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霏的心理干预过程实在是太波折了。在接受我们的诊疗前，凯霏第一次复学失败，她和父母都不能接受再次休学。那如果第二次复学成功，她又很快面临高中会考、高考的双重挑战。 这些节点对于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来说，每一关都是险阻，每一关都极其艰难！ 我们在临床中接诊的、尚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患者，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漫长的、求医问药的过程，期间甚至因病情严重而休学。 孩子第一次休学时，本来是积极接受治疗、尽快解决根源问题的良好时机。可是很多父母精神心理障碍缺乏理性、客观和科学的认知，也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孩子也没有接受高效化、系统化的心理干预。 孩子休学时看似情绪、行为都大有缓解，父母和孩子都以为病好了。但其实根源问题没有解决，结果复学不久后学习还是学不进去，病情再次波动，甚至恶化！ 这些青少年患者辗转找到我们求医时，即使面诊后能接受高效化的心理干预，但一般情况下也要排队，至少等候几个月。这可能令他们难以赶上再次复学的期限，又或者即使能赶上，心理干预的时间也非常紧迫。这在客观上会增大患者、家属和我们的心理压力，并增加干预难度。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倍感无奈，只能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尽力而为，争取帮助孩子早日康复，顺利复学。 换言之，当孩子患病后不得不休学，父母一定要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并抓紧这个窗口期积极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了解孩子的患病根源并努力解决，切忌稀里糊涂、掉以轻心！至于具体应该如何做，后续我们会在【家长自助指南】专栏文章中详细分析。 所以，因为错过了在第一次休学期间接受高效化心理干预而康复复学的时机，凯霏接受我们心理干预时要兼顾学习和备考，无法连续性地接受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而家庭因为妈妈的病情也压力山大，这些都客观上增大了心理干预的难度。 最后的选择是，她每次来广州都是处理部分当下最迫切的问题，修复部分心理创伤，当觉得状态明显好转后就立刻回家继续学业。 图片来源于网络 后续当她再次出现未经修复的深层面的心理创伤被激活，甚至面对新的外界刺激而形成新的心理创伤，导致无法学习，情绪、行为症状严重时，她再坐飞机到广州接受干预。如此反反复复了5次之多。我们晴日心身医疗成立以来，凯霏是断断续续到广州来接受心理干预次数最多的患者，没有之一。 在这期间，我还见缝插针地处理她的学习障碍，帮助她塑造高效学习状态和高效的考试技巧，并多次通过微信留言进行简易的远程心理支持，帮助她渡过回家后的情绪波动。 实话说，这种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心理干预难度，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康复效果也不稳定，患者的病情容易波动。但基于凯霏当时的特殊情况，这确实是较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所幸的是，凯霏和父母对我们的信任度和配合度极高。他们也明白孩子的心理创伤无法连续处理完毕，所以对后续的波动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怀疑过我们的技术和能力，并一直非常积极配合我们的心理干预。在此过程中，凯霏服用的所有药物陆续减停。 尤其是距离高考只剩1周的紧急心理干预，她的一些深层面未修复过的心理创伤又浮现出来了，她情绪波动剧烈，烦躁、暴躁，根本无法学习，灾难化思维严重，又陷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从外显症状来看，可能很多精神科医生会判断她复发了。但我们及其父母都明白，她遭受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太多了，一直未能完全修复，又面临高考的极大压力，所以未修复的心理创伤会不断地被激活。 如果此时不前来面对面接受紧急心理干预，凯霏高考真的可能失败，然后深层面未经修复过的心理创伤可能会全面激活，情绪大爆发。这样，我们前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虽然最后一次紧急接受心理干预时只来得及做一次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和一次认知强化干预，处理的心理问题无法太深入、太细致，但极大地缓解了她的情绪症状，让她迅速从灾难化状态中脱离出来。这是令她能够坚持参加高考并正常发挥的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否则，光通过微信语音进行远程心理干预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总而言之，这个中的艰辛只有凯霏、其父母和我们这些参与过、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 最后，凯霏不负众望，她勇敢地踏入考场，虽然中间被数学试卷的难度打击了，但在家人和我们的保驾护航下，迅速调整状态，完成了所有科目考试，并考上了本科！得知这个好消息后，我们都非常欣慰，感慨万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断断续续式”的心理干预是对于即将面临高考的青少年患者的折衷模式。 在理想情况下，当然是患者在第一次休学期间能够连续地接受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减少中间的反复和波折。这不但有利于增进患者、家属的信任度和认可度，患者也更有可能在短期内高效康复，顺利复学，大幅度减少后续的波动。 但高考生时间紧迫，有紧张的学习任务。而且，对于这些患者来说，高考是一道重要的坎儿。虽然考得不理想还能复读，即使只读了大专，后面还能专升本，但在客观上，高考失利仍会对青少年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后续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帮助他们调整状态。 所以，对于即将高考的青少年患者来说，如果能顺利渡过人生这一关，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加有利于其心理创伤的修复。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和成绩后，他们更容易从积极的角度去解读过去的遭遇，病情自然更容易康复。否则，康复难度肯定加大。这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当然，“断断续续式”的心理干预模式也有较高风险。患者的心理创伤未能连续地得到较全面、深入的修复，症状自然容易波动。 而且，虽然每次的深度催眠只针对一个心理问题，但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被“打开”后，他们很有可能想起更多本来已忘记了的、或者从前暂时放下的其它心理创伤。这也容易导致他们情绪明显波动。 