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 亭  一、千古书圣的诞生   （一）魏晋风度 汉字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石，书法是中华汉字绵延不绝的基础。书法唯其工具功能，而承五千余年之中华文明；唯其审美情趣，而育古往今来之中华儿女；唯其千变万化，而具独放异彩之中华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江南经济的大发展，社会政治的大动荡，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现象——“魏晋风度”。士人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旷达精神，率真任诞、风流自赏的“适意”观念，不甘沉沦、独立审美的自我意识，琴棋书画、诗文酒茶的惬意生活，成了“魏晋风度”的典型展示。这一时期的会稽，“人阜物殷”，如“昔之关中”，成为与建康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与“魏晋风度”的集中展示地。 “魏晋风度”表现在书法上，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书法进入了自觉创作的艺术境界，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书法大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论著，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而王羲之正是这一时代最为光辉灿烂的代表。  （二）青出于蓝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上，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久、影响程度最深的，以一个家族而论，无疑当推起自东晋的王氏。千古书圣王羲之，正是在弥漫着翰墨之香的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书法世家中，熏陶出来的。 王羲之的叔父王廙、二房从伯王敦、大房从伯王导，都尽力传授自己的书法技艺，使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书法教育。 对王羲之成为书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还有他的岳父郗鉴、夫人郗璿、内弟郗愔与郗昙。南朝时会稽人、书法评论家虞和认为，“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可见，王羲之娶郗璿为妻前，其书艺还不在郗愔他们之上，是在后来与郗氏他们的交流切磋中，不断提高起来的。 王羲之的成功，是一个极好的励志故事。据史书记载，论自身的天资、身体等先天条件，王羲之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差些。但先天不足后天补。王羲之正是在良师传道、益友互学、耳濡目染的基础上，勤学苦炼，博采众长，承古启新，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书圣的。 （三）横空出世 圣人，是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王羲之作为书圣，不是自封的，而是后世公认的；不是一时的，而是历史形成的。 早在东晋之后的南朝梁时，善书善鉴的梁武帝就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要求用集王羲之字的办法制成周兴嗣奉旨所作《千字文》。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将集王字的《千字文》，临写数百本，分施浙东诸寺，极大地弘扬了王氏书风。 唐太宗更是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对王书给出了一边倒的评价：“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唐初弘文馆学士“三少”之一的李嗣真更是称王羲之为“书之圣”“草之圣”“飞白之仙”。这便是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的“书圣”之誉。 唐玄宗开元年间，鉴赏家张怀瓘进一步对王羲之书法得出了“惟”“独”“盖代”“登峰造极”的结论：“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既建立在他开天辟地的书法艺术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他光风霁月的书法理论基础之上。他不仅是书艺之圣，还是书学之圣；不仅是行书之圣，也是楷书之圣，还是草书之圣，是名副其实、名至实归的中国书法之圣。 二、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兰亭序》对人类审美的贡献 古往今来，人们对《兰亭序》的崇拜，是因为她有着举世无双的迷人之美，这是王羲之对人类审美的巨大贡献。 第一，《兰亭序》有书法艺术之美。《兰亭序》28行，324字，从点画看，笔道精致、一丝不苟，藏露正侧、诸法具备，笔划形态、竭尽变化，阴阳互补、刚柔并济。从结体看，化险为夷、反欹为正，俯仰揖让、顾盼有情，疏密相附、变化莫测，形字不同、各尽其妙。从章法看，行路摆动、诗意盎然，节奏鲜明、犹如乐章，韵致天成、巧夺天工。这是一种赏之不厌、取之不完、学之不尽之美。 第二，《兰亭序》有文辞修饰之美。