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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ebruary 2021 ● 银生节度考（上） 二、银生节度的移置问题 （一）银生府移置次数与移入地问题 1.威远、开南有银生之称是因为银生节度移到了开南 在元代的政区设置中，既然称威楚开南等路，不带银生字样，说明原来设置的基础是开南而非银生。《元史·地理志》称蒙氏立银生府，实际也能看出不是指南诏，而是指大理，因为南诏称节度或都督，称府在大理。从这个角度看，《元史·地理志》之所谓于开南立银生府，实际是遗漏了南诏立银生节度而大理时期移置开南的内容，直接把设治地点说成开南，移置地点却成了威楚，把两次移置说成一次移置，结果迷失了南诏时期银生节度的位置所在，把开南都督地域当成了银生节度辖区，进而抹煞了开南都督的历史存在。 《元史·地理志》所谓蒙氏于开南立银生府，后又移府治于威楚的说法，也是错的。强调开南即柘（拓）南，银生则只是曾经移置过，后文又另有“银生逻”一条，说明开南、银生不同，元代的人是清楚的。出现认识上的错误是后来的事。元代官修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开南州沿革说：“古拓南也。蒙氏移置银生府，即金齿地，领一十二甸。” 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开南州原本是拓南（即开南）地，只不过后来移置了银生府到这里，也就是将节度（府）的驻地移到开南州。也就是说，开南有银生府之称是移置的结果。从哪里移来，没有交待。称“蒙氏移置银生府”，不称节度，说明蒙氏不指南诏，大理时期一直保留银生节度的设置，只是名称不同，称银生府。按方国瑜的观点，蒙氏不指南诏，则《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引用的原始文献的记述是准确的。 2.银生府移置威楚说不可信 明天启《滇志》卷二《景东府》说：“后金齿、白蛮侵夺其地，移府治于威楚，遂为生蛮所据，历宋段氏不能制。” （明）谢肇淛撰《滇略》卷一《景东府》说：“后移于威楚，其地复为蛮有。”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景东府》说：“寻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白蛮遂据其地，历大理段氏莫能复。” 似乎是南诏已失地而大理不能复，造成移置时间上的误解。 清康熙《云南通志》和清雍正《云南通志》的上述资料，应该是来源于《元史·地理志》，只是抄录有节略，又随意改变用词，致阿只步一事的时间变得模糊。 持移置说，地属银生而治初不在，后移置。与景东移置威楚说对应。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楚雄府》说：“天宝末为蒙氏所据，徙银生节度治之。” 天宝末南诏才脱离唐朝的控制，设立节度从那个时候开始，何来徙治之说？实因抄书有漏字，致不可解。 按照上述这些文献的说法，开南失控之后，银生府曾移置威楚，实非有据。银生移置只有两次，是一移开南，再并姚州，都在大理政权的末年，没有移置过威楚。开南移置是因为失地，威楚一直处于大理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如果驻地在威楚，根本就没有必要移来移去。威楚有银生之称是元代并威楚与威远、开南为一路造成误解。上述文献说法不一，都是误解。 3.银生属姚州是直接从开南移置 《大明一统志》卷八六《楚雄府建置沿革》说：“宋时，大理段氏以银生属姚州。” 明正德《云南志》卷五《楚雄府》说：“宋时，大理段氏以银生属姚州。”(8)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一〇《楚雄府》条说：“段氏之世，银生府属姚州，改当筋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楚雄府》说：“天宝末，没于南诏，属银生节度，寻改置银生府于此。”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八〇《楚雄府建置沿革》说：“大理段氏以其地隶姚州，号当筋睑，寻改白鹿郡，复为威楚部。”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楚雄府》说：“宋时段氏以银生属姚州。号为当筋睑，后改白鹿部，又改威楚部。元宪宗八年（1258）置威楚万户府，至元八年（1271）改为威楚路，后置威楚开南等路宣抚司。” 仅看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这一段，看不出与银生有什么关系，是资料没有抄全造成缺误，完整表述应该和清康熙《云南通志》一样。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楚雄府》说：“宋时为段氏据银生，隶姚州。又名当筋睑，后改白鹿部，又改威楚部。高升泰执大理国柄，封高明量于威楚，筑外城曰德江城。传至其裔长寿，元宪宗三年（1253）征大理，平之。” 楚雄的控制正常，如果银生节度移驻楚雄，没有必要移姚州。所谓“威楚移姚州”是开南移姚州之误。银生节度本是自澜沧江外移驻开南，但明清文献多不明此情，直接说原驻开南，为弥合两移节度的过程欠缺，人为加了一次移威楚。 有些文献更进一步，直接说银生节度开始就设在威楚，连移动次数也无法交待。 开南近威楚，元代区划设置是就近就便圈画，方便管事。但大理国时期，威楚夹在姚州与鄯阐两大节度之间，不可能再有节度，级别低于银生，如果合署，只能选同级，移姚州应该是这种情况。 4.同级合署是银生移置到姚州的原因 威楚没有节度，实际是归姚府，才有属姚州之说。 