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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uce Fink 王莉 译 来自：无法被书写的微信公众号 安妮·艾略特: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你，除非你忘记我们。[…]我为我的性所要求的一切特权(这并不是一种很值得羡慕的特权，你也不必觊觎)，就是在活着或希望消失的时候，长久地去爱。经常说女人相比于男人更容易爱上并且欲望同一个人。这样的古老说法有什么事实依据吗？在我已经讨论过的同样一篇弗洛伊德的文献里，关于所谓的“在爱的领域中普遍的贬低倾向”弗洛伊德（1912/1957b）说女人很少会去贬低他们的性对象（p.186）他为此提供的唯一的解释是女人不会像男人高估女人那样去高估男人，将他们理想化。圣母类的角色，为什么女人没有，弗洛伊德没说。但是考虑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母亲的堕落，我们能假设在弗洛伊德的思想里，一个女孩的父亲没有像一个男孩的母亲那样的堕落。并且，当小女孩发现了婴儿来自于哪里，知道了她的父亲和母亲有性关系就像小男孩知道了他的母亲和父亲有性关系那样，我们能看到同样的震惊。难道是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双重标准，即男人不被要求是纯洁无暇的处男，而女人应该是(或至少曾经是)处女，造成了这种差异吗?可能一部分是这样吧，但是，当她认为她自己是她父亲最特别的人（虽然表面并非如此），女儿感觉到父亲因为和母亲发生了性关系背叛了她，这难道不是可能的吗？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一个堕落之前的值得信任的父亲1和堕落之后不忠诚的父亲2呢？难道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孩比男孩更不容易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受异性父母的青睐吗?在我们的文化中，“爸爸的小女孩”这个词的存在似乎与此相矛盾。癔症为了支持“虚弱的父亲”而进行的活动在临床中经常遇到，这似乎暗示了某种理想的、强壮的父亲的早期信仰。这里可以类比一下男人的拯救幻想(把妈妈2变回妈妈1)和癔症希望把虚弱的父亲恢复到早期的父亲强大状态。弗洛伊德说的女人很少去贬低她的性对象这一说法如果有任何道理的话，可能是基于父亲很少是小女孩的第一个性对象—而母亲才是。弗洛伊德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女同事的启发下，才意识到对男孩和女孩来说，原初爱的主要对象都是主要的照顾者，就今天而言通常是母亲。毕竟，一般来说，她是与孩子们身体和感官接触最多的人。抱着他们，给他们洗澡，喂他们，给他们换尿布。对母亲的爱转向父亲，往往是之后才发生，并很难是直接的，而且可能只是部分的。正如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1931/1961c和1933/1964，第33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种转变在许多情况下伴随着对母亲的强烈憎恨。憎恨的理由有很多，包括母乳喂养她的女儿太少,剥夺了她的各种各样的关心和快乐,要为她缺乏一个阴茎负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31/1961c, p. 234).没法去探究这些原因的相对真伪性，似乎当一个女孩的愤怒集中在她的母亲身上时，她就会把她的爱转向她的父亲。母亲被诽谤，父亲被爱戴。她对他的爱开始得较晚，从未经历过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纯洁无暇的—父亲被视为完美的—另一个是背叛和堕落的。现在，与弗洛伊德的主张相矛盾的是，我将称之为“坏男孩现象”。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几乎没有必要贬低她们的性对象，因此表面上回避了爱与欲望的区别。这是弗洛伊德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由于理论上的疏忽或偏见，就是因为一百年前在维也纳不存在这种现象。然而，我认为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两个世纪。不考虑更多，除非简·奥斯汀凭空捏造了《诺桑觉寺》里的蒂尔尼船长和《傲慢与偏见》里的乔治·威克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司汤达是个好孩子，尽管非常神经质。1822年，他曾抱怨当时的女性对坏男孩的迷恋:“一个人必须对女性无所畏惧。拉萨尔将军失败的地方，一个满嘴脏话、蓄着胡子的上尉成功了”(司汤达，2004年，第79/82页)这些“坏男孩”——无论是昔日那些留着八字须、毫无尊严、傲慢无礼的士兵，还是今天那些略未剃须、蓬头垢面、戴或不戴耳环、身上有或没有纹身的男孩——大概都不符合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形象，而且他们通常对接近的女性很少有尊重。(用弗洛伊德之前的话来说，他们至少似乎“超越了(他们的)对女性的尊重”。)他们想要什么就想要什么，而且毫不犹豫:当他们想要性的时候，他们不会假装想要爱;当他们想要的是一些快速的乐趣和欢愉时，他们不会假装想要一段长期的关系。这些男孩对待女性不像她们的父亲那样像公主般对待她们:他们对她们很随意，而不是体贴。一个被这些无礼的男孩迷住的女人是爱他们、欲求他们，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似乎一开始她是欲求他们，而她深爱的父亲和一个她能感受到性欲的男人之间，一定不会有太多相似之处。(当然，除非坏男孩只是她自己的坏男孩式父亲的新版本，他对她很傲慢，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坏男孩通常更男性化、更令人兴奋、更叛逆、更不安全;他们不是那种应该在一起的男孩。