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是我国科技政策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中国早期的很多科技政策制定者，或受到了科学学的影响、或亲自参与了科学学的研究。“三思派”近期采访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张碧晖先生，聆听先生关于中国科学学的发展历程和他自己的研究经历。张老说：“我讲的历史和一般的正史不一样，不一定沿着顺序来，我是口述历史，其他人有知道相关历史的也可以讲，这样我们可以尽可能多渠道地恢复历史的发展情况。”我们希望前辈的筚路蓝缕能为今天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新的灵感。科学学的历程要从培根讲起，1626年，也就是大约400年前，培根不是写了一句“知识就是力量”吗？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有两门，一门是科学史，一门是科学哲学。但是由于科学劳动、科学建制的变化，这两门学科虽然对科学做了一些描述，但是不全面、不完整，所以又出现了对科学的自我反思和对科学规律的研究，特别是科学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影响的研究，这就是科学学。一般认为科学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波兰开始的，但是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俄罗斯的著名科学学家米库林斯基认为苏联更早，而日本科学学家大概是广重彻认为日本也比较早。现在我们主要是根据一份资料判断，1925年波兰的兹纳涅茨基发表了《知识科学的主题和任务》，这是本专著，比较早地提出来了科学学。1926年，苏联的鲍里切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知识通报》上发表文章《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1927年波兰的逻辑学家使用了“科学的科学”这个名称，1935年波兰的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夫妇把“科学的科学”译成英文Science of Science。普赖斯是科技史家，又是科学计量学之父，他对“科学的科学”的诠释是最经典的，他认为“科学的科学”就像“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二次科学。这个讲得非常好，贝尔纳也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用中国老子的话来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科学学是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引申出来的。一般认为贝尔纳是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是个传奇人物，有一本书《科学圣徒》介绍他。这个人非常不得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的执行主席。我们国家的宋庆龄、郭沫若也担任过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的执行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很坚定，苏联出现斯大林问题之后他很纠结，但他和赫鲁晓夫又是好朋友。另外，贝尔纳的科学水平也不得了，他要不搞科学学的话，至少会得两次诺贝尔奖，一次是医学方面的，一次是生物科学方面的。他的学生也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学生中也有后来也成为科学学大家的，比如马凯。这里延伸介绍一下马凯，一般认为贝尔纳科学学的传承人是马凯，马凯也很有学问，他的情况正好跟杨振宁相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是靠做理论、讲理论得了诺贝尔奖，做实验的吴健雄没有得。马凯是提了理论没有得诺贝尔奖，而跟他做实验的人得了。2000年，马凯和夫人到我们学校访问，我还专门和马凯的夫人谈了这个问题，她很淡定，说这样反而好，不然马凯要忙死了。当时英国有两个无形学派，一个是数学家、医生一起讨论的科学问题的学派，一个就是贝尔纳这派，他们讨论比较激进的社会方面的大一点的问题，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问题。贝尔纳他这个人确实涉猎面很广，是蒙巴顿将军的科学顾问，对诺曼底登陆都有贡献，那时候他是英国海军中尉。贝尔纳这个传奇人物，对我们中国非常友好，曾经两次到中国来访问，一次是1954年跟苏联赫鲁晓夫、尼赫鲁这些人一起，那次他参观了我们很多地方，很快他就发现我们是类似苏联的体制。他还参观了故宫这些地方。当时是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接见了他，谈话中，他就讲起中国的交通应该怎么建设。刘少奇觉得很有道理，马上通知交通部的领导专门跟贝尔纳谈了一次。1959年，贝尔纳又和赫鲁晓夫等人到中国来访问参观。那次是毛主席接见了他，毛主席专门问他刚刚出版的《历史上的科学》的一些情况。
马凯是贝尔纳的学生，跟中国也关系密切，他四次访华，我是我们中国科学学学者里面见马凯最多的人，我应该见了他6次，2次在英国。中国科学学对外交流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就是贝尔纳两次访华，另外一个就是1985年马凯到北京、武汉、成都讲座一个月。这一个月跟我们中国的科学学学者介绍了贝尔纳及其科学学。马凯1985年在成都讲学，他在四川社科院做报告的时候，代表贝尔纳郑重宣布布哈林是科学学的真正奠基人。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和我的学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件事，文章是《布哈林思想视域下中国科学学学科起源研究》。我可以讲讲文章里的内容。当年是这样的，布哈林是1925年或者1926年被开除党籍，1938年就被处决了。1985年马凯到中国来之前，正好布哈林的儿子到伦敦去他家里，说苏联要给自己爸爸平反，所以马凯很慎重。