《容斋随笔》卷四说：“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 说明还有节度驻姚州。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姚州说：“段氏为统矢逻。” 《寰宇通志》姚安军民府建置沿革说：“段氏仍为姚州，以高统矢为太守。” 说明统矢逻以高统矢得名。 （元）释用源撰《重修兴宝寺续置常住田记》说：“（姚安路）至大理段氏，立为统矢府，又号姚府，即八府之一。又至段政严时，封相国高公泰明之子明清为演习，即汉之节度使也。” （元）欧阳玄撰《升姚安路记》说：“姚安，当段氏有国时，为姚府，居南诏八大府之一。” 则名称不同，却始终为重镇。所谓八府，其实是南诏时期节度或都督一类的军事重镇。银生当初移开南，应该是与开南都督合署，因为级别相当。后来开南、威远地不守，才又向姚州移动，又与姚州合署。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蒙化州沿革说：“唐改阳泒州，段氏为开南县。”《元史·地理志》说：“蒙化州……唐置阳瓜州。天宝间，凤伽异为州刺史。段氏为开南县。”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蒙化府建置沿革》说：“段氏为开南县，后改蒙舍镇”。明正德《云南志》卷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说：“宋时，段氏改开南县。” 州改县的说法，恐怕不可信。蒙化境内之所以有开南地名，恐怕也是移置开南都督的人员而有开南之名，并非将阳瓜州直接改成了开南县。《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说的段氏，也不是指大理立国，而是指大理后期。大理前期开南、威远都在，没有另设一个同名县的可能。 开南移蒙化与银生移景东应该是同时进行，并且移的都是节度官署和人员。如果移州，开南移了，威远也应该移，但不见威远名称移动。 银生节度区域失控，无法施政，节度官署移到开南，开南官署移到蒙化。 后来开南、威远又失，驻开南的银生节度又只好移驻姚州。 建制保留肯定是因为遇到突发事件导致失控，还计划收复。最后兹事不果，全因大理国亡。 （二）移置的时间表述混乱与错误是明清文献的一致问题 1.南诏已失控说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其后，金齿僰蛮据之。” 表述比较模糊，不强调时间。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五《景东直隶厅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蒙氏立银生府于此，为六节度之一。寻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白蛮遂有其地，历大理段氏莫能服。”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景东府》说：“唐南诏蒙氏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夺，移府治于威楚，历郑、赵、杨、段之世莫能制。元中统三年（1262）平之，以所部隶威楚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置开南州，仍隶威楚路。” 2.长和国失控说 （清）冯甦著《滇考》卷上《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簒夺》条说：“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问罪。买嗣惧，诛杨登以塞众口。然银生部如景东、镇沅及金齿白蛮终不服从。” 3.宋时大理段氏不能复说 （1）景东府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景东府建置沿革》说：“后金齿、白蛮侵夺其地。宋时大理段氏不能复。”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一四《景东府》条说：“后为金齿白蛮所据。” 《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府条说：“后为金齿白蛮所据。”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景东府》说：“寻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白蛮遂据其地，历大理段氏莫能复。” 似乎是南诏已失地而大理不能复，造成移置时间上的误解。 （2）镇沅府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镇沅府建置沿革》说：“后金齿、白夷侵夺其地。宋时大理段氏不能复。” 明天启《滇志》卷二《镇沅府》说：“其后金齿僰夷侵夺之，宋段氏莫能服。”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镇沅府》说：“后金齿僰夷侵夺其地，大理段氏不能复。”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镇沅府》说：“唐蒙氏为银生府之地，其后为金齿僰彝夺之，宋段氏莫能服。元初始内附，立威远州，属威楚路。后置按板寨，属元江路总管。”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镇沅府》说：“唐蒙氏属银生府，后为金齿僰蛮夺之，宋段氏莫能服。” 