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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科普研究所于2020年9月28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办第二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本次会议主题为“面向未来的科学素质建设”，会议以“两翼同等重要”为根本遵循，围绕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编制科学素质建设规划展开交流研讨，为加强公众科学素质建设工作建言献策，助力新时代科普工作创新发展。本场报告人为清华大学科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正风，报告主题为“关于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的再思考”。 专家简介 李正风，清华大学科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科学学研究副主编，曾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起草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专家组成员，曾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李正风教授长期深耕科技的社会研究、科技发展战略与科技政策、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中国创新体系研究等领域，是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年制定专家组核心成员，领衔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的再思考”的问题不是纯学理的研究，而是带有一定工作性质的研究。问题的提出基于新时代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测度体系和提升路径发生了新变化，以及正在制定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25-2035年）》，对反思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提出新挑战，提供了新契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一项与时俱进的事业，需要不断的提升认识。 二、如何理解新时代 “新时代”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人类发展的“新时代”，另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1. 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人类发展的“新时代”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科技发展快速迭代，科技应用不断创新，进入 “终身学习”时代，由此带来“基准”相对化、动态化的问题；第二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让我们获取知识渠道多样化，成本大幅度降低，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重要；第三是新兴科技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更加紧密，理解和应用新兴科技的需求大众化，其价值观、伦理问题尤其重要；第四是国家间的竞争更依赖科技硬实力和科技软实力。 2. 中国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也有以下四点特征。一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具备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当代科技素养；二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从跟踪、并行到引领，对科技硬实力、软实力提出双重要求；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由此带来多路径、多层次的问题；四是国际竞争更复杂、更激烈，需要更加具备“人类视角”、“全球视野”。 三、对三个问题的再思考 1. 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和结构 “四科两能力”是2006年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时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内涵做出的界定。“四科”是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两能力”指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此内涵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是何种关系？有时候说树立科学思想可以理解为树立科学思维，从这个角度，科学方法是否包括科学思维？概念所指比较模糊；第二是科学文化、创新文化的要求如何体现？第三是获取科学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是否需要纳入到基本的内涵当中？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四科两能力”的内涵做出调整和补充，将“四科”调整为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践行科学精神、崇尚科学文化；“两能力”补充“获取科学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从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为基础，向以掌握获取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能力为基础转变。今天的知识社会，know what，know why是规范课本上的知识，但know how，know who变得更加重要，知识不断更新的社会，获取知识的能力更加重要。从了解知识、掌握技能向价值塑造转变，是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文化素养是更根本的素养；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素质提升成为新的要求。重心向科学精神、科学文化转移。 2.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目标”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目标需要“基准”的两个主要理由，一个是国际比较，我们以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基准就要以国际基准作为基本的测度依据；另外是便于测度“行动计划”推进和实现的程度，要测度就要有相应的基准。 现在需要打破基准的约束和限制，基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在思考新时代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突出。新时代确实对公民的科学素质要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出现了差异，以前的基准现在是不是还能够看作是基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基准这是一个问题。 在“终身学习型”社会，公民科学素质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谱系。“低目标”、“高目标”并存。比如以前讲的国际基准，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低目标，但是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有不同层次的高目标要求。对特殊群体，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仅仅停留在基准的低目标是不能适应当今社会要求的。 “新时代”需要“新基准”。形成国际认可的“基准”需要一个过程；但需要根据人类发展“新时代”的要求，推进形成“新基准”。中国可以探索“基准”的中国方案，高于“传统基准”并适合中国发展“新时代”要求的中国方案，以解决中国“新时代”发展挑战为宗旨。“新基准”还要有差异性。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建立以“传统基准”为起点的差异化“基准体系”。 “基准”和“测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与旧的关系，即“传统基准”和“新基准”的关系，怎样能够把适应传统基准的测度与新基准的测度结合起来；二是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即国际化的“传统基准”、中国“新基准”和“国际新基准”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进化的关系，中国方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对形成新的国际标准有所贡献。 3. 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体系”？ 建立“目标-路径”联动的行动体系，研究和建立“新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情境下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路径问题。树立“全生命周期的学习提升理念”，把学校教育作为基础性路径，纳入行动计划之中，并把价值塑造前移到学校教育阶段。 要塑造公民内生动力。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向 “公民提升科学素质”转变，从被动性提升向主动性提升转变，激发公民自觉提升科学素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提升服务路径的多样化。要区分三种服务，一是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和“公共服务”；二是市场机制下的“差异化、定制化”服务；三是社会力量的有特色的公益性服务。明晰不同供给主体的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不同功能。供给侧的改革与目标-路径联动的行动体系应是相适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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