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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elly Grovier 译者：Anna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这里是文穴的翻译局，今日分享的是BBC文化频道作者凯利·格罗维耶（Kelly Grovier）的文章，由Anna为大家翻译，原文发于2020年2月19日，仅供学习分享。 难道艺术已经忘记如何使我们感到恐惧了吗？ 在过去，艺术家们了解恐惧，并将其作为完成一幅画或雕塑最有力的，能拉动情感的杠杆之一加以利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艺术家们尤其注意到了它惊人的力量。如果教区居民不能虔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将在余生中永远生存在不安的等待之中 「这些人通常被安置在靠近教堂出口的地方，为了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它有一个明确的且可怕的目的:直接的恐吓会众。 例如，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教堂 (Scrovegni Chapel)，信徒们见证的最后一件事是，如13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画派大师乔托·迪·邦多纳 (Giotto di Bondone)所幻想的那样，一群被诅咒的灵魂被吸进了火热的地狱深处，令人毛骨悚然。乔托让人深为不安的画作审判日「展示在一幅裂屏壁画上，教堂的一扇门打开了，同时描绘了正义者和救赎者进入天堂的过程」。这种绘画手法可能并不巧妙，但却很有效。一位学者这样描述这一场景「受祝福的人在基督的右边整齐地排成一行，而被诅咒的人的身体扭曲着，拉长着，向下流动……并被恶魔攻击，他们被刺伤、燃烧、撕裂。」  乔托在帕多瓦斯克罗维尼教堂的壁画包括那幅令人恐惧的审判日，位于出口上方(来源:知识共享) 无论乔托或希罗尼姆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如何被恐惧激发出想象力，他们在画作中描绘的面孔很少能令人信服并与内心混乱的痛苦产生共鸣。在他的作品《尘世乐园》的地狱板上，博希编排的可怕的像体操一样的动作极其怪异，而那些被啄食或被剥皮的人则表现出诡异的平静。接下来的几代艺术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他们的画作主角的面容中塑造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假相。  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末日审判》，覆盖了梵蒂冈城西斯廷教堂的整个祭坛墙;在画的右侧，被诅咒者的灵魂沉入地狱。 从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末日审判》（Last Judication）中被诅咒的灵魂不断地陷入着永恒的折磨（他的身体被三个缠绕在一起的恶魔拖拽扭曲），再到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施了巫术的人》(The Bewitched Man)(1798)；从瑞士艺术家亨利·富塞利(Henri Fuseli)的面部毫无血色且带着惊恐的麦克白夫人肖像，到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对存在主义心存恐惧并极具标志性拟人化作品《呐喊》(The Scream)，艺术史不断地尝试寻找着一些能够带来长久焦虑的典型代表。  戈雅的《被施了巫术的人》描述了一出戏中的一个场景，主人公唐·克劳迪奥认为自己被施了巫术，他的生命取决于一盏灯的亮灭。 创作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两件鲜为人知的作品展示了如何探索并寻找恐惧的真实面目，这种探寻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作为伦敦斯莱德美术学院的学生期间，英国艺术家温妮弗雷德·奈特尔斯（Winifred Knights），一战期间因埃塞克斯的一家军火工厂发生爆炸而受伤，于是她在1917年中断了学业，但却因为大洪水引发的灵感而作出的戏剧化的创作，获得了著名的罗马奖学金。 当诺亚方舟在远处悄无声息地滑过时，那一片狂奔的人影，极度渴望着想要到达更高的地方，它也可以称作是一幅艺术家本人的自画像——只是刚好偏离作品的中心，她的四肢和心灵被撕裂成两个方向——并且极具说服力的阐明了恐惧的凶残，它持续地扰乱着整个欧洲的意识，不断地让人们温习着战争的带来的恐惧。  威妮弗雷德·奈特的《大洪水》(1920)描绘了一场启示录式的大洪水，画中的人物纷纷逃往高地，而诺亚方舟则在远处滑翔而去. 在同时期的评论家们（包括约翰·辛格·萨金特）大肆称赞骑士作品的时候，西班牙表现主义艺术家何塞·古蒂·雷兹·索拉纳（JoséGutiérrez Solana）认为自己正在创作一幅更安静、但在心理上同样复杂的双重肖像画，并且在从一个更微妙的角度来探索同样的情感。虽然在索拉纳画像中的小丑并没有像《大洪水》中的人们那样拼命为生活挣扎，但是在右边小丑沉默的脸上却仿佛显露了一种极其凄凉的的预兆。  索拉纳1920年的画作《小丑》通过细致入微的面部表情传达了一种恐惧感 (资料来源:索菲亚雷纳艺术博物馆) 研究表明，恐惧是很难伪装的，因为它比其它情绪更能锻炼面部的肌肉，人们本能地将恐惧与痛苦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种痛苦的存在使头顶犄角头饰的小丑皱起了眉头，茫然地斜视着，好似对某个未暴露出来的人物或力量感到极度恐惧，这种恐惧甚至超出了我们对某种权力的认知。