从文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篇集记事、写景、哲思于一体的抒情散文，可以称之为越地继秦《会稽刻石》之后的又一篇美文，堪称抒情杰作、散文典范。正是其优美的文辞，才吸引、迷恋和方便了千百年来人们的传颂。 第三，《兰亭序》有崇敬自然之美。《兰亭序》全文表达的，是人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人投身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大自然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时，所感受到的“极视听之娱”与“快然自足”。这种美的享受，是人与山水自然亲近所获得的无上快乐，是以山水自然为审美对象的艺术趣味，是人的本性的尽情流露与人的本色的充分展现。 第四，《兰亭序》有人生境界之美。《兰亭序》在优美的书法、文辞的背后，在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同时，展示的是作者坦荡的心胸、充溢的感情与深邃的人生思考，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人生期待，是“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人生感慨，是相融自然、合乎时宜，注重人格、保持本真，珍惜时光、有所作为的人生真言。 有《兰亭序》热的历经千余年而丝毫不降温，实际上就引发出了一个书法创作、书法传世的核心问题，即技术与艺术的问题。只有在好的内容的基础上，辅之以好的书写技术、表现形式，那才是艺术，才能成为千古不朽的传世精品。只有独创的书写内容，加上独创的书写风格，才能称得上是一件艺术性的书法作品，也才能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兰亭序》之所以能够流芳至今，果然是因为字美，但同时更因为是文美。这种文美，不仅仅是文辞之美，也不仅仅是文字表象的内容之美，更是在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自然气息之美、人文情怀之美、人生哲理之美。这正是王羲之及其《兰亭序》给予后来的书家们最为深刻的启示。 （二）对行书、草书、楷书的贡献 书体演变的总体方向，是删繁就简、艺术美观、易写易记。行书正是循着这一方向，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书体。汉简当中，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行书。王羲之对行书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行书书体的定型。他的笔画、结构，既欹侧恣肆，又紧敛遒媚，给人以蓄势待发之感。字与字之间，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给人以意惹情牵之感。笔法草、行杂陈，俊逸流美，给人以清风出袖、明月入怀之感。代表作有《快雪时晴帖》《上虞帖》等，而尤以《兰亭序》为极则、法典。 草书在秦末汉初，已经萌芽。汉时，草书成为人们普遍喜爱的书体。王羲之对草书的贡献，在于增损古法、去除隶意、裁成一体，使今草在张芝初创的基础上，成熟定型。他的今草，用笔使转灵动，点画放纵洒脱，笔势流畅飘逸，达到了顾盼四周、藕断丝连、神采飞扬的境界。在王羲之传世的书迹中，草书作品占了70%以上，代表作有《十七帖》《丧乱帖》《初月帖》等。 楷书或称正书、真书，是在隶书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汉简中已见雏形。汉末魏晋时，由民间流行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不同于隶书的趋时书体。王羲之对楷书的贡献，在于俱变古形，裁成新体，实现了端庄而又生动的今体楷书的定型。他改变了钟繇等楷书中的隶书笔法，将其中的翻挑飞扬，改为收敛内擫，基本确立了楷书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使笔法更为简洁明快。他变横张为纵展，使楷书的结体更为端庄稳实、大方稳重。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曹娥碑》等。 （三）对书法理论的贡献 王羲之是一位书法实践的自觉者，同样也是一位书法理论的自觉者。世传王羲之所撰的书法理论著述共有九篇。这些书论，揭秘书法的创作技法、论述书法的创作规律、揭示书法的美学原理、剖析书法的哲学意蕴，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价值。他的书论精髓，集中地体现在《自论书》中。 《自论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尽心精作”，来达到“意”的境界，即从开始时的“不足在意”，到中途“意转深”，到最后的“点画之间皆有意”，这实际上讲明了以“意”为标准的书法创作的三境界。 王羲之所论之“意”，乃指书法作品的意趣、气韵、风格，酿诸于脑子与胸中，形诸于笔法与笔势，这正是“魏晋风度”“晋书尚韵”的生动体现。 王羲之的书法理论，是六朝时期人的自我意识在书法创作上的体现，是这种自我意识在书法创作美学意识上的自觉表现，是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历史性认识与把握，开启了越地书学理论的历史，也为中国书学理论、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三、绵延不绝的流韵 （一）书迹流传 王羲之在世时，其书已为世所贵重。南朝宋明帝时，内府旧藏“二王”书迹14帙127卷，后又新入6帙10卷。梁武帝搜访天下,大有所获，藏“二王”书大凡78帙767卷。 唐太宗敕购“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 宋代一门皇帝皆习“二王”、普天之下归宗“二王”。