明正德《云南志》卷八《者乐甸长官司建置沿革》说：“其后金齿白夷侵夺其地，宋氏大理段氏莫能复。” “大理段氏不能复”这样的表述，让人误认为南诏时期已经失控。郑氏时银生部即不服的说法，把银生府移置的时间定到大长和国时期。实际并非有什么依据，不过是银生府移置说的胡乱发挥。大理政权能与势力强大的宋朝、安南、蒲甘保持固定的边界线，就不可能控制不了腹地的今景东、景谷等地。如果大理国时期连紧邻国都大理的景东都控制不了，就不成其为国家了。 4.大理时为白夷所有说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威远州建置沿革》说：“唐南诏银生府之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大理时为白夷所有。”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九《威远御夷州》说：“大理时，为僰蛮所有。蒙古中统三年，击降之。至元十三年，立威远州隶威楚路。” 《明史·云南土司传》威远州条说：“大理时，为百夷所据。元至元中，置威远州。” 明确了被百夷占去的时间是在大理国时期。景东在景谷、镇沅等元威远州属地之北，不可能先被占，也只能是在大理国时期。 （三）最后一次移置在大理国末年 开南、威远等地都被傣族占去的极端被动局面，应该是发生在大理国遭到蒙古大军进攻之后。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镇沅府附威远建置》说：“唐蒙氏属银生节度，又置威远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七威远直隶州说：“唐南诏银生府地，濮落杂蛮所居。段氏时为僰彝所有。元中统三年讨平白夷蛮，隶威楚路。”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楚雄府》 说：“大理时，以银生属姚州。” 《元史·地理志》载：“威远州，下。州在开南州西南，其川有六，昔扑、和泥二蛮所居。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中统三年（1262）征之，悉降。至元十二年（1275），立开南州及威远州，隶威楚路。” 《元史·地理志》威远州条明确说夺去威远等地的是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连名字都知道，事件发生的时间不会远；而且所谓“中统三年征之”，攻打的就是阿只步。阿只步所占，也不限于威远，还包括开南。只是元末思可伐势力东扩，阿只步家族只守住靠内的景东，其余并于思氏。明初修《元史》，以威远、镇沅地已属思氏，只有景东得保存，故威远、景东分述，致乱不可解。 （四）威远、开南失守的时代背景——银生府移置到开南在1180年以后 1.大理政权控制能力不足 《南诏野史》说：“徽宗辛卯政和元年（1111），地大震，损十六寺。三十七部（判）〔叛〕，高相国泰明讨平之。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阐镇守。……徽宗己亥宣和元年（1119）正月，彗出，慕宁、远、矣、破、马等叛。三月，出师征之，兵败。三十七部蛮复叛。陷鄯阐，高明清死之。” 《滇云历年传》说：“（绍兴）十七年（1147）二月，大理彗星出，嘉宁远、矣、空、破、马地方诸夷叛，发兵征之，大败。三十七部夷叛，攻平国公子（于）鄯阐，高明清力战却之。” 《南诏野史》说：“（南宋）开禧二年（1206）征三十七蛮部，至寻甸平，河水绝流。” 《滇云历年传》作：“（绍兴）十八年（1148），腾、永叛，高明清讨平之。六月，高量成讨三十七部叛夷，平之。” 《滇云历年传》作：“嘉定五年（1212），征三十七部夷，追至寻甸平之。” 从上述这些大理政权与地方势力互有胜负的争斗中，可以发现对境内各地的控制能力不足，是大理后期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南诏野史》又说：“蒙古兵入上关。智奔鄯阐，泰祥退至统失逻（先为姚安府，府裁，今为姚州，属楚雄府）。募兵于三十七部，未至，而蒙古兵已长（躯）〔驱〕而入，泰祥被执大理，不屈，乃斩于五华楼下。” 则又说明大理政权与地方势力，虽有矛盾，却也不是完全对立。 2.蒙古大兵压境 《南诏野史》说：“理宗甲辰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出灵关，伐大理。祥兴遣将高禾迎战，禾败死之。段连佑归宋，宋遣使吊祭，致经书、银缎，为高禾拒蒙古兵战殁也。” 《滇云历年传》 作“ （淳祐） 四年（1244），蒙古兵出灵关，段祥兴遣将高禾迎战，兵败死之。会蒙古主卒，师还。” 《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说：“（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出灵关，蜀人震恐。大理遣将髙禾迎战，败死。会元主谔格德依卒，兵还。宋遣使祭禾，以其御元也。” 谔格德依即窝阔台，并非去世于1244 年，而是1241年，蒙古退兵应该另有原因。 蒙古第一次进攻，肯定对大理造成很大压力。开南、威远等地失守，恐怕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要应对蒙古，只能收缩兵力，这就给了北上的傣族机会。中统三年（1262）蒙古兵去攻打威远、开南的时候，阿只步本人还在，则他占领开南、威远的时间不可能太早，应该是利用了1244 年蒙古兵进攻大理的机会。入占开南、威远也在此前后一段时间。毕竟蒙古兵之来，与大理备战，都要有准备时间。 3.大理后期的边境困局疑与蒲甘势力扩张有一定的关系 阿奴律陀王到妙香国要佛牙的故事，反映了蒲甘与大理间的争夺。 《琉璃宫史》两次提到蒲甘的北方是健陀国（大理），但到元军到来的时候，蒲甘势力已直逼高氏驻守的腾冲。