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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和平 内容提要 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所专业音乐学府，90年前由蔡元培、萧友梅两位先生在上海为她创生，后经萧友梅、黄自、陈洪、贺绿汀等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在这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中外音乐师资；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家；产生了一批影响世界的音乐作品……通过90年的建设和发展，无论从成就上说，还是从贡献上论，上海音乐学院业已成为中国当下最具影响的音乐学府之一，也是与世界顶尖音乐学府相媲美的中国代表。作者认为，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和贡献，除了萧友梅、黄自、陈洪、贺绿汀等代表性的领导人和著名音乐家的贡献外，还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上海音乐学院发展历史上默默耕耘、创作育人的一批音乐家。通过对几个版本的上海音乐学院院志、院史以及相关研究的学习，发现对三位浙江籍的、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一笔带过、篇幅甚少、重视不够、论述略简等问题。基于此，文章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三位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和成就作些补充介绍，一是弥补上海音乐学院院史的一点不足，二是为上海音乐学院90华诞贡献一点力量。 关键词 上海音乐学院；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53~164页；2018年第3期，第104~124页 （续） 图片 二、音乐创作体裁及特征 图片 音乐创作是“春蜂乐会”成员的重要领域，也是邱望湘音乐贡献的重要部分。邱望湘的音乐创作主要集中在艺术歌曲、抗战歌曲、而他歌曲和儿童歌舞剧领域，并在各领域都留下了具有深广影响的作品，是我国音乐作品文化宝库里的珍贵遗产。 （一）艺术歌曲创作 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源远流长，古代有《诗经》、文人“琴歌”、姜白石的“自度曲”等，积淀了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萧友梅、黄自、青主、谭小麟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创作元素，促成我国艺术歌曲从古代向近代形态的转换，开创了既有中国韵味又有西方特征的艺术歌曲形式。邱望湘与“春蜂乐会”成员的艺术歌曲创作，大概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催生的。他们的艺术歌曲以广泛的题材内容和深刻的精神寄托，反映出“五四”以来所表现出的新的人文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依据歌词来源和性质，邱望湘的艺术歌曲可分为古诗词歌曲和新诗词歌曲。 1.为古诗词谱曲 古诗词歌曲通常以著名古诗词为词本，配以精心创作的旋律和伴奏而形成的声乐独唱曲。20世纪初期，在中西音乐文化碰撞、国内战争烽烟四起的时局中，青主、黄自等代表作曲家，以古诗词配曲，借古抒怀，成为20世纪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伟大开端，为其后的同类创作出了有益探索。邱望湘也是其中一位代表。其古诗词歌曲主要集结于《抒情歌曲》[i]中，共收有20首，署名为邱望湘曲的有《赠别》（杜牧）、《花非花》（辛弃疾词）、《西湖苦雨》（李伯瞻词）、《解佩令》（蒋捷词）、《对花》（于濆词）、《送春》（朱淑真词）、《暮春》（席佩兰词）、《春光易老》（俞樾词）、《梨花》（宋琬词）、《关适》（关汉卿词）、《诉衷情》（晏殊词）、《江城子》（苏轼词）13首。 其中《诉衷情》是邱望湘根据宋代晏殊的诗作谱曲而成，是借景抒情、借物抒情歌曲中的代表。该曲借芙蓉、红树、黄叶、流水、道路、鸿雁等物象，表达了作者思念故土、思念亲人的忧伤情绪。 该曲G宫调，4/4拍子。由4个乐句构成的单段体结构，具有起承转合的特点，全曲词曲结合规整，基本为一字对一音的形式。第一乐句为第1~4小节，旋律围绕B角中心音运动，带有朗诵调色彩；第二乐句第5~8小节，旋律在D徵调中成下行二度模进，叹息式音调进行，流露出思念亲人的淡淡忧伤；第三乐句第9~12小节，材料是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材料的综合运用，旋律在D徵调上运动，迂回起伏的旋律线条勾勒出作者难以平复的心绪；第四乐句第13~15小节，材料采用第二乐句材料，旋律回到主调G宫调大山型的旋律线条描绘出不能与亲人相聚忧伤之情。 