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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一天，宋振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奇怪的贫农》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大特务、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在解放后隐居乡间，扮作贫农最后落网的事情。 其中写道杨进兴在被审判时交待出自己杀害了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他们的孩子“小萝卜头”。 那时，《红岩》还没有出书，宋振华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同父母一起遇害了，1958年，宋振华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红岩》一书的片段，最终确认了“小萝卜头”就是自己的亲弟弟宋振中。  想到这里，他悲痛万分，作为宋绮云、徐林侠烈士的长子，宋振华也是“小萝卜头”的哥哥，可是他们兄弟却未能相见一次。 后来宋振华与《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取得联系后，才了解到更多关于父母及小弟在狱中的事情，他很难过，自己竟然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自己的弟弟。 韩子栋是从国民党重庆集中营里唯一独自越狱成功的人，他和“小萝卜头”等人都是狱友。 为了纪念被杀害烈士的革命历史，1963年，重庆市政府以“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台为基础，修建了“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后来随着《红岩魂》的影响不断壮大，更名为“红岩魂陈列馆”。 为了让参观红岩魂陈列馆的观众记住红岩烈士，弘扬红岩精神，1985年韩子栋将越狱时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珍贵的枕套，捐献给红岩魂陈列馆，现在这件枕套已经成为见证那段传奇历史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个枕套就是“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在得知韩子栋的越狱计划后，在狱中一针一线熬夜缝制出来的。  当时徐林侠长期受到敌人的折磨，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尤其是手指还被酷刑扭歪，两腿肿得向外渗水，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她得知组织要安排韩子栋越狱后，立即找出破布，细心拼凑，为韩子栋赶制狱外穿的衣服。 为了给韩子栋带路上吃的东西，徐林侠还特地封了一个枕套式样的东西，让韩子栋带上吃的。 由于怕被看守发现，徐林侠白天不敢做针线活，都是晚上在工作，再加上手指不受使，常常被针戳破，滴滴鲜血染满了衣服和枕套。 在衣物都缝制完成中，又利用可以在狱中行走的“小萝卜头”悄悄地给韩子栋送了过去，当韩子栋看到染有血迹的衣服，立刻留下了眼泪。 他想自己一定要越狱成功，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组织，以便开展救援。 两个月后，韩子栋带着徐林侠缝制的衣物和枕套成功越狱，只不过后来革命成功了，很多难友却被残忍地杀害了，徐林侠母子就是这样牺牲的。 后来韩子栋每次看到徐林侠缝制的衣物，就痛哭流涕，如果没有这个枕套，他怎么可能顺利越狱成功，星夜兼程赶路45天呢？  徐林侠1905年出生在江苏省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然而她从少年时就养成了不服输的性格，富有反抗的精神，这一点在徐林侠的母亲为她缠足时就能看出来。 旧社会缠足之风盛行，蔓延到社会各阶层，一般女孩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缠足，直到成年时骨骼定型后方能将布带解开，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只有少数人不缠足，在那个时期，不缠足的妇女是会受到嘲笑的。 徐林侠的母亲当然也害怕自己的女儿长大后被人嘲笑，甚至嫁不出去，在徐林侠四、五岁的时候也要为她缠足。 但是徐林侠宁死不肯缠脚，拼命反抗，小小的徐林侠与母亲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每次母亲白天给缠上，徐林侠晚上就给剪开。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被推翻，孙中山正式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当消息传来，徐林侠知道自己取得了胜利，不但是她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妇女都迎来了彻底的解放。 正因为有了这段反抗封建的历史，徐林侠从小就对革命产生了向往，她认为只有深入的革命，才能让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校读书期间，她阅读了《新青年》等刊物，接受了更先进的思想，《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是在杂志中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引发徐林侠的赞同。 从此之后，每次《新青年》出了新刊，她都要想尽办法去阅读，1926年徐林侠认识了共产党员宋绮云、李超时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她积极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带头剪发易服，1927年，徐林侠与宋绮云一起在家乡邳县发动组织群众配合北伐战争。 当时宋绮云任县武装大队第二中队长，而徐林侠任县妇女会长，徐林侠带领妇女开展反封建礼教的斗争，并发展了邳县第一批女共产党员。 