宋太宗时编刻的《淳化阁帖》，“二王”书法占了一半。宋徽宗时编刻的《大观帖》、著录的《宣和书谱》，“二王”书法占了不少。 可惜“靖康之难”后，“二王”墨迹散失殆尽。元代以后，“二王”真迹无存。现在可以见到的“二王”书迹，一是唐代的摹临本，二是唐宋以来的摹刻本。《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共收录王羲之书迹129种（幅），王献之书迹26种（幅），并附至智永的王氏一门书迹28种（幅）。 《王羲之志》收录王羲之《乐毅论》等小楷刻本和临本8幅、《兰亭序》等行草墨本30幅、《郗司马帖》等行草刻本193幅。 《王羲之书法全集》不嫌重复，收录各类王羲之书迹787种（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编纂最权威的王羲之书法作品集。 （二）文集 王羲之的文集，均为后人所辑，多为书信函札，且较为简短。最早著录《王羲之集》之名的是《隋书》：“晋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艺文志》，均录《王羲之集》为五卷。《宋史》著录有王羲之“《兰亭诗》一卷”。《剡录》载有“《王羲之集》九卷”。 晚明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王右军集》十二卷，流传至今，其中所收书、帖、序、文、诗共529篇，较唐张彦远的《右军书记》，多出了64篇。 清代家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全晋文》，内录《王羲之集》五卷，共收659篇（条），较张溥本增加了130篇（条），从而给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王羲之文集的第二个版本。 今人刘茂辰等编撰之《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共收录王羲之的著述715篇，算得上是目前所见内容最为丰富全面的“二王”文集了。 （三）遗迹 临沂王羲之故居。王羲之出生于琅琊国都城开阳，即今之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至今尚存的金《沂州普照寺碑》，载有其故居的变迁修建情况。现故居整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南京乌衣巷、桃叶渡。王氏南渡后与陈郡谢氏同住的乌衣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附近，有“王谢古居”标识。王献之送桃叶渡江的桃叶渡，有“桃叶渡”碑与古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沧海桑田，人生多变，功名利禄，昙花一现，唯有文化，流芳无限。想起这些，未免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绍兴书圣故里。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蕺山历史文化街区，有戒珠寺、题扇桥、躲婆弄等遗迹。戒珠寺原为王羲之故宅，后舍宅为寺。题扇桥因王羲之热情地为卖扇老姥题扇，帮她促销消愁的故事而得名。躲婆弄讲的是卖扇老姥每天在桥头等着要王羲之题扇，王羲之不胜其烦，只得避而绕道从旁边的一条小弄堂进出的故事。笔飞弄和笔架桥弄讲的是王羲之掷笔扬正气的故事。鹅池、墨池讲的是王羲之喜鹅学鹅、以池为砚、勤学苦练的故事。 绍兴嵊州王羲之故居与墓。王羲之弃官后，隐居于奇丽幽渺、隔绝世尘的剡县金庭（今浙江省绍兴市所辖的嵊州市金庭镇），卒后亦葬于此。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地方政府在遗址地新建了金庭观。惟墓系旧物，墓前有碑亭，内有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吴重所立墓碑，由此亦可见当时的浙江最高行政机关与官员对王羲之的崇敬之情。 （四）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王羲之是一位已经影响了近1700年书法史的圣人，从帝王到平民、从华夏到邻邦，莫不受其影响。对古往今来中国书法的影响，尤其如此。 早在东晋时期，王羲之的书法便已见贵当世。梁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了王羲之独享殊荣的书坛盟主地位。 陈隋之际的智永等，对王羲之书风的传承弘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唐代书法艺术在帝王的倡导下，承续王羲之的变革精神，进入了规整与变法融会贯通、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的全新时期。其中的狂草与颜楷，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五代十国时，杨凝式被称为“五代中坚”，南唐后主李煜尤重王羲之书。 宋代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临习与研究，远超以往，历代帝王莫不推崇“二王”。刻帖的盛行与传布，极大地促进了王书的普及与《兰亭序》的研究，出现了书家迭出的喜人局面。元时，赵孟頫、鲜于枢等引领晋风回归，使王书的弘扬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刻帖益盛，帖学风行，代表性的有文徵明的《停云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帖》等。清乾隆、嘉庆年间，帖学书风达到顶峰。此后碑学勃起，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受益于右军书帖的赵之谦等。 