干崖（今盈江县一带）的傣族阿和因投靠元朝受蒲甘攻击，引发蒲甘与元朝间的大战，说明蒲甘势力已深入今德宏境内。蒙古南下攻大理，蒲甘不会不知道，也不可能没有行动。大理在边境地区采取守势，势力收缩，应该是应对蒙古进攻的危局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在今德宏方向逼近腾冲，临沧方向也可能有行动，银生府内移，与蒲甘势力扩张不无关系。 4.傣族势力北进 （1）银生开南方向傣族势力北进与叭真的扩张有关 第一，叭真势力兴起与蒲甘扩张到清迈等地有关。叭真不是西双版纳的首领，而是全傣泰人地区的首领，他死后又形成分裂，形成混乱局面，到元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局面。 据《琉璃宫史》说：“统治阿梨摩陀那蒲加雅马的阿奴律陀王曾攻占该地（哈里奔猜）。”所说的哈里奔猜就是后来的兰那，也即中国文献所说的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清迈一带。阿奴律陀王的在位时间是11 世纪中叶，如果所说不错，就是说蒲甘人攻打真腊，一直打到了这里。没有说一直归蒲甘，则事有反复，没有能够守住。但这类对真腊人的外来打击，或许是傣泰民族势力在这些地方兴起的直接推动力。 第二，叭真势力兴起推动了傣族势力北进。李拂一译本《泐史》上卷说：“叭真于小历五四二年庚子（宋淳熙七年，西元一一八〇年）入主猛泐，其父赉予仪仗武器服饰等多件。诏陇法名菩提衍者，则颁发一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遂登大宝，称景昽金殿国至尊佛主。五五二年庚戌（绍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六月白分初十日乙丑星期六黎明，建都于景兰，因以前彼处有一地官，名爱兰者，遂名焉。” 这一段说入主勐泐，后文却不对应。 李拂一译本《泐史》上卷说：“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交、猛老，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剌毗朗玛、景昽酋名蒙猛、兰那酋名菩提逻阇唷者，以及剌隗、金占、唷厓、埭腊、琺湳、崆岢等各酋长，俱来会商劝进，举行加冕典礼，推叭真为大首领。” 推叭真为大首领的人，还有景昽酋蒙猛，景昽不就是西双版纳吗？说明叭真是共主而非勐泐王。过去一般都说叭真是西双版纳的第一代召片领，从《泐史》的上述资料来看，明显难对应。叭真也称坤真，共主传说在东南亚傣泰民族中普遍流传，不限于西双版纳。朱德普在20 世纪末提出来的观点是对的，他说：“至此，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认识：近半个世纪来在我国学界称之为建立景龙国的叭真，他不仅仅是勐泐的首领，而且应当就是12 世纪中期即在上述那片'世界’里建功立业'最了不起的神将’，是至今生活在那片'世界’上被分别称之为傣、泰、佬人所共同尊奉的民族英雄。” 实际上，在元代的记述中，车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内部分成大、小车里，一直处于纷乱之中。周围的傣族地区也是各自为政，出现很多大小不等的政治势力。银沙逻甸、威远、开南等地被占，就是这些傣族势力不断向北扩张的结果。 （2）傣族势力占据银沙逻甸等地在1180年之后 从时间关系来看，傣族势力北进到银沙逻甸，应该在《泐史》所说的叭真入主勐泐的1180年之后。占据开南、威远的时间，则更在后，直到大理国末年。 （3）阿僰部的势力阻断傣族直接北进 占据银沙逻甸、开南、威远等地的傣族虽然来自西双版纳方向，却不是勐泐势力扩张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勐泐的势力并没有直接推进到今思茅、普洱一线，占领开南、威远的傣族势力是从银沙逻甸插入今景谷、景东一带的。西双版纳傣族没有能直接北上的原因，则是被阿僰部的势力阻断。 元代将威远十二甸划归元江，并非无缘无故，是以原属地归原首领的办法设官控制。元江属阿僰部，而其向西南延伸的部分，也属阿僰部。思茅到他郎一线没有成为傣族势力的一部分，与大理国后期的这种势力分布态势有关。《元史·兀良合台传》说：“阿伯国有兵四万”，阿伯国即阿僰部，势力较大，控制区域从今文山西部直至西双版纳的普文一带。 （五）对大理国文献的年代理解错误是所有错乱的症结所在 《元史·地理志》开南州条说：“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 按照《元史·地理志》的说法，南诏在开南设立了银生节度，后来开南被傣族占领，银生节度被移置到威楚（今楚雄）。如果按照这样的叙事条理，南诏的银生节度，自始至终都是设置于元代威楚开南路的范围之内。但是，联系唐代的资料，银生节度并不在此范围之内，而是在威楚开南路西面澜沧江以西地区。那么，银生节度在威楚开南的错误观点又是如何形成，又主导了自元至现代数百年的认知呢？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元代人对大理文献年代理解的错误。方国瑜说：“据元初的记载，段氏时有《大理图志》一书，为元明人所述这时期政区沿革的依据。但元人疏于史事，改易原书辞句而多以错乱，至沿革之迹未能清晰。” 也就是说，元代文献提到的大理国时期资料，都是来源于大理国时期的文献，但在整理的过程中，由于不熟悉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或由于做事不认真，造成年代错乱等诸多问题。明清不审于此，径行引用，又随意发挥，造成更多、更大的错乱。 方国瑜说：“至于所称'蒙氏’者多不应在南诏时期，而为大理前期之事。