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2日）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作法，一些批评者抨击说，任何喜好“科学”的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这项协定。 毫不奇怪，奈尔·德葛拉司·泰森（一位以从事科学传播闻名的美国天文学家）火速宣布，特朗普之所以支持退出气候协议，是因为他的政府“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不知道科学如何发挥作用。” 可是，他所说的“科学”到底有什么相干呢？ 我们知道泰森关于全球正在变暖的看法。我们也知道，有许多别的物理科学家赞成他。 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意泰森，难道就必然意味着支持《巴黎协定》？这反而是不合逻辑的。 毕竟，《巴黎协定》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而是一份列出具体公共政策议程的政治文件。 赞成不赞成协定可能暗示了一个人对气候科学的看法，也可能并非如此。 一个人可能同意气候变化现象确实存在，也可能赞成人类在这个现象里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并没有规定人们也必须同意《巴黎协定》所列出的政治对策。 两者是完全独立的现象。
显然不是。 那些拒绝签署协议的人可能认为，“伦敦防止肥胖协议”实际减少肥胖现象几乎没有作用。或者，持异议者可能会认为，协议没能恰当地比较实施指令的成本和收益。反对者可能会觉得——“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更糟”。 无论如何，反对这项协议与否认肥胖现象存在或此项问题研究背后的科学无关。 巴黎协议也是如此。那些不赞成该协议的人，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正在——对协议的具体条款深表怀疑，事实可能证明，这些条款，可能会比假定的全球变暖本身给人们带来更难以承受的代价。 对于像泰森这样的物理学家，也即那些对经济或政治制度一窍不通者来说，公共政策就像是大变戏法。一群政客聚在一起，宣称他们要解决问题X，然后问题X就神奇般迎刃而解了，只要每个人都支持“解决方案”。 但如果巴黎政客的政策处方是错的呢？或者，如果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更糟？ 据推测，这项协议应该提高生活水准，从而改善真实世界中的人类生命质量。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巴黎协议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巴黎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应该被拒绝。如果协议的净效应是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潦倒，那么它就是毫无价值的。 现在，在对气候科学本身不作任何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巴黎协议看出，根据清单的第2-5项，很容易得出拒绝协议的结论。 毕竟，该协议是建立在过于不着边际的政治预测上的。他们试图预测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经济（一种非常不可靠的努力），没有诚实地考虑到将高得多的能源成本强加给全世界大多数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真实代价——这正是该协议将要干的。 事实上，该协议甚至避而不谈家庭生活成本，而这项成本面临着协议下能源成本的上涨。唯一提到的代价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代价。换言之，该协议假定，协议条款对家庭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 同样受到忽视的还有采用协议条款的机会成本。在现实生活中，接受协议的政策处方，将减少获得基本能源的机会，从而减缓经济增长。除了减少家庭财富，这也会减少税收收入。花在提高能源成本上的钱，也就不能用于其他地方，比如医疗保健、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善，等等。然而，与此同时，该协议要求政府采取大规模财富再分配措施，将大量支出用于例如“防灾应急”，用于更多为自然灾害影响掏钱的政府“保障”。 因此，该协议要求增加支出，同时降低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用这块钱的能力。这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努力。 其他机会成本，包括对淡水生产的影响。正如我在2015年文章中所指出的：
证据是如此站不住脚，我们很容易看出，坚持我们现有的“一鸟在手”，而不是巴黎协议承诺的“双鸟在林”政策，可能会更加明智。 我们已知的是，现在就可以用廉价能源、扩张的生产能力和强劲的经济来帮助贫困人口。而巴黎协议承诺的不过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未经实践的公共政策体制帮助未来假想中的人们。 不少谨慎人士会选择赞成前者。 此外，有许多全球变暖游说团体的自己人也否认《巴黎协定》在降低气温方面会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审慎会让我们重新燃起兴趣，把资金投入那些已知正在帮助穷人的技术和减贫措施（也就是那些鼓励更多贸易和资本投资的措施）。采取削弱我们在这些措施上投资能力的政策(正如巴黎协定所做的那样) ，只会让情况恶化。 然而，在物理学家和气候科学家的想象世界里，他们无法理解经济和公共政策的复杂现实。他们只是幻想着有某种东西能让情况好转：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那么政府中的“好人”肯定会变戏法般地让这一切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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