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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人认可你,是你的职责而非他人的义务

 汕头能率 202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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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志刚 摘自《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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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1日晚上,瑞典文学院“突然”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中的一个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说到“突然”,是因为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个作家叫莫言,也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然后莫言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的头条,作为第一个大陆土生土长并被公开承认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连他们老家房前屋后的草和树都跟着荣光了起来,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拔走不少。

尽管大众对莫言不太了解,但不能否认,莫言通过小说表现出的文学水平和能力,使他在中国健在的、最好的作家群体(可能是最好的100位作家或1%的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专业判断。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很难说莫言的文学水平一定是中国第一,在中国最好的作家群体中,每个人都具备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至于是谁最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运气外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最后是莫言获奖呢?

后续的报道展示出了很多内容也说出了其中的原因,这个事情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很突然,但对于文学圈的人来说其实是有所预见的。就连日本的著名作家、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就曾经说过:

“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好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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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不是随便下的,其实有自己的依据在里面:

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1988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顶级电影节的金奖。另一方面,在文学上,中国并不缺乏高水平的作品和作家,但由于语言的鸿沟,大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无法被国外的读者了解和认可。

同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们大部分是欧美人士居多,因此,在中国国内可能影响力很大的中国作家及作品,对这些评奖委员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更别说让这些中国作家及作品获奖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莫言则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正如陈安娜(瑞典翻译家,莫言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者)所言,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被译介至国外数量最多作品的作家就是莫言。目前,他的大部分长篇作品都被翻译成外文,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有各种译本。

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这使得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前,就在欧美文坛享有广泛的声誉,萦绕在他头顶的获奖呼声一直比较高。

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唯一首席接生婆“。他与莫言有过很愉快的合作,他翻译了很多莫言的小说。”首席“凸显了葛浩文的翻译水准,而”唯一“也折射出中国文学在欧美得到的译介并不广泛。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认为,翻译是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大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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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中国还有不少作家比莫言的文学水平还高,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更不要说让他们评选这些作家及作品了!

这种情况其实与我们工作的情况相似:可能你的技术水平及能力比另一个同事高,但领导不知道,他们也没机会看到,理所当然地,他们就会选择自己比较了解且自认为最为合适的人来合作了。

在莫言获奖后,媒体还翻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花絮。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作为大师的莫言,其实也会抓住机会主动展示自己,让人们认可自己。

在历史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拥有渊博知识的人一般都比较骄傲。在我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知识的人一般喜欢去做官的,而做官是一种管理和服务的工作,然而,一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又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结。在国外的中古时代,知识通常是由僧侣阶层掌握的,他们代表着道德上的高地。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之树,另一棵是知识之树,而上帝所禁止人们偷吃的恰恰是那一颗知识之树的果实。因为吃了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人们就能够明辨是非,从而拥有聪明才能和智慧。

上千年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使国人虽然讨厌“恃物/权傲才”的人,但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恃才傲物、傲权的人却非常宽容,甚至有许多赞赏和推崇。譬如,对于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大名鼎鼎的超级名人,其嘚瑟甚至狂妄,可是人们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李白戏弄高力士、唐贵妃这样的皇亲国戚的故事被编成戏剧、评书而被千年传唱。

在这种文化下,一些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很少考虑如何去与人相处,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心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观点:有知识的人就应该张扬,说的话只要是对的就不需要照顾听者的感受,要不就是听话的人有问题,没有雅量、心胸狭窄等等。

当年20岁的咸丰皇帝继位后,为显示自己的胸襟和明君气派,下诏“求言”。以谨慎闻名的湖南年轻、耿直的老实人曾国藩就信了,然后很真诚的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并且将自己的折子送回老家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传阅,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立场的人。他的折子核心意思是批评咸丰皇帝的三大不是: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天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些是很有见解的,可是结果却都被批成“毋庸议”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看到这样的建议,你什么感触?相信普通人看了也会十分恼火,更不用说年轻气盛、想沽名钓誉的小皇帝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咸丰皇帝真想治曾国藩的罪,无可奈何其他大臣苦苦求情,更重要的是咸丰皇帝不愿意落下气量窄小的评价。可以看出,虽然咸丰皇帝最终没有因为这个奏折治曾国藩的罪,但是在其心中却对“曾国藩”有了成见。