这样的男人通常被认为在性方面比女人更有经验，而且对成为女人最好的朋友毫无兴趣;与他的关系通常是一场挣扎，女人常常认为她能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也许许多女人也不能如此轻易地把爱和欲望放在同一个地方，不能如此轻易地把爱和欲望放在同一个对象上。要有更多性兴奋,她必须和一个错误的人,一个绕着街区闲逛已经数十次，不像她父亲一样把她当成珍贵的珠宝,因为后者这样只会导致爱,而不是欲望。他不能恭敬地或敬畏地望着她，而要傲慢而贪婪地望着她。(矛盾的是，在找到这样一个男人之后，她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寻求从他那里得到爱，而如果她得到了，她甚至都不想要。)我将在第七章回到一个女人对坏男孩的迷恋这个话题，但应该清楚的是，她为坏男孩对她的渴望感到兴奋，但如果他最终他宣布他爱上了她，她可能会失去兴趣。如果她继续和他交往，她宁愿他少给她一些爱的表示，如果他有爱的表示，就留给他的母亲或祖母。我们已经知道她更喜欢他欲望她而不是爱她，我们不禁要问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它是否允许她去欲望，而不担心依恋或依赖他?因为依恋可能会导致她想要照顾他，或者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支撑他。这是否允许她爱他而不受惩罚——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得到爱的回报，因此她没有对爱得到回报的恐惧?还是说，被他欲望只是让她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她想要的珍贵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能取得男人的欢心，这样世界都会很好了。如果上面所说的发生了，这坏小子开始公开表示对她的爱,并希望总是和她在一起。证明他的坏男孩的立场(至少在关系)的领域只是一种表演——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她采取一种贬低他的策略，以便能够继续对他产生欲望。例如，她可能觉得不得不向他表明，她觉得他不如她，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事业不成功—总之，对像她这样的人来说，他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生活伴侣。如果他坚持爱她，他可能会从一个坏男孩变成一个“小男孩”(一个比“gigolo”更少贬义的词，参见《蒂凡尼的早餐》)，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取代。对某些女人来说，爱和欲望可能就像前面描述的强迫性男人一样难以调和。虽然弗洛伊德(1912/1957b)没有讨论女人的爱/欲望的分裂，他自己也认识到，在女人的欲望领域里，一切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根据他的说法，女人常常需要有一种禁令或“禁止性”(第186页)才能引起性欲。例如，他们只有在公共场所做爱时才会真正感到兴奋，而在公共场所做爱是不允许的，而且有被抓住的风险。(几十年来，法国电影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夫妻床上的性爱对他们来说太无聊了。我的一个病人的情妇在她丈夫工作的教堂的地下室里和他发生性关系时，她最有激情。对她来说，欺骗她的丈夫是不够的，她必须在教堂里这样做，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而且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有人走进来当场抓住她!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这样的女人，存在着一种特定欲望的结构性条件，这种条件涉及到禁止。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弗洛伊德强调情境的不适宜性，而坏男孩现象强调伴侣的不适宜性为什么这些女人需要被禁止呢?弗洛伊德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女孩的性限制比对男孩的性限制要极端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以至于女性习惯于压抑性兴奋，不去满足自己的性冲动。因此，她们需要比寻求更多刺激的东西来唤起。一个对她们感兴趣的伴侣的存在可能是不够的。这涉及到弗洛伊德更大的一个观点即：整个社会对性冲动的压抑。在他看来,孩子们的教育,把他们变成文明,生产的社会中的一员,导致将整个身体的感官感觉削减到更有限的性感带。此外，它引导我们只选择特定的性伙伴，而不是所有可能的对象，并仅以有限的方式接近着他们。按照弗洛伊德的思考方式，其结果是，我们身体的“教育”或社会化只会在我们自己付出巨大的代价时发生，那个代价就是巨大的“快乐的丧失”(弗洛伊德，1912/1957b, 189-90页)。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一个神秘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婴儿可以体验一种“完全的快乐,”包括从他身体的所有部分和所有可获得的物体中获得的快乐(他称之为“多形倒错”)。断奶,如厕训练,和禁止手淫,同性恋,和乱伦,童年早期之后,我们的快乐再也不会满足，或者完整了——并不是简单地拥护“自由之爱”，就能实现这样的满足。在这方面，文明在某些程度上是自我挫败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满足和拉康所说的“享乐”的根本丧失，是由它强加给我们的。弗洛伊德继续告诉我们，人类很难应对这种满足感的丧失，他们试图弥补一部分: 他们通过跨越障碍和违反禁令来增加快乐。逾越社会习俗甚至法律约束(凡涉及何时何地发生性行为或发生在什么位置,谁支配,性行为中的暴力，堕落,甚至野蛮)让许多女性获得了她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刺激，让她们获得了一种她们无法获得的替代的“性”满足。