如《元志》载：'澄江路蒙氏为河阳郡’，'曲靖路蒙氏为石城郡’，'镇南州蒙氏置俗富郡’，'永平县蒙氏为胜乡郡’（《胜览》并同）。又《胜览》载：'嵩明州蒙氏为长城郡’，'威楚路蒙氏立石桑郡’，'鹤庆路蒙氏改谋统郡’，'柏兴府蒙氏为香城郡’。” 同样的道理，称“蒙氏兴”不指南诏初期，称“蒙氏终”也不指大理前期。 方国瑜说：“如《元史·地理》嵩明州说：'蒙氏兴，改长州为嵩盟部’；威远州说：'蒙氏兴，开威远为郡’；若所谓'蒙氏兴’指南诏，只当在细奴罗或皮罗阁时，这时的南诏并没有条件这样做。又如《元史·地理》剑川县说：'南诏有六节度，剑川其一也，蒙氏终至段氏，改剑川为义督赕。’惟在南诏亡后二十余年，犹有杨干贞任剑川节度。又《元史·地理》北胜府说：'蒙氏终，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高大惠亦作高泰慧，是在后理国时期分封于善巨郡。由此可知，'蒙氏终’不指南诏之亡，而为大理前期结束之后。” 最典型的例子是会川路，《元史·地理》会川路永昌州说：“唐天宝末，没于南诏，置会川都督。至蒙氏改会同府，置五睑，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十二姓于此，以赵氏为府主，居今州城。赵氏弱，王氏据之。及段氏（与）〔兴〕，高氏专政，逐王氏，以其子高政治会川。” 出现了南诏——蒙氏——段氏这样离奇的断代法。还好最后一句透露了元人改易前的原始文本状况，让我们可以追溯本真。大理段氏立国之初，没有见到高氏有什么影响，高氏专大理国政，在后理国时期。由此可以推断，“段氏兴”是指后理国开始，而之前的蒙氏是指大理前期。南诏置会川都督见于唐代文献，三段之分就明确了。所以，方国瑜说：“先说南诏，次说蒙氏，再说段氏兴，则'蒙氏’指大理前期，从所说事迹，亦可知蒙氏在大理前期。” 元代文献中出现的“蒙氏”“段氏”字样，是元代的人改写的结果，并非元代所依据的大理国时期文献的原文。方国瑜认为：“推测《大理图志》之书，称大理前期为'前朝’或'前代’，称大理后期为'本朝’或'今朝’，把大理前期、后期分作两期。而元人把大理段氏前期与后期只当作一朝，就认为“前朝”是南诏，称“蒙氏”，所有原来的'前朝’改作'蒙氏’，'本朝’改作'段氏’，于是蒙氏、段氏的沿革，实为大理前期、后期的沿革，而误为南诏与大理的沿革。” 方国瑜又说：“又何以《大理图志》之书把大理前期称'前朝’，后期称'本朝’？盖自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传十四世，为高氏所夺，称大中国，仅二年还位于段正淳，仍称大理国，传八世至段兴智，为蒙古忽必烈所灭。前后两时期的统治家族，同为段氏，同称大理国。元人撰述只认为一朝，李京《云南志略》、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所载如此。” 在这样的认识下，看到大理国时期的文献中出现“前朝”“前代”的记载，实际为大理前期之事，却误认为指南诏，想当然地改成了“蒙氏”“南诏”。看到“本朝”“今朝”字样，本来是指大理后期之事，却误认为指整个大理国时期，想当然地改成了“段氏”。本来，会川路永昌州和新兴州那样把南诏和大理分成了三段的矛盾例子，足以引起整理者对这些年代概念的重视，可能因为整理者过于粗心，径改而不细审，造成错误与混乱。 有一些年代认定错误，则是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造成的。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姚安府》说：“天宝间为蒙氏据之，改为弄栋府。五代段思平改为统矢逻，又改姚州。至段正严封高泰明之子明清为演习，世有其地。” 统矢逻之称，出现在高统矢为府主之后，即在高明清之后，不在段思平时。统矢逻意为统矢城，疑是民间称法，姚州之称一直存在，并未换称统矢逻。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者乐甸长官司》说：“唐蒙氏属马龙、他郎二甸地，曰猛摩，彝名者岛，以银生府管之，为阿僰诸部所据，段氏莫能复。” 三、南诏银生节度在威楚开南说的形成与流传问题 1.对银生府最大所辖范围的认识 最大范围的银生府范围，以明代区划而论，被划入的有景东府、威远州、镇沅府、楚雄府、元江府，清代相应区域同样被划入。 （1）威远州为南诏银生府之地说 明正德《云南志》卷一四《威远州建置沿革》说：“唐南诏银生府之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 明天启《滇志》卷三〇《威远州》说：“唐南诏银生府之地，濮落杂蛮所居。” （明）谢肇淛撰《滇略》卷九说：“威远州，唐南诏银生府之地，濮落杂蛮所居。”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九《威远御夷州》说：“唐为南诏银生府地，本濮落杂蛮所居。”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威远，唐南诏银生府地，旧为濮落杂蛮所居。” （2）镇沅府唐时为南诏银生府之地说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八《镇沅府》条说：“唐南诏蒙氏银生府之地。”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镇沅府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 明天启《滇志》卷二《镇沅府》说：“唐蒙氏为银生府之地。”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镇沅府》说：“唐天宝以后，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唐南诏蒙氏银生府地。” 