除了给皇上的折子,在社会上和工作中的曾国藩也是这样,最终,“愤青”曾国藩变成了“孤家寡人”。

后来他母亲去世时,曾国藩请假回家守孝三年。

在这三年中,他不断自省和反思,并对世态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最终,他改变了自己,这才有了后来的“外圆内方”、成就一番事业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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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识到,在短时间内,仅以一己之力很难去改变整个社会的陈规陋习,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也必须与大部分同僚、上下级之间建立相对和谐的关系,才能使自己有机会去实现个人的抱负。

同时,他还认识到,如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与各式各样的人物建立好关系,虽然他仍然有自己内心坚守的原则与底线,但是在外在表现上已经不是那样咄咄逼人、非黑即白了,而是去适应、去利用各种资源与人脉,从而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

小孩子们看电影和电视的时候总爱问:哪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人是可以泾渭分明地分出好人和坏人的,但这种幼稚的认知在社会上时则会处处碰壁。从人的成长来看,作为一种动物,人无疑是弱小和珍贵的。

所以人类拥有了所有动物中最长的被庇护成长的时期,从婴儿到大学毕业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中,人们都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关怀”下生活、生存,这个时候的年轻人看到的世界其实不是真实的世界,是我们成年人为他们创造出来的、过滤过的“美好“世界。

所以当大部分年轻人走向社会的时候,会对现实有“天真和幼稚”的预期,但当看到真实的社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愤世嫉俗,当看到社会上的阴暗面的时候就会恨之入骨,当看到与自己年幼无知而“假想”出的世界不一样时,就感觉”三观“崩塌了。

但成年人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想象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改变才会如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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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志于成为专家的人们,需要尽早摆脱“天真和幼稚”状态,不要认为社会是非黑即白,不要以直言为荣而不考虑交流对象的感受,不要认为自己满腹才华就应该受到重视而相信社会不会沧海遗珠,不要认为前辈有义务帮助你而让你不顾起码的礼貌。

你还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性格上的弱点和好恶,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致使其看世界的角度都会有所不同,因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并与你所在环境的各个成员友好相处,而不能自认为整个社会对你都不友好,从而将自己的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

许多有才华、志向的人就因为陷入这种无休止的斗争中不能自拔,最后自己成为了社会的冷嘲热讽和批判者,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建设者,这样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而且也让自己失去了很多得以成长的机会。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认为:“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

领导者需要灰度,专家也要能够容忍这个世界的灰度。灰度既不是黑,也不是白;既不是对,也不是错;既不是好,也不是坏;是一种融合体,而不是走极端。

灰度思维既不是“非白即黑”的反向思维,也不是“白加黑”的并存思维,而是“黑白融合”的和合思维。

任正非曾经说过:“在变革中,任何黑的、白的观点都是容易鼓动人心的,而我们恰恰不需要黑的或白的,我们需要的是灰色的观点,在黑白之间寻求平衡。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个人的努力和有价值的实践都极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够与自己所在的环境建立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那么其他人有意无意施加的阻力就可以让你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而个人也会陷入无尽的斗争和冲突中走不出来,甚至可能成为怨天尤人的怨妇一般。

你也许会想“我又不是人民币,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没有人可以做到让人人喜欢自己,作为一个想成为高手的人而言,你不必去学习那些奴颜婢膝、溜须拍马的技巧与方法。

实际上,也只有那些真正有自己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人,才能真正地赢得人们的尊敬。但每个想有所成就的人都应该学会洞察人性、理解人的弱点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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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曾经说:“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人类有着所有的高贵品质(具有对最为卑劣的人的同情心,具有善心,不仅仅对人,还延伸到最为卑微的生物;具有上帝般的智力,渗透到太阳系的运动和构成),但人仍然在他的身体里承载着出身底微(注'来自于动物所抹不掉的烙印’)。

譬如,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妒忌、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域而因循守旧,哪怕明明知道自己观点不正确,也要坚持和固执等。”

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性弱点,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弱点并勇敢面对它。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要去激发人性恶的一面,而是创造让“善”发挥的环境,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歌德说“希望其他人能同我们相协调是非常愚蠢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希望过。我总是把每个人都看作独立的个体,我努力去了解他的所有特点;但是从他们那里,我从不希望获得进一步的同情。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同每个人交谈,并因此获得不同性格的知识和控制生活所必需的圆滑机敏。”

虽然我对卡耐基那句流传甚广的“专业知识在一个人成功中的作用只占15%,而其余的85%则取决于人际关系。”一直持怀疑态度,但这无疑从侧面说明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有所成就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

别忘了发明情商的丹尼尔·戈尔曼也是一个美国人,这说明,即便在美国的任何领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与人交流相处时让人感到舒服,并赢得人们的认可与信任,也是想要有所成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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