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这些年泼在公主身上的脏水》系列第二篇，想看第一篇请猛戳
上一篇我们说到了所谓，“文成公主在松州之战的刀锋下被迫和亲”，今天我们来讲，“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选择问题”。
老实说，如果您没看过上一篇，我建议您先看上篇，我倒不是在乎阅读量，而是这两篇的内容有前后关联，先看上篇有助于理解这篇的内容。
“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选择”，这段话换成人话说就是，唐朝的公主“和亲还是不和亲”、“和谁和亲，不和谁和亲”是以政治性的诉求为基础的。
那什么才是政治性的诉求呢？
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以和亲为手段“付出最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么说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生意的奸商？
您还真别说，皇帝和奸商之间，真没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二者都谋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好利益”，唯一的区别仅在于棋盘大小不同。
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长，比如隋炀帝。
由此可见，“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对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
但很多不是皇帝的网友，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在他们的逻辑里，大概只有以下几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口号确实很热血，也很动人，但任何事情都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就像如果没有文、景两朝的委曲求全、辛苦经营，汉武帝凭什么“逐匈奴于漠北”，他又拿什么来“逐匈奴于漠北”？
另外，任何事情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两个朝代完全一样，甚至一个朝代中，前后两任皇帝面临的情况都不尽相同，由此“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才成了定论。
同样，公主和亲的情况也千差万别，确实有些公主是被逼无奈远嫁，但同样，有些公主是存在主动选择权的。
那唐朝和亲的公主是哪种情况呢？尤其是和亲吐蕃的两位公主又是什么情况呢？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公主和亲”本来应该是双向的，没有人规定“中原王朝只能嫁女儿，而不能娶媳妇。”
但纵观中国历史从未发生过“公主和亲”是皇帝娶异族皇后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这一点，李世民在《贞观政要》里把话说了一半。
这段话意思是异族首领娶了唐朝公主，如果生下儿子，就是唐朝的外孙，等他做了首领，入侵中国前总要考虑考虑。
我相信在说这番话时，李世民是很有自信的。
此时唐朝东亚霸主的地位毋庸置疑，四夷宾服也是事实。另外唐朝文化上的软实力也不容小觑，各方异族都将子侄送至长安，这些入太学的贵族子弟，绝大部分都成了唐文化的铁粉。
甚至在中宗期间，出现过吐蕃学子实在不想回国，请人代言皇帝：“跟我国内说，我已经死了（“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
但把李世民的话反过来想，就知道唐朝皇帝无论如何不会娶异族首领之女了。
其实，突厥曾数次请求嫁女为妃，但唐朝始终左推右挡就是这个原因。这说明在“公主和亲”的问题上，心理上就已经有了选择性。
我估计，有人看到这里会心有不屑，“如果不是唐朝实力弱，还用的着和亲么？打就是了，直到打服了为止。”
这种战争贩子言论在网上很有市场，那我们就来看看唐朝19位和亲公主都出于什么时代吧。
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
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换句话说，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
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
当然，必须得承认中晚唐时期的公主和亲，带有一定无可奈何的成分。四位公主全部出嫁回纥（后改称回鹘），说白了就是为了拉住回鹘，共同对付吐蕃。
但至少在初唐、盛唐时期，嫁不嫁公主，同不同意和亲，唐庭是有选择性，不是谁来求婚都答应。
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就曾拒绝了薛延陀的求婚请求，同样贞观十年（636年）吐蕃第一次求婚也无情被拒。
从这个角度上说，松赞干布以此为借口，向唐朝展示军事实力是有可能的。
因为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里，能不能娶公主为妻（“尚公主”）代表着是否得到了唐朝的认可及支持。
基于同样的原因，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才会口出怨言“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
另外，初唐的和亲还是一种政治投资手段，这一点在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身上表现的最清晰。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唐朝大多数和亲的基础是“值不值得”，而不是“迫不得已”，两者间的主被动区别极大。
我们还用文成公主做例子，吐蕃第一求亲发生在唐贞观十年（636年）前后，但被太宗李世民断然拒绝。
太宗“不许嫁”的原因在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使冯德遐首次出访吐蕃，留下的观感实在太差。
这个“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的评价，让太宗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值得动用和亲手段来拉拢。
或者换句话说，以他最早的判断，吐蕃根本就达不到与唐和亲的最基本要求。
松州之战所以爆发从根本上说，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面子”之争。
唐朝要维护“和亲”这一政治手段的门槛，不能所有来求亲的都答应。而吐蕃需要通过“和亲”，来获得当时东亚霸主的认可。
正是因为这是一场“面子”之争，并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才会有各自损兵千余人后，便各自收场。
因为双方都达到了政治目的，吐蕃以挑战者的姿态展示了实力，获得了川西诸羌的拥戴，而唐朝击退了挑战者，保住了边疆，维护了其霸主的地位。
松州之战结束后，两国都换了一种眼光来审视对手。
吐蕃发现唐朝不是吐谷浑之类的肥羊，文成和亲后，按照唐朝的意思退出了吐谷浑的疆土。
唐朝也发现吐蕃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弄不好有崩了牙的可能性，有必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这才是松州之战在唐蕃和亲里程上的意义，它让李世民感觉有必要用一种低成本解决方案，来缓解西南方向的压力。
因为对于唐朝来说，西南方向从来不是主要的战略发展方向，其实所有中原王朝，都没有将西南地区当做过主要战略发展方向。
这导致，西南方向在中国绵长的历史脉络里，始终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很重要的非重点地区”地位。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把吐蕃从高原上挪下来，放在天山南北堵住唐朝西进之路。
那估计，汉藏两族的历史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唐朝对西域的西突厥可是从来没手软过，各种挖空心思的拉拢、离间、征伐，无所不用其极。
由此可见，兵锋在文成和亲中有没有作用？有，但起到的是警示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对于“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即“和亲”说明一方没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
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
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
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
“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我并不是支持“公主和亲”，这种略显绥靖的政策。
恰恰相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说，和亲是种略显残忍的政策。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当然谈不到有多人道。
汉藏史料里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
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由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由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