在她的组织领导下，妇女成为邳县一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也能撑起半边天。 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徐林侠与宋绮云产生了革命爱情，并且于1928年10月结婚。  宋绮云也是邳县人，出身一个佃农的家里，是父母的省吃俭用，才让他得以读书，考上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宋绮云回到家乡任教，后来接触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共产党。 在革命斗争中，结识了徐林侠，最终成为革命伴侣。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婚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了对邳县农民运动的打压，在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下，农民运动损失惨重。 1929年1月29日，国民党江苏省总部派监察委员段木桢亲来邳县“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在第一批黑名单预逮捕的74人中，宋绮云与徐林侠便名列前茅，宋绮云因为之前的“年关暴动”遭受通缉，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北平。 怀有身孕的徐林侠不方便北上，留了下来，没有想到反动派连怀孕的妇女都不放过，很快将其逮捕入狱。 在监狱中，敌人对徐林侠进行了严刑拷打，然而身为共产党员的徐林侠不但拥有崇高的信仰，还拥有坚贞的意志，不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她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有用的信息。 当时徐林侠已经怀孕数月，在重刑拷打之下，身心遭受摧残，直到分娩的前一天，还在重刑的折磨下，连续晕倒7次。 敌人表示，只要她指出其他的共产党员，立即放了她，但是她仍然不向敌人低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也没有了办法，由于没有证据，只好同意她保外生产，坚强的徐林侠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虽然她感觉的自己行为有愧于孩子，但是她更知道，如果自己向反动派低头，她的孩子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  当时远在北平从事革命工作的丈夫宋绮云得知了妻子在狱中的坚强表现时，悲痛中提笔赋诗写道：
敌人经过严刑拷打，也没有抓到徐林侠任何的“犯罪”证据，只好随便按了个“跨党罪”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判徐林侠7个月有期徒刑。 在徐林侠入狱期间，宋绮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他发誓，一定要以更饱满的热情参加到革命中来，推翻反动派的统治。 1929年12月，经过中共党员陈子坚、郭乐山等人的引荐，宋绮云搭上了杨虎城这条线，因为他的学识和见解，深得杨虎城的赏识，不久当上了《宛南日报》主编兼教导队政治教官。 1930年11月，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行营主任，宋绮云就以杨虎城秘书的身份来到了西安，担任行营秘书。 在西安安顿下来之后，宋绮云立即派人到邳县老家，把刚刚出狱的妻子徐林侠接到西安来协助自己工作。 此后，徐林侠就与宋绮云一直在西安工作，期间，宋绮云决计开设一个饭店，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资金主要由杨虎城垫资，这就是后来有名的“莲湖食堂”，从此成为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站，从未暴露。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随后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宋绮云担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为了让蒋介石答应条件，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在1937年4月指使特务烧毁了西北文化日报社，将报社中的财物洗劫一空，后来更是强行接管《西北文化日报》，宋绮云被迫辞职。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也被迫出国考察，宋绮云、徐林侠等人上了军统的黑名单，处境很危险，杨虎城临行前要宋绮云夫妇也到日本留学，并且给予了资助。 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绮云夫妇立即改变了留学计划，决定到延安抗大学习。 后来为了进一步争取杨虎城部，组织上决定派遣宋绮云到杨虎城旧部孙蔚如那里任少将参议。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得知国内情况不容乐观，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态度十分不满，毅然准备回国参加抗战。 然而杨虎城刚到香港，就被军统特务戴笠软禁，秘密抓捕到武昌，杨虎城将军被捕的消息，引发中国军政两界的极大震撼，在抗战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蒋介石还一意孤行，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 宋绮云也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将家人安顿好后，返回到孙蔚如那里。 1941年8月，杨虎城将军的母亲80大寿，杨虎城的旧部就想借这次机会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杨虎城，电文也由宋绮云起草：“吾公向以大孝治天下，现逢虎城母80大寿之际，望恩准虎城返乡祝寿尽孝，事毕返回。” 令人奇怪的是，这封电报发出后，没有收到蒋介石批复的电报，蒋介石却给孙蔚如发来一封查办共产党的电报。  