明正德《云南志》卷八《者乐甸长官司建置沿革》 说：“唐时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四《镇沅直隶州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为银生府地，其后金齿、僰蛮夺之，宋时段氏莫能服。” （3）景东府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说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景东府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其余资料见府治部分） （4）楚雄府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说（资料见府治及错误拉入部分） （5）元江府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说（资料见错误拉入部分） 2.银生节度即今景东镇沅或景东、元江说 （1）银生节度即今景东镇沅说 《南诏野史》南诏称谓官制说：“外有八节度使：曰弄栋节度使，今楚雄府姚州。曰银生节度使，今景东厅及镇沅州地是。曰永昌节度使，今永昌府是。曰丽水节度使，今丽江府是。曰剑川节度使，今丽江府剑川州是。曰东川节度使，今东川府是。曰通海节度使，今临安府通海县是。曰拓东节度使。今云南府昆阳州北平定乡，蒙氏子凤伽异曾筑城于此地。” （清）冯甦著《滇考》卷上《异牟寻复归唐》条说：“外有六节度：曰弄栋，今姚安地；曰永昌；曰银生，今景东、镇沅；曰剑川；曰丽水；曰柘东，今安宁、昆阳之间，上元中凤伽异筑城于此。” 楚雄被排除，威远也不在内。范围认定太小。 （2）银生节度在今景东、元江说 《僰古通纪浅述》三十七部说：“七节度者，一弄栋，即姚安；一银生，元江、景东；一剑川，一丽江，一永昌，所在俱载前篇；并东川、通海二都督为七也。” 所说多误。丽江为丽水之误，东川为会川之误。银生节度地域说成了元江、景东，威远、镇沅被排除。 3.银生部界蒙乐山为南岳说 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南诏始末》说：“（异牟寻）以国界内点苍山为中岳，东川界绛云山为东岳……，银生部界蒙乐山为南岳。” （明）杨慎著《滇载记》说：“（异牟寻）僭封五岳四渎……以国界内点苍山为中岳……银生、部日界蒙乐山为南岳。” 《南诏野史》南诏大蒙国说：“（异牟寻）封岳渎，以叶榆（今大理府）点苍山为中岳……银生府（今景东厅）蒙乐山（一名无量山，在厅北九十里）为南岳。” 因为是说唐代的事，谓蒙乐山在银生府界，可以说明山的位置所在。《南诏野史》的清代注文，非要说银生府就是景东厅，很难成说了。 元代文献也说蒙乐山是南诏封的南岳，只是不与银生联系。《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开南州景致说：“蒙乐山，状若中国之崆峒，蒙氏封为南岳。” （二）对银生府治所在的认识 1.景东府蒙氏立银生府说 明天启《滇志》卷二《景东府》说：“汉以来未见，至唐，蒙氏立银生府。”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一四《景东府》条说：“唐南诏蒙氏立银生府于此。” 《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府条说：“唐南诏蒙氏始置银生府。”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景东府》说：“唐时蒙氏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夺其地，移府治于威楚，遂为生蛮所据，宋段氏莫能复。元中统三年（1262）内附，以其所部隶威楚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置开南州，隶威楚路。”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五《景东直隶厅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蒙氏立银生府于此，为六节度之一。” 以上几种文献，说法都差不多，原因不外是后人抄前人。 《寰宇通志》景东府条说：“蒙氏立银生府，元改景东府，后并开南州入焉。” 这种表述就有问题。同样认为南诏立银生府于此，却说元并开南入府，明显是地理概念不明带来的错误。景东就是开南，并入之说误。 2.南诏于楚雄置银生节度说 明正德《云南志》卷五《楚雄府》说：“天宝末，南诏蒙氏阁罗凤侵硪碌，立银生节度。” 明天启《滇志》卷二《楚雄府》说：“天宝末，蒙氏置银生节度。宋段氏以银生属姚州。” （明）谢肇淛撰《滇略》卷一《楚雄府》说：“蒙氏置银生节度。”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八〇《楚雄府建置沿革》说：“天宝末，入于南诏蒙氏，置银生节度。”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元史·地理志》，说：“威楚开南等路……蒙氏立二都督、六节度，银生节度即今路也。” 3.族群概念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史实分辨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一〇《楚雄府》条说：“蒙诏时银生黑嘴之乡始置银生节度。”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六说：“德江城在府城西北二里。