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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春龙节的源流演变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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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春龙节的源流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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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节”、“中和节”和“春龙节”,是我们历史上的几个节日,这几个节日日期相邻,而又有一定的源流演变关系,考索这几个节日的源流演变,可以看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节日在变,风俗在变,传统在变,但在这“变”中,又有所保留,有所继承,当然,更有所创新。

“晦”,本意指灰暗不明,农历每月月末月亮隐晦不显 ,故又以“晦日”指每月最末的一天。因为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所以正月“晦日”即“初晦”,就显得比较重要,人们就把正月“晦 日”当成一个重要节日,特称之为“晦日”或“晦节”。

在这个节日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送穷”活动。这种“送穷”活动的思想,或缘于汉代扬雄的《逐贫赋》。早在《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晦日送穷”的记载,到了唐代,这种具有祓除意义 的“晦日”送穷活动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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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晦”,有灰暗不明、隐晦不显之意,唐德宗君臣认为以“晦日”作为节日名称,或有某些不详之意。《类说》卷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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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李)泌日:“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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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吕渭在《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的诗中日:“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说的就是这改名的初衷。

中和节主要兴盛于唐宋时代,直到宋代仍可窥见其一斑。如宋代文人杨万里在《二月一日郡 圃寻春》诗中还说:“中和节里半春天,一拂清寒半点暄。”甚至和宋政权并立的辽国,也过“中和节”。《辽史》卷五十三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但宋辽以后似乎就冷落多了。如《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言:“二月朔,唐宋谓之中和节。后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五谷瓜果之种相遗,谓之献生子。”但后代各朝偶尔还把它当作一个节日看待,但已无当年的盛况。到了这一天,皇帝时或举行点耕种仪式,象征性地赐给人民百谷,以示劝民努力从事耕织之义。在民间,亲友们也偶尔聚集在一起喝中和酒,并祭祀勾芒神。人们偶尔还有互赠刀、尺之类的礼物,勉励努力劳作之俗。明清以来,人们还做些与“中和节”有关的食品如“太阳糕 ”叫卖或食用,有关记载见于《帝京岁时纪胜·中和节》、《燕京岁时记·太阳糕》。但好多地方已经不晓得二月初一这个 “中和节”了。食用与 “中和节”有关的食品,或者仅仅是“中和节”风俗的一种残存罢了。而“中和节”这个节日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被“二月二”所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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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二,正逢花红草绿的季节,所以叫“挑菜节”、又称“踏青节”、“花朝节”;后来和“龙”有了关联,又叫“龙抬头日”、“龙头日”,亦称“青龙节”或“春龙节”。

“二月初二”,比二月初一“中和节”只晚了一天。二者都盛行于唐代,有些活动比如踏青、游乐等两个节日还都有,后来有时候两个节日甚至还混而不分。现存最早的关于“二月二”的诗篇是唐代现实主义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的,有趣的是,同时写到“二月二”和“二月一”的诗篇,也出自这位杰出诗人之手。他在《二月一日作赠韦七庶子》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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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杏红萼坼,庭兰紫芽出。不觉春已深,今朝二月一。去冬病疮痏,将养遵医术。今春入道场,清净依僧律。尝闻圣贤语,所慎斋与疾。遂使爱酒人,停杯一百日。明朝二月二,疾平斋复毕。应须挈一壶,寻花觅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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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园杏”,写到“庭兰”,写到“挈壶”,写到“寻花”,跟“二月一”、“二月二”这两个节日中的“赏花”、“欢聚”习俗是相符的。我们觉得,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二月二”这个节日,早在白居易时代就产生了。只是不如唐代帝王批准的二月初一“中和节”名声大,行者众。由于历史长河的荡涤,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二者或消或长,或分或合,演绎了一场“看似无关却有关”的历史轻喜剧。

据说,“二月二”在周代本是一个祭祀的日子,到了唐代已演变成一个带有民俗节日味道的日子。现在人们认为现存最早写到这个节日的诗文是大诗人白居易的《二月二日》诗,日:“二月二日新雨暗,草牙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青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著名诗人李商隐也作有《二月二日》的诗篇,日:“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当时及其后民间以百谷、瓜果种籽、迎富贵果子等相赠送,并有挑菜、踏青、迎富等活动。元朝人费著编撰的《岁华纪丽谱》日:“二月二日踏青节,群人游赏散四郊。”清人汪灏等撰著的《广群芳谱·天时谱》引《翰墨记》又日:“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宋代宫廷在这一天也有专门活动。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南宋时,二月初二这一天宫中有“挑菜”御宴活动。宴会上,在一些小斛中种植生菜等新鲜菜蔬,或把它们的名称写于丝帛,压放于斛下,让人们猜。根据猜之结果,以定赏罚。既食生新,又有乐趣,所以当时“王宫贵邸亦多效之”。不过,唐宋时的这些“二月二”活动并没有和“龙抬头”联系在一起。