原来在宋绮云起草电报时，被中统特务周燕荪看见，报告给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并未答应孙蔚如的情况，反而回电：“宋绮云等人皆系共党分子，务必逮捕归案，送交洛阳军法处受审。” 地下党认为，宋绮云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马上离开。临走时，宋绮云对孙蔚如说:“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是西北军的军官。以您的名义给蒋某发电报营救杨主任，特务告密说是我干的，于是给我加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为了不给你添麻烦，我走。” 正在此时，宋绮云突然接到妻子徐林侠的一封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 宋绮云以为敌人要对他的家人下手，立即赶回家中，见到徐林侠后，才知道家中并无急事，也没有发电报。 宋绮云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于是让徐林侠隐藏起来，可是这时突然有3个身着工人服的男子闯进家中，一个头头说：“你是宋先生吧，乡里找你有急事，请你走一趟吧。” 宋绮云这才明白，原来电报只是一个阴谋，就是为了诱捕他的，他不便讲话,只能用眼神暗示徐林侠，让她保重，照顾好孩子。 宋绮云被带走后，就没有了消息，这可急坏了徐林侠，不知丈夫的下落与安危，心急如焚，当天，她托宋绮云曾经的警卫王迁升去西安四处打听，但没有结果。 一直到几个月后，徐林侠才收到一封自称是《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带来的信，信中说，他要去重庆受训，要徐林侠给他送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来人又说：“宋先生要宋太太亲自送去，宋先生有要事和宋太太商量呢。” 当时王迁升就对徐林侠说：“《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我都认识，可对这个人毫无印象，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 担心丈夫安危的徐林侠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找了两个多月，杳无音信。今天好不容易有了绮云的下落，我怎么能不去呢。”  于是，第二天徐林侠就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到西安去找宋绮云，按照信中的地址，他们来到了解放路珍珠泉旅馆，送信的人果然在那里等候。 那人对徐林侠说：“宋先生到建国路开会去了，我带你们过去吧。” 徐林侠已经预知到危险，但是想要寻找丈夫，也只能冒险前行了，在被带到一个大院子里的时候，特务们就把徐林侠抓捕起来了。 宋绮云和徐林侠相继被捕后，特务们把他俩关到一间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每天两个黑馍一碗水，然后过几天在转移到一个环境好的小院子里，每天给美味佳肴，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击垮他们夫妻二人的心理防线。 无论特务们提出什么样的高官厚禄，宋绮云都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更不会出卖组织。 蒋介石得知后恼羞成怒，下令把他们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 1941年12月下旬，宋绮云夫妇被押解到重庆，先是关押在军统秘密监狱白公馆看守所，1943年，军统与美国海军合作，成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中包含很多特务培训，选址就设立在白公馆。 白公馆关押的犯人太多，于是就把一般的犯人迁往邻近的渣滓洞看守所，而终身监禁的政治犯则被迁往贵州息烽集中营。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见宋绮云很有才华，想要策反他，让他为军统工作，在宋绮云一家三口被转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后，他又派监狱中周养浩三番五次的拉拢宋绮云，声称：“只要答应与军统合作，便可马上获得自由。委以重任。” 都被宋绮云给拒绝了，正是在狱中，宋绮云认识了狱中地下党支部书记罗世文、支委车耀先，从这里找到了党组织。 由于狱中条件特别差，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地牢，吃的是霉臭的饭食，连小孩子都没有睡觉的地方。 徐林侠只好让自己的儿子宋振中睡在自己的身上，到了夜晚，牢房里面一片漆黑，徐林侠就摸索着给孩子换尿布，湿尿布凉不干，也没有火烤，她就用自己的身体慢慢捂干。 宋振中从小听到的是特务的嗥叫声，看的是特务刺刀的寒光，穿的是妈妈改小的衣服，吃的是霉臭的饭菜，长到9岁的时候，仍像四五岁孩子那般瘦小，狱中难友都怜爱地叫他“小萝卜头”。 当时特务们为了分化瓦解宋绮云夫妇，不许他们见面说话，小萝卜头长到四五岁时还不认识爸爸。 当他哭闹着要爸爸的时候，徐林侠没有办法，只能趁着男牢房放风的机会，抱着孩子从铁栏门往下看。 每次，宋绮云放风时也要在山下走近女牢，妈妈就指着山下，告诉孩子：“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就是你爸爸。”  小萝卜头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爸爸的，有一次宋绮云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看见爸爸从牢房中出来了，便不顾一切地往山下冲，想要去找爸爸，可是却被特务一把抓住，并且毒打了一顿，为此，小萝卜头害了一场大病。 小萝卜头病好了之后，跟妈妈说：“我不怕女看守，我要找爸爸。” 徐林侠担心小萝卜头再次挨打，就拉着他不让他跑，小萝卜头就大哭大叫，打徐林侠，还咬她。徐林侠却并不责怪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儿子想爸爸了。 在狱中，徐林侠不仅尽力照顾小萝卜头的生活，还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学习知识，在小萝卜头6岁的时候，她就向看守所提出，要让小萝卜头上学读书。 