《志》云：威楚在蒙诏时，为银生黑觜之乡，因置银生节度。” 黑嘴之乡始置银生节度本不错，但说威楚为黑嘴之乡就错了。“黑嘴之乡”一词出自《南诏德化碑》，指有漆齿习俗的族群生活的地方，与楚雄一带无关。曹学佺、顾祖禹等人不熟悉南诏历史，造成错乱。而其他诸多类似的错误，都与早期著述者既不熟悉南诏历史，也不了解元明之际变迁历史有直接关系。后面的文献，多数都是抄前人，也就难有改变。 （三）受后来区划影响被错误拉入 1.不可信的楚雄属银生节度说 《大明一统志》卷八六《楚雄府建置沿革》说：“天宝末，南诏蒙氏以此地属银生节度。”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楚雄府》说：“天宝末，阁罗凤于本境立郡县，诸蛮尽附之，属银生节度，寻改置银生府。又分置俗富郡。” 这种表述还抹去了银生移置的环节，直接成了初设的银生府驻地。区划改变，说法不变，造成错误。 2.并非所有的文献都说银生府设置在楚雄 《寰宇通志》楚雄府条说：“天宝末，没于蛮，蒙氏立石桑郡，段氏立白鹿郡，后改威楚郡。”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楚雄府建置沿革》说：“蒙氏立石桑郡，段氏立白鹿郡，后改威楚郡。” 此说出自《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谈威楚沿革是对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威楚路沿革说：“蒙氏立石桒郡，段氏改白鹿郡，又号威楚部，归附后立总管府。” 威远、开南两州之外的其余部分，有完整的发展及变化脉络，与银生府或开南都督均没有关系。仅说楚雄府，不提银生节度才对，但明朝人因元代的威远、开南两州属威楚开南等路，强行把其他部分也拉进银生节度范围之内，造成错误。 3.元江本地不属银生节度或开南都督 明清人谈元江与银生节度的关系，说法都差不多，文字表述略异而已。具体来说，主要分“时属”“以属”两种描述法。 （1）唐时蒙氏以属银生节度说 《寰宇通志》元江军民府条说：“蒙氏南诏时，为银生节度迤南之地。” 《大明一统志》卷八七《元江军民府建置沿革》说：“唐时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 明正德《云南志》卷一一《元江军民府》说：“唐时，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赕。” 明天启《滇志》卷二《元江军民府》说：“唐蒙氏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 （明）曹学佺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云南名胜志》卷九《元江府》条说：“唐时，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赕。”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元江……南诏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睒。后和泥侵据其地。宋时，侬智高之党窜居于此。” 清康熙《云南通志》卷四《元江府》说：“唐时蒙氏以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 （2）唐蒙氏时属银生节度说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與纪要》卷一一五说：“元江军民府……蒙氏时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蛮戍之。又开威远等处，置威远 清雍正《云南通志》卷四《元江府》说：“唐蒙氏时属银生节度，徙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开威远等处置威远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三《元江直隶州建置沿革》说：“唐时蒙氏以其地属银生节度，又置威远睑。” 明天启《滇志》卷二《者乐甸长官司》说：“唐蒙氏属马龙、他郎二甸地，曰猛摩，夷名者岛，以银生府管之。” （3）并非所有的文献都说元江属银生府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元江军民府建置沿革》说：“其地在临安之西南，接百夷、和泥，旧名惠笼甸，又谓之因远部。元初归附。” 不提元江属银生府等。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于景东、镇沅、威远等条，也是同样的情况。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景东府建置沿革》说：“古拓南地，蛮名猛谷，又云景董，元为开南州。”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镇沅府建置沿革》说：“旧为威远州之地，其村寨有九，曰波盂、曰邦炼、曰盂列、曰孟赖、曰案板、曰者癸、曰者鹿怀、曰硬更、曰颗炼。今洪武三十三年，其州土官刀混孟据其地叛，西平侯剿平之，立为镇沅州，以元江军民府土官千夫长刀平领州事。” 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威远州建置沿革》说：“蛮名孟磨，又名惠蒙陇，元初立碌必陇管民头目，后改为威远州。今洪武十八年归附，二十六年仍立为州。” （4）元江府属银生节度起于原威远赕属的一些区域划入元江路而误认 元代元江路所属的步日、思摩等地，原属开南节度，也就是被误认的银生节度。但从前面所有的表述看，都把问题搞反了。