再加上，虽然现在不再“一考定终身”，但高考带来的心理压力仍然很大。当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创伤被激活，引发负性情绪驱动下的灾难化思维，这时如果父母再处理不当，或遇到其它叠加因素，这种压迫感真的有可能把他们再次压垮，导致症状急性发作！ 所以，后续对于时间过于紧迫、高考压力太大的青少年患者，我们的收治会更加谨慎，对父母的评估也将更加严格。孩子无法连续地接受心理干预时，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便更加重要！  凯霏的患病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遭受了特别多来自情感方面的心理创伤，一次次遇到“渣男”，不理智地建立恋爱关系，最后一次次地受到伤害。 那时她心中对前男友的怨恨简直无以复加，并从一开始对特定几名男性的愤怒，泛化到针对几乎所有的男性。从心理的角度上看，她后来想当“渣女”、想玩弄男性，这种观念和行为虽然不能认可，但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她当时处于严重的偏执状态。情绪稳定、认知理智时知道这不可取，也听得进我提供的建议。但一有情绪波动就故态复萌，缺乏自我反省能力。 换言之，就当时来说，仅从认知上进行心理干预难以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应及时采取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精准化地修复相关心理创伤。 相关心理创伤得以修复后，她的自我反省能力有所恢复，这时相关的认知心理干预才能更好地起效。 否则，凯霏有可能逐渐成为真正的“渣女”，在反复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伤痕累累。其学习状态肯定也再次一落千丈，高考这一关恐怕真的很难迈过。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凯霏还有可能成为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或成为继发性的同性恋者；甚至引发偏执型人格障碍，甚至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不过反的主要是男性。 那归根到底，为什么凯霏对待恋爱关系如此不理智？来自第一个男友的恋爱创伤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这背后肯定还有更加深层次的根源。当时心理干预时间紧张，我们一直无法触及这个深层次原因，也未有机会去修复。 但从多年的临床心理干预，尤其是大量的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实践经验来看，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不良的父女亲子关系。 凯霏的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有上进心、事业心，而且对待家庭非常有责任感。妻子罹患癌症，孩子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障碍，他从不离弃，一直想尽办法、拼尽全力为妻女创造经济条件接受治疗。 可是，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待孩子缺乏耐心，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粗暴。这是很多有军旅背景的父母容易出现的教育问题。在凯霏的成长过程中，妈妈几乎操办了一切，爸爸几乎是缺位的，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丧偶式教育”。 相反，凯霏的姥爷对她非常好，带给她父亲般的关爱，但姥爷很早就去世了，无法一直陪伴、支持她。 所以，凯霏与父亲的亲子关系是非常疏离的。在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期间，凯霏明知妈妈罹患癌症，需要多休息，但仍然希望由妈妈陪护。原因就是她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僵化，单独相处极易引发矛盾。 凯霏肯定遭受过来自于父亲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从小缺乏来自父亲的温柔和关注，这是她长大后渴望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在恋爱中缺乏理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收治的女性青少年患者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她们总是容易被“渣男”吸引，在情感中屡受伤害。 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进一步修复父亲对凯霏造成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督促父亲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促进二人建立亲密的父女关系。这样凯霏的康复会更加顺利、稳定，后续谈恋爱也会更加理性。 但可惜，由于时间紧张，其父亲也忙于工作，我们最终未有机会进行处理。而且，我们认为凯霏遭遇的恋爱创伤也没有完全得到修复，这也是隐患之一。 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希望凯霏的爸爸还是要不断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凯霏也要理解爸爸的出发点和付出，利用自己的积极改变带动爸爸一起改变。 另一方面，也希望凯霏经过心理干预后变得更加理性、成熟，以后选择男友时能带眼识人。 如果她能遇见一个与其三观契合的伴侣，而且在读大学、步入社会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独立、自信，她爸爸带来的心理创伤、过去的恋爱创伤也会慢慢得到部分修复。 凯霏的经历和康复过程也提醒了广大父母，尤其是家有女儿的父亲，一定要有意识地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对于女儿的不理智恋爱行为不要一味指责，而要看到背后的真相和根源，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才能更好地预防孩子出现这些问题。  最后想提一下凯霏妈妈对女儿的影响。 凯霏妈妈似乎有一种不够理性的观念：学习成绩和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才是。这有可能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或成长经历有关。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凯霏妈妈花尽心思希望为女儿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她利用工作的便利为女儿挑选老师，甚至挑选女儿交的朋友，总是逼迫女儿给不喜欢的老师、同学送礼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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