这种刺激几乎与爱情无关。唯一真正的穷光蛋是这样的人:他活了一辈子，却从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1912/1957b)，很明显，甚至更普遍地说，在Eros的状态中（爱的发展状态中），有些东西是衰退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性冲动本身的某些性质是不支持完全满足的实现的”(第188-9页)。这可能被视为拉康著名论断“没有性关系”的前身。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衰退的爱，涉及到教育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满足感的丧失，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视角。弗洛伊德九年之后在《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提到了。爱和欲望在此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情感或倾向表现出来的，前者来自于我们对最早期照顾我们生理和情感需求的人的依恋，后者来自于青春期带来的荷尔蒙变化。相反,爱—“深情的爱,”正如他所说,被认为是欲望抑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他指的是下作为“肉欲的爱”和“人类的爱”(弗洛伊德,1921/1955e, p . 112)。弗洛伊德声称,本身,肉欲的爱,只不过是部分性欲为了直接获得满足的客体投注(即将力比多投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此外,当这一目标已经达到时，投注(即力比多的投资)就失效了。(111页)对一个客体的力比多投资——即与某人有关的兴奋的积累——在此被认为是短暂的，一旦达到性满足就会消失。换句话说，当性欲得到满足时，我们对满足性欲的人就不感兴趣了。(例如,相当一部分男人的在完成性活动之后会尽可能快地离开他们的性伴侣)。根据弗洛伊德在此的观点，只有通过抑制或禁止性满足，才能对一个人进行更持久的力比多投注。当真正的性满足受阻时，对那个人的性欲就会产生一种象征性的理想化，导致一种次要的、而非主要的爱的潮流。对伴侣的理想化和深情的爱本身(我们可能在宫廷式的爱中看到理想化的最充分的表达，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因此涉及性冲动的无限延迟和升华。深情的爱，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要么是依附的，要么是自恋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后者)，而在这此似乎涉及到对对象的理想化，关注其精神上的优点，而不是其感官上的优点。在这里，爱并不被认为是性欲的开始，而是性满足被抑制的结果。与没有这种抑制的情况相比，它会导致对潜在性伴侣更大的兴奋。换句话说，限制与伴侣的性接触会增强性兴奋，最终导致更大的性满意度。教育或社会化引导如此广泛的性冲动进入狭窄的羊肠小道，以至于达到狂热的程度，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被高估了——弗洛伊德认为，这对男人来说尤其如此。这里的观点似乎是，某种活动越是受到抑制或限制，我们对它的欲望就越强烈。正如我所说的,“禁止使之色情化“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自然而然，人类之间的行为就像动物之间的行为一样，性冲动被抑制的程度要小得多，性满足就是性满足本身: 原始人类能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根据这种假设的说法，它很容易获得，因此不像一般稀缺资源那样受到重视:它没有被夸大;这并没有导致对性伴侣的严重高估;它也没有导致坠入爱河的经历。原始人类永远不会对自己说像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病人“鼠人”在第一次性交时对自己说的话:“这太棒了!”为了这个，一个人可以杀了他的的父亲!(1909/1955a，第201页)。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过度的满足，而不是满足的缺乏!由于教育，性离开了基本动物本能的领域，产生了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整个人类的求偶和交配仪式由过去几千年发展起来。弗洛伊德预示了拉康对宫廷爱情的一些评论，他说，人们为了增加爱情的乐趣而制造他们自己的爱情障碍(1912/1957b，第187页)。“如果性自由是不受限制的，”满足就不是完全的，弗洛伊德的意思大概是指没有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高度。在他看来，禁令(用拉康的话说，因为禁令是用文字表示的，因此是象征化，符号化的)和限制加强了满足感。弗洛伊德认为，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禁令会带来更大的性满足，而在缺乏禁令的地方，人类倾向于创造自己的禁令，“以便能够享受爱情”(第187页)。如果这两个弗洛伊德关于“爱的衰退”的理论听起来有点像不太可能的同床异梦，因为他们就是如此，它们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假设，弗洛伊德阐述了文明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教育对性生活的影响：一方面是性满足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其获得，后者在弗洛伊德的思考中可能不如拉康或司汤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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