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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我彻底地跑了，而且跑得很远。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填了大西北的一所学校，觉得很轻松，纠结了那么久、压抑了那么久、亏欠了那么久，还是跑了。因为连续两年，我都无能无力于这样一个相同结果，只是浪费了太多的时光，我还要悔恨吗？虽然那时对我来讲，时间并没有异样的价值。后面就再也没有继续在外躲避的理由了，我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个令我伤心痛恨的地方。反正各种纠结，我一直是理不清的，被迫地靠近也是出于无奈。我似乎难以形容对家乡的感情，哪怕是多年以后长久定居外地，我还是连它在的方向也不愿意去直视。后来被那所学校录取了，没有任何的惊喜，就像要结婚了却是被逼成婚的，不喜欢但不得不拜堂成亲一样。得不到的痛苦以及得到不是你想要的痛苦，都是等同的。在老家的日子里。我没有主动向任何人谈及我高考的事情，也没人关心我具体什么情况，因为即使有人偶尔有问了无非是去求证一种他渴望的结果，以便证实后在那个不大的村子里爆一些号外的新闻，也是乡村生活“乐趣”的一部分，让人看到的就是嘲讽和讥笑。家乡的村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比如我父亲的去世时，他们竟然开玩笑说：享福了，可以不再受苦了。没办法，生活还要照旧，但未必对于别人也是，他们除了帮忙处理一下丧事，再吃一顿丰盛的伙食之外，第二天就已经忘记了。回到家里，我几乎不出门或者有好友相约出去一下。录取通知书拿到后，我傻眼了，一年学费将近八千块，而且要一次性缴清，怎么办？和母亲商量后，母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家里的刚刚收割的粮食全部卖掉。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押了这么大一个赌注，对我的未来这么相信？后来，我都毕业了，哥哥才告诉我，那两年他和母亲都怕我身体不好，自尊心又遭到严重打击，怕我承受不了，怕我出事，所以才没有给我压力。不仅是这些，我觉得母亲对我的那份相信从未动摇过，她寄托的是一个希望，是一个可以让全家走出困境的希望。然而，即使家里的粮食全部卖掉了，还是差了将近一半。当时，哥哥已经退役了在市里学了驾驶，在做学徒。哥哥有个好友，他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比我哥大两三岁。我哥告诉我已经和他好友说了，他同意借一千块钱，于是我就去借钱了。一开始他不在家，我等了一会，他回来了，我尾随他走进他的药房。他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冷冷地带了点气愤，我很是奇怪，气从何来呢？他说：“如果不是和你哥关系好，我不可能借给你钱的！”听到这话，我头脑顿时晕了，感觉被人搧了耳光。他起身走出去估计是去另一个房间取钱，我同时也起身，往回家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走了。
因为没借到这原本说好的一千块钱，然后我和一个做村干部的叔叔讲了我的情况，当然这还是母亲带我去的。也许是母亲看到我回家没借到钱垂头丧气的样子，带我去找这个叔叔帮忙。坐在这个叔叔的院子里，说明了情况后，他思考了一下，说：乡里可以借到钱，但是有一条必须要有人担保，而这个人还不能是本乡镇的。我不知道为何有这样的规定，接下来我就开始找担保人。对于我来讲，压根不知道如何找人。后来，经这位叔叔的建议，我找到了在县城做律师的我老师的丈夫，他也是我父亲的同学。我骑车到了县城找到他，和他说明情况，原来他也是我二年级的老师，对我像对儿子一样，也对我寄予了厚望，所以他很顺利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并给我写了封信带在身上。然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骑车四十多公里，找到了其他乡镇的法院的一个领导。我记得他看起来很正气，确实像个领导。他问明情况，看了我随身带来的信，签了字。然后，我就如获至宝地兴冲冲骑车回家，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就这样经历了忙碌而紧张的两天。材料签字之后第二天，我把办好的资料交给那位村干部叔叔，他说材料还要再交给乡镇的信用社。就这样周折辗转过了大概两周，钱终于拿到手了。其实也不多，也就两千块钱，是根据我们家的信誉来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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