按这些文献的表述，元江本地原本就属银生节度，威远地划入与其是否属银生节度没有关系。 （5）元江本地不可能归银生或开南 从管理方便来讲，元江应该属通海都督才对。因为即使从景东来，而归开南节度，也比从通海来更麻烦，路程更远。 南诏经营安南方向，通常由拓东节度负责，元江是通往安南的一条道路，交由开南方向管事，有诸多不便，不可能这样处理。 （四）南诏银生节度在景东成为明清时期通行的错误认知 1.将银生逻甸与移置后的银生府相混 何孟春撰《请复置永昌府疏》说：“其后元务远略，创立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银生崖甸。其地在伯夷蒙乐山下，去今金齿司南千余里。” 杨廷和撰《新建永昌府治记》说：“元务远略，创立金齿大理都元帅府于银生崖甸，其地去今府（永昌府）千余里，是所谓金齿也。后以远不可守，改为卫，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齿之名，其实非也。”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金齿城》条说：“杨廷和曰：元务远略，创立金齿等司于银生逻甸，其地去今府千余里。” 则明天启《滇志》录文之银生崖甸为银生逻甸之误，逻误作崖。 （明）张志淳撰《南园漫录》卷六《金齿》条说：“后元立通西府于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地有蒙乐山。最后不能守，移金齿卫于永昌府。” 以移置而认为银生甸在蒙乐山所在的景东，才是错误的根源。何孟春、张志淳、杨廷和的说法一致，说明同出一源。何孟春（1474－1536），正德间任云南巡抚。张志淳（1457－1538），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杨廷和（1459－1529） 成化十四年（1478） 进士。以年代论，恐怕是出自张志淳，何孟春、杨廷和不过是引用。错误出在张志淳，问题却是明朝人通有。张志淳是保山人，都不清楚来龙去脉，其他人更难知晓。 2.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不在银生逻甸 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银生逻甸为误。按张志淳说，是分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与通西府，认为前者管内，后者管金齿地区。按元代的设置，金齿地区最早是设金齿宣抚司。地不能守而退，疑在元末，还设过通西府，是仅剩的区域。 3.银生逻甸不在蒙乐山所在的景东方向 （1）施甸长官司唐时为银生府北境的说法是对的 明天启《滇志》卷二《施甸长官司》说：“唐为银生府北境。”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说：“施甸长官司，在府南百里。唐时蒙氏为银生府北境。宋时段氏置广夷州。元至元十一年（1274），置石甸长官司，后讹今名。明初因之。” 这一说看法起来很另类，却是对的。说明对银生府的位置，有在施甸以南方向的看法。 （2）通西府应在永昌方向 （明）张志淳撰《南园漫录》卷六《金齿》条说：“至元伐缅伐八百，为金齿夷所遮，遂伐金齿诸国。……后元立通西府于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地有蒙乐山。最后不能守，移金齿卫于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为思伦所屠，指挥李观犹以通西府印来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设大理金齿等处都元帅府于永昌，则内外之分犹严。自指挥胡渊革永昌府为金齿司，彼武夫逞私，固无所知，然王靖远骥、杨刑侍宁，能立学校为碑记，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齿夷名误称至今，祗可叹也。”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五二说：“（洪武十六年二月庚子）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遣人送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参政刘车车不花及酋长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献马一百七十匹。赐钞有差，仍各赐其家属衣服。寻以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姓名李观。”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洪武十五年定云南，立金齿卫。以元云南右丞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姓名李观’。” 《明史·云南土司传》说：“（洪武）十八年置金齿卫指挥使司。二十年，遣使谕金齿卫指挥储杰、严武、李观曰：'金齿远在边徼，土民不遵礼法。尔指挥李观处事宽厚，名播蛮中，为诸蛮所爱。然其下多恃功放恣，有乖军律，故特命杰、武辅之。观之宽，可以绥远；杰、武之严，可以驭下。敕至，其整练诸军，以观外变。’”（也见《明实录》） 银生甸有通西府，而李观以印掌永昌，说明在永昌方向。从通西府的名称来看，也只应在滇西方向，而不可能在景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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