王书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主脉，影响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书家。同样，王书也是近现代中国书坛的主流，影响和引领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其中尤以“二王”书派的领袖人物沈尹默，中坚人物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以及李叔同、郭沫若、林散之、吴玉如、沙孟海、高二适、赵朴初、启功、蒋维崧、马一浮等为代表。 （五）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追慕兰亭雅趣，书写翰墨风流，自古以来就是整个东亚的共同文化意象。早在汉晋之时，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就传到日本，由此开启了汉字传入日本与日本书法的历史。到了奈良时代，随着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的纷至沓来，以及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大量输出。 平安时代，是书法日本体的形成与日本书法艺术的繁荣高峰时期，其标志是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三笔”和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迹”书家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字“假名”，也是借用中国传去的汉字草书，略经变化而成的。这就使得草书成为中国书法在日本的最发达书体，也使得假名书法成为与中国书法并驾齐驱而又特色鲜明的日本书法。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也是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创造的生动体现。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书坛又出了著名的“幕末三笔”贯名海屋、市河米庵和卷菱湖。明治时代，出使日本的杨守敬，被尊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日下部鸣鹤、中林梧竹、岩谷一六并称“明治三笔”。大正、昭和时代的川谷尚亭、内藤湖南、西川宁、津金隺仙、安藤拓石等，都是王书的忠实传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绍兴与日本之间的书法交流活动日益频繁。1981年4月7日至9日，在书法圣地兰亭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次书法盛会，以及提议成立兰亭书会，正是由中国著名书法家田桓、钱君匋、沙孟海等与著名旅日书法篆刻家陈茗屋联合发起的。 （六）对朝鲜半岛书法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河相连，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秦汉乃至先秦时期，书法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是续兰亭雅会。新罗人崔志远少年入唐求学，进士及第，返国后成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今全罗北道井邑郡有传为崔致远建的“流觞台”遗址，可见仿兰亭流觞的遗绪。 高丽时代，文人多有仿兰亭的修禊之会。朝鲜时代，承中国“续兰亭”之名的雅集颇多，且多在山水间或庭苑内举行，诗酒风情，翰墨风流，成为一时盛事，其中尤以在“癸丑”年举行的活动最具代表性。 二是习右军书艺。唐时，新罗僧人金生习王书惟妙惟肖，以致高丽使洪瓘携金生行草入宋时，观者惊为右军真迹。高丽时代，忠宣王及文臣李齐贤与赵孟頫多有交往，并经由赵孟頫而学习王羲之笔意。朝鲜时代，世宗大王第三子平安大君李瑢书法奇绝，号称天下第一；他还将所藏王羲之书迹古帖进献给兄长文宗，通过朝廷印刷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王书在朝鲜的流行。这时的另一位书法家韩濩，其书有“国书体”之称，其名远扬中国和琉球，被认为是当时王羲之的海外传人。 三是题曲水流觞。这些题咏，多不针对具体某图，多统称北宋李公麟所绘，多强调儒家的名教思想。 四是多交流活动。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绍兴与韩国的书法交流活动明显增多。 “二王”特别是王羲之的影响，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广泛性，而且还具有领域上的深刻性。“王学”已经日渐成为一门学科，“兰亭学”也已初步形成。这种研究，是王书对当代书法保持了旺盛的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这种影响力持续保持下去的理论基础。 竹茂林幽，景胜人悠。赋觞咏，鸣鹿呦呦。骋怀方泽，游目平畴。贵适天地，乐山水，写春秋。华夏荑柔，文字如舟。赖书艺，馨播九州。兰亭遗韵，翰墨风流。可观宇宙，展襟抱，任优游。 三月初三惠风舒，四十二贤多雅趣。崇山茂林映清流，峻岭秀竹观天宇。游目骋怀寄逸兴，列坐其次吟诗曲。而今书圣已远去，难忘仍是《兰亭序》。 本文由绍兴文旅发布整理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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