到了元朝,二月二就明确地说是“龙抬头”了。元朝末年的熊梦祥在《析津志》中描述元大都的风俗时提到:“二月二,谓之龙抬头。”这一天人们盛行吃面条,称为“龙须面”;还要烙饼,叫作“龙鳞”;若包饺子,则称为“龙牙”。总之都要以龙体部位命名。表示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预示着一年的农事活动即将开始。

农历二月初二日,俗称“龙抬头日”。民间传说是日神之龙结束蛰伏,开始抬头。以节气论,进入农历二月,阳气回升,地气渐开,大地回春,冬眠的动物开始“惊醒”。依星象说,二月二日又是“二十八宿”的“苍龙”抬头之日。在二十八宿的东方七宿构成的苍龙形象里,角宿为角,亢宿为颈,氐宿为胸,房为腹,心宿为心,尾宿和箕宿为尾。每当二月二前后的黄昏时分,东方苍龙七宿中的角宿(象征龙角)现于地平线上,意为苍龙已抬起头,故有“龙抬头日”之说。

元朝以后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各种民俗活动记载便多了起来。人们也把这一天叫作“龙头节”、“青龙节”或“春龙节”。清末的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这时不仅吃饼吃面条,而且妇女还不能做针线活,恐怕伤害了龙的眼睛。明朝以后,二月二又有关于龙抬头的诸多习俗,诸如撒灰引龙、扶龙、熏虫避蝎、剃龙头、忌针刺龙眼等节俗,故称之为“龙抬头日”。清代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中说:“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日引钱龙,招福祥也。”除此之外,尚有开工、试犁、炒蝎豆、戴蓬草、祭龙王、敬土地、谒高禖、嫁女回娘家住春、童孩开笔以期将来登龙门等节俗活动。

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人们绝大多数都过二月初二的“春龙节”,而很少有人再过二月初一的“中和节”了,更有不少人把二月初二称作“中和节”。其实,这是个误会。1760年(清乾隆25年)在川西农村里,出现了一本民间刊行的农学著作《三农纪》(其作者为张宗法)谓:“(二月)二日为'中和节’。十五日百花竞放,老少游赏,为'花朝’。”《幼学歌》卷一《天文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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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朔日为元日,亦日元旦中天节。初七人日礼俗传,十五上元元宵夜。中和节在二月二,二月十五花朝是。立春五戊为春社,三月三日上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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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说:“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该书于光绪26年(1900)写成,光绪32年(1906)出版。以上三例都把二月初二称作“中和节”。特别是像富察敦崇,被认为是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燕京岁时记》还被誉为近代研究北京掌故的“杰作”,他们都把“二月二”和“中和节”混为一谈,本来是不同的两天,不同的两个节日,却混而为一了。有学问的人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更不去深究了。因此,很多人就把二月初二当作“中和节”了。即便有些学者知晓“中和节”本应在二月初一,但大势所趋,也懒得再去细究。更何况自古多有“因错就错”、“因误成习”之例。况且,如前面所说,“中和”二字深得儒家精髓,符合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心愿,人们也就将错就错乐见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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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本来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由于影响深远,也流行于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苗、壮、满、侗、黎、畲、布依、赫哲、鄂温克等也过此节。侗族也称“二月二”为龙抬头,节日期间以户为单位,请亲友,在野外会餐,企盼丰年。不过侗族称接龙为接牛,即犀牛,认为犀牛是龙的象征。过节时,人们从村外牵小牛,以小牛为诱饵,引龙进村。然后杀牛祭龙,分食牛肉,各家吃酒,边饮边呼划“玉龙归位拳”,唱“玉龙归位歌”。最后把牛角埋在犀牛塘下,标志犀牛回家,龙归位了,村寨就可以五谷丰登了。达斡尔族也称“中和节”为“二月二”,满族称“虫王节”。

当时人们为什么把“中和节”选择在了二月初二,而不是“二月初一”、“二月初三”呢?我们认为,这和我们民俗中喜欢双数有关。另外,在中国古代,凡像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之类的“重日”,往往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因而,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认为更适合做祈福、祭祀或是纪念活动,更适合求得幸福、安康和吉祥。在“二月初二”比“二月初一”更被大众喜闻乐见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心甘情愿地张扬起把“二月初二”当成“中和节”的大旗。于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二,报纸电台宣传为“中和节”有之,政府单位申报二月初二这个“中和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者有之。如山西乡宁县“中和节”和山西永济县的“中和节(永济背冰)”先后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三个节日,如“晦节”的节名虽然已经作古,但它的血肉却在“中和节”里得以延续;而“二月一”这一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当作节日去过了,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晓它了,但它那“中和”的佳名,它那“立本”、“通志”的精神却又嫁接到“二月二”之体上得以“复活”。这或者也就是如李泌所说的“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吧。没有永久的、一成不变的“风俗”,古老的节日或者也在“惟新”是举、与时俱进吧。

摘编自刘勇波、徐传武《晦节、中和节及春龙节的源流演变》,《东岳论丛》2013年第3期

注释从略,图源网络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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