有可原，因为这不是北京的努力方向，而河北、天津居然交了白卷，就令人扼腕了。工业制造业如此落后，如何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如何做到北京设计研发，津冀生产制造？ 天津和河北都有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基础。天津还一度是比美上海的制造业名城。要真正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在完善产业链、价值链、科技研发转化链上下功夫。具体到河北和天津，就是要在弥补工业乃至农业短板上下功夫。关键是，要牢固树立工业兴市、工业兴省的观念，天津要再创工业辉煌，河北要搞几个工业强市。要将发展现代制造业与贯彻新发展理念密切结合起来，把疏解与承接密切结合起来，把北京服务与津冀配套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群、产业圈、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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