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间发廊的二十四年

文 | 叶克飞

开车经过老城区，心血来潮拐入二十年前所居的老街。道路尽头的那间老发廊照常营业，老板正蹲在门口抽烟。见到我的车停下，他居然还认得出。下车与他聊了几句，无非是感慨疫情冲击，生意难做，所幸靠着老街坊帮衬，还是维持了下来。

除了疫情，遍地开花的快剪也被他视为巨大威胁，因为贪方便的男性顾客流失严重。

我也是流失的顾客之一，自从选择快剪，我已有四年多未曾光顾这里，只是偶尔经过时会来看看，顺便聊上几句。

最后一次来这里剪发，还是2016年秋天的事。记得那天正值中午，发廊里只有老板的女儿。小姑娘一身校服，正在小桌上温习功课。她说老板在街角银行交水费，很快就回来，我便站在门口等待。

发廊位于老街尽头，直对马路。深秋正午的南粤小城，气温仍有二十七八度，艳阳高照，但道路两旁的大榕树在空中交织，形成一个弧形冠盖，遮住了阳光，一如当年我在此居住时的样子。

这条路的一侧是居民楼，虽然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房子，外墙颇为陈旧，但十分清静。户型都是南北朝向，一梯两户或一户，阳台阔大，当年也是相当不错的街区。另一侧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刚经过重修，新校舍颇为宏伟，赭红色砖墙的大礼堂倚着足球场，吃过午饭的学生们在球场和操场上嬉闹。

因为道路笔直的缘故，离老远便能见到老板和妻子开着摩托车回店。跟他们打个招呼，便开始洗剪吹。边剪边跟老板夫妻聊天，少不得跟老板的女儿重复那句话：“我第一次来这里剪头发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别说没有你，你爸妈还没认识呢。”

老板的女儿那年已十七岁，正读高三，备战2017年的高考，去年7月正好专科毕业。在多灾多难的2020年毕业，又是专科生，就业难度可想而知。老板在慨叹今年生意难做的同时，也庆幸孩子终于找到了工作，“我们又没关系没背景，孩子又不是好学校出来的，好在街坊公司缺个文员，先安心干着吧。”

说这话时的老板一脸苦笑，眼角纹皱在一起，明显老相。24年前，我第一次来剪发，他还是个小年轻，不比我大几岁，刚租下这个临街店铺没两年。

在头发问题上，我一向追求极简。若要我像某些人那样花大半个小时洗头，再花大半个小时剪发，还得跟发型师研究发型，左修右剪，最后再吹半天定型，我可实在坐不住。

所以，从中学开始，理发就被我视为畏途。我习惯留最容易打理的平头，但头发长得快，每月起码剪一次，这事儿就成了一大负担。

1997年，我正读高二，搬家至此，从此便固定在这里理发。老板很快便熟悉了我的喜好，知道我不爱等人，如果需要排队，宁愿先回家，还习惯只花五分钟洗头，剪发也是越快越好。他自然也乐得有我这样的顾客，就像餐厅最喜欢那种二十分钟吃完就走的客人一样。即使到了大学时代，因为学校与家一城之隔，我也选择回家理发，只因校内发廊总是人满为患，校外发廊又诸多繁琐。

大学毕业没多久，我搬了家，距离旧宅不远，所以仍选择在此理发。有时开车过来，有时选择晚饭后步行过来。几年前，我再次搬家，这次的距离可远多了，开车过来大概要半小时，但仍习惯来这里。

有一次，我跟老板开玩笑，说实在后悔，若是当年第一次来理发，就给他和他的小店拍张照片，此后每个月拍上一次，十几二十年下来就是一本很好的书，一本小人物生活史。他憨笑说这样的书哪有价值可言。

可是，他的二十多年，小店的二十多年，活脱脱就是一部生活史，更别说来往顾客，在这里聊家常、打麻将的街坊了。

经济的变迁在这家小店里体现明显。一直以来，小店里只有老板一个理发师，最早有两个洗头妹，流动颇快。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珠三角，经济蒸蒸日上，外来人口激增，洗头妹这个行业的流动很快。尽管香港那头的金融危机十分吓人，内陆的通货紧缩也影响颇大，但似乎并不影响这一行业。

反倒是2002年后，经济相对向好，行业竞争却也大了起来，附近几家老式发廊纷纷倒闭。小店也受了冲击，洗头妹变成一个。又过了几年，城市重心东移，人们纷纷搬走，老街上的原住户越来越少，也带走了消费力。偏偏又赶上2008年市道不佳，对小店影响更大，老板连一个洗头妹也请不起了，恰好他的妻子在此时失业，小店就顺理成章成了夫妻档，老板负责理发，老板娘负责洗头，这个模式一直维持到今天。

洗发水也算是衡量经济的标尺。上世纪90年代来这里理发，老板总要问你用什么洗发水，电视广告上能见到的飘柔海飞丝潘婷花世界樱雪等一应俱全。过了几年，老板就不再问这事儿，反正没得选，只有一款，装在超大罐子里。我对这类事情一向粗疏，从未留意，直到有一回，因为老板外出，我坐在那里等得百无聊赖，就仔细看了几眼，发现是一款没听说过的杂牌洗发水。如此大罐，且一买就是数罐，自然是批发装。

