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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北京西南六十里的易县发现的八个等身三彩罗汉是辽代著名的陶瓷佛像【1】。 1913年，波森斯基（Friedrich Perzensky）发表了他对这些山洞的考察报告，这是最早在西方刊出的有关易县罗汉的文章【2】。佛像从洞窟中取出后，几经商人们的转手，被运到西方的博物馆。  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  吉美博物馆藏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多伦多的安大略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各有一座。不幸的是，安大略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的佛像的头部，是经后人修补过的，否则，后一座博物馆的罗汉就是这组佛像中最精美的。该佛像的精美，从手、脚等部位仍可看出。这八个佛像当中，还有二个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另一个在德国，是弗尔德（Fuld）的私人藏品。据推测，这座罗汉很可能在1945年柏林大轰炸时被毁。       大都会美术馆藏 自从发现了这些罗汉后，它们就成了争论的焦点。虽然对此作过研究的学者们都同意，这些佛像是三彩陶瓷制品中的杰作，但对其他的许多问题，如佛像的制作年代和地点，中西方艺术史家均无定论。许多人曾经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成功。 1985年，一批在北京西郊门头沟进行灌溉工程的农民，在龙泉务村北的永定河西岸掘井时，发现了一座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三彩陶器【3】。那个地方虽然早就以发现辽代陶器残片而闻名，但在此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三彩陶器。 考古学家从那儿挖掘出三座精美的佛像。一个是身披赤色袈裟的彩色坐佛，另两个是三彩菩萨。龙泉务发现的这些塑像不仅本身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它们还为解答关于那八座罗汉的疑问，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于这一发现，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提出：龙泉务佛像到底属于辽代哪个时期？这些佛像和罗汉的关系如何？它们是不是龙泉务窑出产的？ 年代问题 有些事实可能暗示，龙泉务塑像生再于辽代晚期。最重要的事实实是，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寿昌五年”（1099）的三彩陶片。塑像的年代被定为十一世纪晚期的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学者认为，内蒙古的窑直到辽代末期才生产出具有黄、绿和琥珀色的三彩陶器。不过，我认为龙泉务窑早在十世纪左右就出产三彩陶器了。 在我们至今所知的辽代三彩窑中，门头沟窑是离旧唐产陶中心最近的一处。陶工们可能是契丹人在十世纪袭击河南和山西时捕获的。这些被捕获的陶工被称为“属珊”，意思是他们比珊瑚更宝贵【4】。 可以推测，这些大唐的陶工们可能被用于建造和管理辽窑。（唐亡于907年，辽仅在四十年后，即公元947年，就占领了开封）。鲁琪在1978年撰文确定，龙泉务窑在958年前就开始出产陶器。（赵德钧墓就是在这一年建造的。考古学家们在此墓内发现了龙泉务出产的陶器【5】。 确定在龙泉务佛像的年代的最重要一点是，这些佛像在风格上更接近于九、十世纪的佛像，而不是十一世纪后期的佛像。 1099年在北宋境内（山西东南）制作的一座干漆僧像【6】具有一种封闭的呆板特征，这充分说明，1099年的三彩残片不能用于确定龙泉务佛像的年代。 在已确定年代的辽代佛像中，最重要的是大同下华严寺内制于1038年的巨佛和辽宁义县奉国寺内制于1020年有七座佛像。 大同下华严寺佛像 辽宁义县奉国寺内佛像 赵光林先生在关于龙泉务的发掘的文章中指出，这些三彩佛像的造型与大同下华严寺里的同类佛像非常相似。这一点很好地说明，龙泉务塑像是典型的辽代制品。但是，赵先生没有去确定龙泉务佛像的准确年代。 龙泉务佛像躯体的比例及各部分的分界与华严寺的佛像相似，其肋骨的椭圆状以几根单弧线标出，横隔膜用一条倒弧线标示。对椭圆状的注重是辽代塑像区别于唐代的一个特征。唐代塑像更注重于表现腹部和胸肌的圆形。辽的塑像膝盖底部狭窄，躯干修长，呈等腰三角形，而唐代坐佛的比例则呈等边三角形的模型，就像天龙山第21窟中八世纪早期的石刻佛像。 