特务们哪里会同意，他们说：“坐牢还想读书，真是异想天开！” 徐林侠的要求，得到了难友们的支持，经过反复的斗争，特务们才勉强同意由监狱里的“政治犯”给他做老师。 早上起床后，小萝卜头就由特务由女牢押到男牢去上课学习，学完了再给押回来，日子长了，特务们也就放松了警惕，让小萝卜头自己去。 这样一来，小萝卜头就成了监狱中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狱中同志就利用“小萝卜头”的这个便利条件，让他传递消息。 小萝卜头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罗世文被杀害后，黄显声将军成了他的第二位老师。  每天上午，黄显声将军教他学语文、算术，下午的时候再教他学俄语和画图，这让小萝卜头学习了很多东西。 监狱里面不比外面，条件很差，铅笔和纸张都紧缺，徐林侠就把草纸钉起来，给他当本子用，在他8岁生日那天，黄将军送给他一支铅笔，小萝卜稀罕得不得了，一直舍不得用，平时也只是用小石子在地上划，这让徐林侠十分欣慰。 由于小萝卜头一直在狱中，也没有出过监狱，尽管学习了很多知识，却对很多事物都不清楚。 有一次，小萝卜看到外面的棺材，就好奇地问妈妈：“那个又大又长的大箱子是干什么用的？” 徐林侠就告诉他：“那是棺材，装死人用的。” 小萝卜头又问：“我们死了也装里面吗？” 徐林侠紧紧地搂着他，含泪告诉他：“你长大了，还要消灭反动派呢！” 尽管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但是小萝卜头却在黄将军等老师的教导下、母亲徐林侠的耳濡目染下，懂得了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人、坏蛋。 1947年10月的时候，监狱中又来了新难友，葛雅波和小女儿一块入狱了，刚入监狱，各种不适应。 当时黄将军见小萝卜头营长不良，就设法搞来一瓶鱼肝油给小萝卜吃。 徐林侠见到葛雅波的女儿小碧涛刚入狱吃不下发霉的饭，饿得直哭，就把鱼肝油拿给小碧涛吃，葛雅波说什么也不肯要，让她留着给小萝卜头吃。 徐林侠十分诚挚地说：“我的孩子在狱中已经习惯了苦难生活，你的女儿还未适应，给她吃吧！” 葛雅波看着小萝卜头，眼睛湿润了，说道：“你看他瘦成这样，多需要补养啊！” 徐林侠说：“需要是需要，可现在只有一瓶，给小碧涛吃比较合适。” 小萝卜头在一旁说：“对，我是老犯人，不用吃。” 葛雅波只得含着泪接受了这监狱中最宝贵的礼物。 有一天，监狱中又抓捕了一个犯人进来，经过特务们的严刑拷打，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小萝卜头在男监牢里看到了，回来就告诉了徐林侠，徐林侠十分难过，就用自己做苦工挣的钱，买了点面条，煮了一大碗，叫小萝卜头给送去，吃了这碗面条，这位难友挺了过来。 这位难友就是解放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甫，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在小萝卜头学会了俄语后，在监狱里还当起了小通讯员，经常把消息传递给各个牢房，有特务监视的时候，他就用黄将军教他的俄语来说，特务们也只认为他在学习，不知道他在传递情报。 1949年8月，随着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蒋介石却还在垂死挣扎，8月24日，他亲自飞到重庆，策划了重庆大屠杀。 毛人凤 他对大特务毛人凤说：“我们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当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时，蒋介石恶狠狠地说：“留他作什么，早就该杀了！” 随即，毛人凤在重庆召集了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打算让周养浩去贵州把杨虎城、宋绮云等人押回重庆，1949年9月6日，周养浩用3辆汽车将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等人押回重庆。 具体负责带队则有杨进兴来执行，当晚11时许，押送杨虎城父子的汽车在松林坡戴公祠停车，特务告诉杨虎城，在这里暂住两天，等候总裁接见，当杨虎城父子刚进入到“戴公祠”，两人就被害了。 杨进兴等特务杀了杨虎城后，就来到了原来戴笠的警卫室，杨进兴对安文芳和杨钦典两个特务说：“马上有部汽车来，其中的两个小孩，你们负责弄死。” 凌晨两点多钟，一辆卡车到达停车场，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下车后，特务将他们引到戴公祠的警卫室。 警卫室是一室三间，宋绮云先进到中间一室，正扭头看右边里屋时，埋伏在里屋的刽子手用锋利的匕首向他猛刺数刀，宋绮云来不及反抗。 “哎哟”一声，身躯一挺倒在血泊中。 徐林侠跟在后面，见状大惊，赶快往左边的屋里跑，可她哪里知道，埋伏在里面的刽子手又凶恶地向她猛刺数刀，徐林侠立刻倒在血泊中。 当时她还没有断气，眼睁睁地看着特务向正在玩耍的小萝卜头和杨拯贵（杨虎城幼女）扑去，残忍地将他们杀害。 安文芳卡住杨拯贵的脖子，活活憋死了她，杨钦典则将小萝卜头按倒在地，又是堵嘴，又是卡脖子，见杨钦典动作太慢，那边已经得手的杨进兴拿着刀过来给尚未断气的小萝卜头几刀，9岁的小萝卜头也倒在血泊中。 仅仅25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徐林侠等烈士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重庆解放后，鉴于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狱中顽强不屈的表现，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些都是徐林侠用生命教导出来的，只有伟大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来勇敢的孩子，小萝卜头牺牲了，但是他永远的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1989年重庆市又为“小萝卜头”宋振中建立了一个铜像，徐林侠的家乡江苏省邳县铁富乡也于1986年4月塑造了“小萝卜头”宋振中像，他曾经的狱友，韩子栋亲自在雕像上题字：“小萝卜头像——老战友韩子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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