至于理发的价格，最初是十五元，农历新年前是二十元，大概到了2002年，涨价为二十元，农历新年前是二十五元，2009年左右又涨五元，2015年开始则涨至三十元。

二十多年下来，这一带的商铺“死亡率”极高，斜对面的那家理发店早在十余年前便已关门，附近的一家早餐铺也已不在，面包店在连锁面包品牌和高档店的夹击下只能易主。街口原来有一家颇为像样的发廊，多年前便蔫头耷脑，最终变成了茶叶批发。旁边几家服装店陆续消失，偶有一两家幸存，也是门面阴暗，里面的衣服老气陈旧，每次来都见不到顾客。倒是有一家电器维修和旧家电回收的小铺，二十年如一日，唯一变化是门面越来越脏。

老板也有过打退堂鼓的时候，那是最艰难的2008年。有次我去理发，他说有个公司想让他去做总经理的司机，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如果发廊可以维持，那还是做下去的好，毕竟是自己的一片天地，不必受制于人，做司机得迁就总经理的时间，反而失去自由。我这么说，一来是有私心，免得自己又得找个理发的地方，二来确实也觉得做司机不如自己守着小店。而且有危就有机，附近几家发廊倒闭，反而意味着客源稳定，毕竟老住户还是不少，新来的租房客也要理发。

小店最终熬过了那段艰难时期，前些年还局部装修了一下。虽然面积不过四十平方米，但装修后显得敞亮了不少，还多放了一张茶台，每次来都能见到老街坊们在这里喝茶聊天。一张麻将台则放在隔壁，老板有空也会去玩一下——这是一栋三层私人民宅，一楼的一部分租给了老板做发廊，以楼梯间和大门相隔的另一部分，原本是家杂货铺，多年前就已关张，空出来做了房东的杂物房，也兼街坊们的麻将房。

这种老街区里的老店，总能成为街坊们聚集的地方。二十多年下来，原住户已搬走大半，但也有许多人选择留守，尤以老人家居多。这倒不全是金钱因素，对于老人家来说，这里房子普遍在100平方到200平方之间，面积足够。而且基本是一梯两户甚至一户，南北朝向，采光和空气流通都极佳。又属内街，并不嘈杂，还符合老人家最看重的“三近”原则，即靠近医院、市场和公园。相比虽有电梯但朝向往往难以保证，而且去买个菜都得开车或者坐车的新小区，这里的环境实在优渥。何况，还有老友和麻将搭子。

因为搬离这里的缘故，后来我到这里理发，已不能再像学生时代那样见到有人排队就先回家等着。不过我也摸到了窍门，多数选择中午。那时大多数人都在吃饭，少有人来理发，但老板起床晚，午饭吃得也晚，这个时间段往往闲着没事。

不过，这个时间段虽然顾客少，但店里还是挺热闹，总有街坊在这里闲坐。有个老大爷每次都在，十二点半准时离去，走时总会用本地话来一句“老婆煮好饭了，返去食饭”。也有一对老夫妻，喜欢在附近酒楼喝早茶，一盅两件消磨到近午，恰好省去午饭，然后溜溜达达来这里坐坐。还有一位老婆婆，不知是吃饭时间晚还是怎样，每次都提着刚买的菜进来聊天，也不急着回家做饭。

我从不参与他们的聊天，但却喜欢听他们聊天。所聊无非家长里短，还有市场的菜价、超市的打折、孙子孙女的乖巧或顽皮。有时也会讨论一下国家大事，但广东人不像北方人那般热衷政治，即使是尚未搬走的退休老干部，聊起来也是点到为止，没什么官话套话，基本以牢骚为主，三两句后又说回经济。既有企业难做之类的大经济，也有自家的小经济，如股票涨跌、房租升降等。偶尔也有沉重话题，比如家庭关系不睦，治病花费大之类。有时也会聊到老街坊的离世，每逢此时，连老板都叹息一声，说“我都有那么多白头发了”。

二十多年来，我和老板从未聊过收入问题，毕竟事涉私人。但去的次数多了，大致也有个推测。如我等男性顾客，洗剪吹不过二三十元，若是那种讲究发型、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肯罢休的中年男，光时间成本都相当可观。相比之下，女性顾客耗时更长，但收费更高，老板还会推荐各种护发、染发用品，所以她们才是真正的“财神”。

但这里毕竟是老街区，住户也以中老年人居多，花在头发上的预算自然远不及年轻女性。而且像我这种专程跑来理发的人终究不多，小店做的都是熟客生意，客源稳定但单调。这样算下来，一个月也不过一万多元的生意额。所幸铺位一租多年，租金不贵，再刨除水电以及各种成本，一个月总能剩个五六千元。以此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并备不时之需，虽不能说特别拮据，但也不宽裕。不过多年下来，老板还是在附近全款买了房子，出入则以摩托车代步，生活还算稳定。

以前每逢农历新年前去理发，临走时都会来一句“生意兴隆”，起初是顺口一说，人过中年后则愈发真心。老实说，我从未想过这间发廊会足足坚持二十多年，可时日越久，就越舍不得它坚持不下去。老板性情温和，一向不多言，街坊们聊得再热烈，他也不过是偶然插几句嘴，还总是赔着生意人的小心。但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会守着自己的小日子一过二十多年吧？

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小店依然维持了下去，想来，也希望，这样的小日子还会继续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