就龙泉务塑像的轮廓而言，其肘部和膝部之间的空间较长，中间用一优雅的衣饰连接。其总体伦廓和衣饰的曲折变化，更接近于盛唐的风格，而不是1020年那组佛像的较呆板特征。在1020年的那组佛像以及辽代的大部分大小佛像中，腰部都没有表现出来。我认为，龙泉务佛像和其他辽代佛像的不同之处表明，龙泉务佛像更接近唐代风格。 龙泉务的三座佛像总体轮廓相同，所以我认为它们都属于十世纪晚期。 如果龙泉务的这两座菩萨的确是属于十世纪，那么，它们的衣饰就是这种衣饰式样的最早例子。因此，无论从图像志还是从风格上都可证明我的看法：它们是十世纪的产物。 这两座菩萨的衣饰和传统的菩萨的衣饰明显不同，传统的菩萨衣饰是裙子、披肩和珠链。而这两个菩萨，一个身披袈裟，挂着珠链，另一个戴有通常为护法天王所戴的云领【7】，云领的正面有一瓣状饰物，背面覆有一条长长的褶边，作为盔甲的一部分，保护胸部。龙泉务菩萨衣饰上的这二点变化决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加上的，它们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两个菩萨的衣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菩萨的身份有了不同的认识。 袈裟是一种适合于苦行生活、打坐和在野外徘徊的衣着。这个时期的几座菩萨，如弥勒，观音，特别是地藏，都身披袈裟，表现了他们本性中禁欲的一面。护法天王的装束则强调了菩萨本性中极为不同的一面，它们实实在在地表明，人们相信菩萨具有军事上的威力。 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中，有一座巨大的十一面观音，观音两旁的胁侍菩萨证明，早在984年，菩萨就披上了胸铠和肚甲等护法天王的装饰【8】。左边的那位侍从戴着一块大云领，另一位披着云肩。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十一面观音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胁侍菩萨 龙泉务菩萨塑像的云领，在这种新式样的进化过程中到底占据什么地位呢？我认为这是早期式样。龙泉务菩萨身上只有云领，没有胸铠、肚甲或内衬。云领相对来说很简单。正中心的褶带两边各有一扇贝形饰物，饰物的螺旋状卷边看上去象圆形唱片，这是因为它们被上面垂下的链珠半遮盖的缘故。 就我所知，这个云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直接复盖在皮肤上的，而我见过的其他例子，都有衣服衬着，就象下华严寺佛像一样，只有一个例外。这另一个例外是西安安国寺内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的菩萨的衣饰。我认为这种衣饰是云肩的前期式样。那座菩萨和龙泉务的菩萨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穿着带褶边袖口的半袖套，而没有内衬衣饰。 龙泉务的另一个菩萨披着绿色袈裟，戴着珠琏。这种穿着在十世纪有可能存在吗？河南郑州附近的大海寺中发现的820年的弥勒菩萨，是我所知的最早戴有袈裟和珠宝的菩萨像，这是一座镀金菩萨铜像，披着袈裟，坐势和手放置的姿式都相同。 据确定，这是939年的五代时期在南部的闽国制造的，这座铜像早于龙泉务佛像，并且更接近唐代浑圆的形式。但是它确切地证明，这种新的图像志在十世纪已经出现。 所以，龙泉务菩萨的服饰属于辽代的早期，属于接近唐朝的十世纪。 龙泉务佛像与罗汉的关系如何？ 它们是否产于同一地？ 如果是，那是在什么时候出产的？ 龙泉务佛像的袈裟的安排和细节处理与罗汉的袈裟有密切联系。从总体上说，龙泉务菩萨的袈裟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较年长的罗汉的袈裟极为相近。罗汉的袈裟从右手的腕部挂下，经过膝部，直曳地上，与菩萨的衣着完全一样。罗汉的衣袍搭在左肩上，褶边垂至手臂中部，就象龙泉务佛像的袈裟一样。 波士顿罗汉右肩上搭着的衣袍的曲线，与菩萨衣袍上的曲线相一致。袈裟的竖领环绕菩萨的领部，这一细节与波士顿罗汉的同一细节完全一致。另外，从右髋至左肩的衣袍的褶线，在两者身上也一样。披在菩萨右肩上的袈裟有一条单线宽褶边，这与波士顿罗汉以及大英博物馆罗汉的同一细节也完全相符。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的罗汉与佩云领的菩萨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呈半莲花坐式，都露出右脚。菩萨两手臂的位置也与罗汉相同，左手较低，靠近膝部，右手置于腰部位置。两者的头部以同一角度转向右方。两者的耳朵的位置、大小以及形状、甚至内软骨的丫字型结构，也基本上完全一样。两者的脸型和眼睛凝视的角度都相同。