尽管他对恐惧的描绘无疑要源自他的西班牙同行毕加索著名的连环皮埃罗肖像画，但索拉纳却唤起了一种真实的、无法伪造的真正的恐惧。  2013年，卡塔尔多哈展出了赫斯特的《上帝之爱》，一个由钻石制成的头骨 （图片来源：尼古罗 瓜斯蒂/格蒂） 但是今天呢? 在当代艺术作品中，有没有一种清晰可辨的遗产作品可以像乔托或博斯所作的那样能够煽动恐惧，或像米开朗基罗和蒙克拥有着那样持久的野心——想要塑造能够代表恐惧的典型面孔？达明安·赫斯特臭名昭著的镶钻骷髅《上帝之爱》(2007),在艺术史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对传统死亡象征的现代化革新，它以头骨和骷髅为特征，并不是为了让你仅仅「记住你必须死去」（拉丁语的意思），而是通过死亡的逼近而使你感到恐慌。 赫斯特的这个由8600多颗完美无瑕的钻石组成的鬼脸古玩并没有激起人们太多的恐惧，然而，建造这样一幅俗气的华而不实的且怪异的装饰画所花费的高昂成本就已经让人感到困惑和愤怒，更不用说买下它了。它的官方售价是5000万英镑。还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人们开始意识到，让他们持续不断的争论的问题是「他们所做的东西是否是艺术？」，人们开始感觉到，许多新晋艺术家确实失去了在艺术中呈现丰富情感色调的的能力，可以说艺术中对恐惧色彩的呈现已然干涸得最厉害了。 然而，赫斯特的同龄人、英国兄弟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Jake and Dinos Chapman）却经常调侃恐惧，认为这是作品中潜在的审美元素，他们将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屋人体模型的元素融入到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战祸》（The Disasters of War ）中，还对其中一些的合理的场景进行幼稚的诋毁，他们对恐怖的嘲弄，虽然可能是无意的，但是还不至于愚蠢。  查普曼兄弟说，他们地狱般的工作与大屠杀并无关联:「这是完全相反的，是纳粹遭受了工业上的灭顶之灾。」 在查普曼自己对「地狱」的描绘中（在2000年公开名字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装置），数以万计的玩具士兵被重新塑造成一个野蛮的纳粹恶魔与其受害者营，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暴力狂欢，不仅占据了九个巨大的玻璃瓶，还被编成了一个巨大的纳粹党徽。 这项令人憎恶的工作，兄弟俩花了24个月才完成。 但结果呢?查普曼兄弟与希特勒的「约会」更像是一个愚蠢的玩笑而不是一种奋力的打击——甚至对兄弟俩自己来说也是如此看待。在得知这个庞大的作品在2004年的一场毁灭性的仓库大火中被毁后，杰克承认，「当它着火的时候，我们只是笑了。两年的制作，两分钟的燃烧。」  雷戈的画作《警察的女儿》(1987)描绘的景象是一个女人在愤怒地擦靴子;这是他一系列探索家庭关系失衡画作的其中一幅 那么恐惧在视觉文化中去了哪里呢? 人们常常引用著名的葡萄牙画家保拉·雷戈(Paula Rego)的话来描述恐怖与恐惧。艺术历史学家列昂诺德·奥利维拉（Leonor de Oliveira）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给恐惧加以面容：保罗·雷戈作品中的记忆和恐惧》的学术文章，文章有力地指出，雷戈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源于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的著名概念「恐惧几何」，这个词由里德创造，用来描述战后雕刻家的作品，他澄清道：「这些雕刻家创造了一种绝望的雕塑」。 但在我看来，我们在雷戈作品中遇到的可怕的人物——从《警察的女儿》中的女孩（1987）轻蔑地擦着一只长筒靴，到他对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简·爱》中简·爱被关进危险的红房子里的写照，他总是无视恐惧，而不是将恐惧具体化。 「恐惧」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瑞典视频艺术家、雕塑家纳塔莉·德尔贝格（Nathalie Djurberg）最近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特征，她用怪异且具有狂欢化特质的装置（通常是与声音艺术家汉斯·伯格（Hans Berg）合作构思的）邀请观众进入一个怪诞、压抑却引人入胜的领域。 但像《最后一次地下世界之旅》(2019)这样的展览留给人们的持久印象是一种质疑和惊奇，而不是紧张和恐惧。这些展览由一些看起来暗黑且搞笑的动植物群雕塑组成，在循环闪烁的灯光下，怪异地闪耀着生命。 也许当代艺术，就像当代诗歌一样，已经满足于把它曾经扮演的角色转移给其他似乎更适合这个角色的文化形态。正如我们现在很少求助于诗人来讲述史诗——这是一项更吸引人的工作，往往是由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来接手——我们也不再指望艺术家们创造一种新的体验再次能使我们感到害怕。 仅在今年，我们已经见证了一系列数不胜数的恐怖电影系列的重现，从《电锯惊魂》到《黑色星期五》再到《万圣节》。这些作品已经很好的证实了，与恐惧面对面会引发多巴胺分泌，让人感觉良好，甚至有证据表明它能增强人的免疫系统。如果说当代艺术有时难以与大部分的观众建立联系，那么恐惧这种令人上瘾的药物或许是治疗方法之一。 艺术家们是时候来重新发掘恐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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