贝尔纳是1971年去世的，去世之前他身体很糟糕，很多文章、书都是马凯给他写的，贝尔纳有时就讲一下提纲，《在科学学的道路上》是贝尔纳讲，实际上是马凯写的。贝尔纳生前就和马凯讲过，大家都说我是科学学的创始人，但我认为世界科学学的奠基人是布哈林。布哈林也是传奇人物，精通六国外语，列宁讲他是理论的高峰。他当过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当过苏联政治局委员，还兼任苏联科学院的院长、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所长、《真理报》的主编。据说他在1921年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讲过“科学的科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重视科学规划，重视科学的组织网络。这一思想非常的先进。为什么科学学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很多人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比资本主义晚了一百多年建设，所以他必须要有比劳动生产力还要高的生产力，正好马克思也这样讲过。这就是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来源。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科学学的贡献。我们科学学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吴明瑜，科技日报社的原社长林自新，国家科委原副主任童大林，就在经典著作中看到了马克思讲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所以邓小平接受了这个观点。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快的话，一定要重视科学这个生产力。正如科技史界不少人都知道，1931年在英国召开世界第31次科技史会议，苏联组织一个代表团共8个人，由布哈林带队，其中4个党员和4个非党员。4个党员里面还有一个人作为党小组长领导监视这些人。后来除了这个小组长，其他7个人都被处决了，包括布哈林和格森(Borris M. Hessen, 1893—1938)。那次会议，苏联的人比较傲慢，他们到会也比较晚，会议都快要结束了。他们来了8个人，布哈林讲我们要发言，但会议安排有困难，只能安排一两个人，布哈林说不行。那该怎么办呢？会议决定，紧急组织翻译，把他们8个人的文章大概20万字集结成一本书叫《十字路口的科学》。这本书我没看过，不知道中国翻译了没有，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更加精彩的是格森发表《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本书对西方国家的学者冲击大得不得了。格森是物理学家，也当过苏联红军。普赖斯说格森的发言是一个冲锋号，是一个号角，开创了科技史外史的研究。贝尔纳跟布哈林关系很好，他和共产国际接触比较多，很崇拜布哈林。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以后，贝尔纳毅然把自己的学科丢下了，把苏联产生的科学学带到英国去，1939年写了可能划时代的作品——《科学的社会功能》。
马凯在四川讲过以后，四川的学者反应比较敏锐，我记得有位姓周的学者专门做了研究。当时四川科学学研究所的所长胡世禄，和我同岁，是第一届科学学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很可惜他50岁就去世了。他就专门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2年09期）上发表文章《几件科学学的往事》，其中讲到三件有趣的事。第一件就是有个科学家在北京见了他，开始把科学学贬得一塌糊涂，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又讲科学学很厉害。第二件是讲赵红州关于科学指数定律。当然这里我们要讲的是他说的第三件事，就是讲马凯代表贝尔纳宣布布哈林是科学学的奠基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上登了这个文章，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
张碧晖，1940年生于江西樟树，国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创院院长、教授。亲身经历参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曾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是我国最早提出创建科技园区者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园区会议的代表。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武汉市科委主任和中共武汉市委委员。长期从事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等领域研究，承担多项省、部级课题，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代表作有《科技进步与科学教育》《科学社会学》《高技术与软科学》《科学学在中国》《笔底春秋——亲历中国科教改革》等，被聘为《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国际系统研究》（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等杂志编委。2015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学工作者称号，2018年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2020~2021全球华人教育家大会楷模人物奖（中国侨联、凤凰教育发）。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辉采访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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