当然，菩萨由于其身份的关系，有更多的经过理想化的特征。 罗汉依然“属于这个世界”，其象貌特征可以用来表现某种独特的个性，因而他们成了很适合的肖像题材。制作波士顿罗汉的艺术家突出发罗汉的额头、他那传神的眼睛以及坚毅而又略带微笑的嘴巴。 新挖掘的佛像和罗汉的不同之处，并不能表明它们出自不同的窑。相反，这些不同处只表明龙泉务佛像的风格和技艺在三四十年间的变化。罗汉比挖掘出的佛像大两三倍，这表明，工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技术和自信心，敢于进行重大的革新。坐着的罗汉的总体高度并不比唐代的某些站立佛像高【9】，但是，用三彩工艺来制作等身塑像，却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突破。新挖掘的佛像各部分的比例，和唐代塑像的严谨交织的体积比较接近。不过塑造罗汉的工匠们却更进一步脱离了唐代的严谨风格，转向了十一世纪早期较松驰的曲线风格。 十世纪晚期的龙泉务塑像和罗汉的年代之间相差多少时间？我们是否可以判断罗汉的制作年代到底比佛像晚多久？ 人们可能会想，1038年下华严寺内的四个胁侍弟子像在风格上一定接近罗汉。事实上正是如此。对胁侍弟子的巨大的脸部特征的任意安排，使它们咋看起来大大不同于用写实风格塑造的罗汉。1038年的这四尊塑像的五官几乎占据整个脸部，额头和下巴却很小。不过，陪伴定光的迦叶的脸部特征和弗尔德收藏的罗汉之间，有较明显的相似之处，而相异之处则不太明显。其眼角的形状和眼睛的大小相同，大大的眼珠刻划得极其明确。两者的鼻子都较长，鼻梁骨突起。从鼻子到嘴巴的连线是完全一样的S型曲线。两者都张开嘴唇，露出上下两排个个分明的牙齿，两者都有小小的喉结。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较年长的罗汉在表情和面部特征上和下华严寺佛龛内陪伴释迦牟尼的迦叶有许多相同之处。两者的上眼睑都半闭，盖住着色的大眼珠，显示一种探求的神情。紧闭的嘴唇和绷紧的脸部肌肉表现出一种严肃持重的神态。 根据以上的风格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罗汉的制作年代介于十世纪晚期的龙泉务佛像和1038年下华严寺佛像的年代之间，也就是在十一世纪的前三十年内。 罗汉是否有可能产自别的三彩窑而不是龙泉务窑呢？ 在至今所知的所有辽代三彩窑中， 龙泉务窑的可能性最大。 赵光林先生曾在《燕都》上撰文，论述龙泉务的考古新发现。他在文章中提到，傅振伦及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龙泉务是罗汉出产窑。我曾把这些罗汉的彩色照片带给赵光林看，他对我说，这些照片使他踌躇，因为三彩釉的颜色似乎过于强烈。因此，回到堪萨斯城后，我把照片的颜色和纳尔逊博物馆中的实物作了比较，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市场上的普通胶卷无法反映原物的真实颜色。因此我用一种专门的胶片拍了一张效果比以前好得多的照片。这张照片进一步证实龙泉务是罗汉的产地。 纳尔逊博物馆藏 有些学者不愿意承认，在所谓的野蛮辽国竟会有如此技艺高超的可与唐宋时期媲美的成就。然而，罗汉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成就。比如理查德·史密西斯（Richard Smithies）在1984年曾指出，罗汉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征表明，它们一定出自某个传统的三彩窟中心【10】。然而，唐、宁、五代的三彩生产中心都远离罗汉的发现地易县。最近的一处在河北南部的内丘【11】。可是，长途运输如此易碎的大型塑像在当时怎么可能呢？ 1943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赤峰发现了一座辽代三彩窑【12】，他们推测，这些罗汉可能产自辽境内的这座窑。可是，这座窑和内丘窑一样，离易县很远。而且。赤峰和北京之间横卧高山，更何况至今还没有在赤峰境内发现三彩佛像。 而龙泉务距易县仅50英里，永定河流经窑址，向南流过北京西南的拒马河域。尽管龙泉务和易县都地处北京西部和西南部的山脉之中，但是这些河系可能为运输罗汉提供了方便之路，至少提供了部分距离的方便之道。因此，从地理学上说，龙泉务是最合逻辑的出产罗汉的窑址。 总之，龙泉务佛像已被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它们是早期辽代塑像的珍贵实例，并为唐代的风格、图像志以及制陶技艺在辽代的发展提供了佐证。这些新发现的塑像还为确定那些造型优美的易县罗汉和地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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