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岁的天津大妈赵春华，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就因为在街头摆了一个气球射击摊，结果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而且，没有缓刑。 在这里，笔者不想探讨我国枪支认定标准过高过低的问题，也不想因其底层身份进行悲情化解读。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之治，必须被全民遵守，乃至信仰，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让天津大妈陷入牢狱之灾的这个规则，是不是可圆可方、可松可紧、可轻可重？是不是存在着权力的随意和任性？是不是过于机械主义，缺少对人性的关怀与观照？ 很多网民之所以会对这起案件的判决议论纷纷，感到不服，就是因为这其中存在的突击执法、选择性执法和过度执法的可能。 我们没有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在游乐场所随处可见的气球射击摊，原来竟是“黑军火”的重灾区？可如果真的非法，为什么会光天化日之下存在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游乐场打个气球，是不是也算在公共场所非法使用枪支？如果我们玩真人cs，罪过岂不是更大了？那么，据说每个月收赵大妈500元管理费的部门，又该当何罪呢？ 最为黑色幽默的是，有媒体报道，河南省新县法院，去年曾在网上拍卖过几把涉案模型枪，其中一支SVD模型枪，与天津赵春华大妈涉案的竟是同款，而且拍卖日期也很巧，2016年12月28日——赵大妈一审获刑次日。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困惑：同样是法院，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到底是对枪支标准和是否违法的认定各有各的标准，还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赵春华大妈一案发生后，记者进行了查询梳理，发现因摆气球射击摊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赵春华并非首例。 在全国各地类似案件共有23个，其中17个案件被告人被判缓刑，3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管制，只有3个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实刑。我们很想知道的是，这缓刑与实刑的界限在哪里？会不会存在着仅仅因为地域不同、法院不同、时势不同，甚至执法者的心情不同，而造成所谓违法者面临不同刑罚的命运？ 早在西汉年间，桓宽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法者，缘人情而设，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而更早之前的孔子，在回答子张“何谓四恶”的提问时，更是直言“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连古人都已经意识到，法律规范应建立在体察人情、关怀人性的基础之上，对无意触犯法律的人，当视其动机，采取治病救人态度，而不应“不教而杀”，更不能让法律成为陷阱，让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不小心而坠落进去。 顺便解释一下“慢令致期谓之贼”，就是说延后下令时间，届时却严格要求，这叫做害人。那么我们想想，平时对满街的气球射击摊都不闻不问，甚至还收取管理费，可突然有朝一日又严打严判，抓倒霉的，这与“慢令致期”又有何区别？ 更耐人寻味的是，赵大妈上诉的原因，竟是为了怕浪费在看守所每月花400元买的咸菜。赵大妈辛辛苦苦，冒着违法的危险，据说一个月也就能挣个3000元左右，可是一个管理费就能随便要走她500块，看守所的咸菜也能轻松让她交出400块，这些钱赚得何其容易，而且还“不违法”。只可惜这样的“买卖”，是赵大妈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她们也只能在街头摆个小摊，而自己也像那脆薄摇摆的气球，哪怕不到1.8焦耳/平方厘米的权力的力量，都可能会让她们的命运不堪一击，吹弹可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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