《江城子》是邱望湘依据宋代苏轼的词作谱曲而成，歌词采用七字句和三字句交替的形式呈现出错综之美，前半部分侧重于描绘雨后初晴的西湖景色，后半部分转向对弹琴人的描写。整个作品词曲结合紧密，节奏规整、曲调流畅优美，浪漫主义色彩浓郁。 《江城子》全曲共22小节，是由（7+4+7+4）四个乐句构成的单段体结构，该曲在遵循民族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洋艺术歌曲中调式调性灵活转变的方法，实践着“C徵调-F徵调-C徵调-F宫调”的变换，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歌曲单一调性布局的突破，既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故有神韵，又不失西方浪漫的色彩。可以说，采用中国民族民间传统的旋律手法发展，借鉴西方音乐创作元素，追求词曲格律的严密逻辑，注重歌词意境与旋律情感表现的交相辉映，是邱望湘古诗词歌曲创作的特点。其作品多采用一字对一音的词曲结合方式，并在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上进行拖腔处理，使作品彰显传统词曲严密逻辑的同时，又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 此外，《汴水流》[ii]也是邱望湘古诗词歌曲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首。该曲通过波浪式的旋律线条刻画出流水蜿蜒流逝远方的意向，拟人化、形象地描绘出妇人思夫的愁苦心绪。 如谱例所示，该曲共16小节，可分各自包含两个乐节的上下乐句，即a8（4+4）+a’8(4+4)的对称性、方整型单一乐段结构，具有典型的二分性前后呼应关系。从使用材料的视角看，第二乐句的前6小节是第一乐句第1~6小节的原样重复，只是最后两小节发生了变化，采用中国民间音乐惯用的“同头换尾”发展手法，两乐句之间是变化重复的平行关系。 乐曲第一乐句的第二乐节（第5~8小节）与第一乐节（第1~4小节）之间的连接遵从了“鱼咬尾”的发展原则，构成独立的乐句结构；第二乐句的前后两个乐节之间也遵从“鱼咬尾”的连接手法。旋律与歌词一一对应；旋律音调与伴奏织体融为一体，几乎与伴奏高音声部完全重合；舒缓的节奏、婉转的旋律，与诗意化的歌词意蕴交相辉映，营造出低回缠绵的意境。 总之，邱望湘古诗词歌曲创作注重依据诗词的意境和韵律来谱写旋律，词曲结合紧密，通常为一字对一音的结合方式。在旋律发展手法方面，邱望湘常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手法，如歌曲《诉衷情》第二个乐句就用了我国民间音乐旋法中常见的“鱼咬尾”“连环扣”的手法。其特点是乐句之间首尾同一音或数音的重叠与重复。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旋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也彰显出作品浓郁的民族风格。此外，邱望湘还善于运用调性变化来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如《诉衷情》由G宫-D徵-D徵-G宫；《江城子》由C徵-F徵-C徵-F宫；《送春》由G宫-A商-D宫-G宫；丰富的调式调性使艺术歌曲起伏变化，形象生动地勾勒出艺术歌曲中隐喻的丰富情绪。可见，邱望湘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元素，又不失浓厚的民族特性。 2.新诗词歌曲创作 邱望湘是深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一位革新者，他深谙在旧社会和封建势力的摧残下，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婚姻不自由的苦楚。便以艺术歌曲的形式，“我要唱唱唱，唱出的爱情”（《歌》索非词）向封建势力发出挑战，创作了一批以倡导男女平等思想、追求自由恋爱为题材的新诗词歌曲。 这类作品最初发表于《新女性》[iii]，如：《在这个夜里》（钱君匋词）、《二月的夜》（缦纶词）、《吻着陶醉吧》（缦纶词）、《只饿着你的肉体》（汪静之词）、《我将引长热爱之丝》（钱君匋词）、《还是去吧》（惠子词）、《爱的系念》（索非词）、《寂寞的海塘》（钱君匋词）、《我要唱唱》（索非词）、《月下》（索非词）、《祇有一个甜蜜的吻》（索非词）、《呼唤》（菱花词）、《凯旋之夕》（沈醉了词）等。后又出版有《金梦》[iv]、《抒情歌曲集》[v]、《寄影集》[vi]、《恋歌三十七曲》[vii]等。 这些歌曲多以爱情为题材，要么抒发男女青年沉醉于爱情之时内心泛发的炽热情感，要么表达孤寂、思念的心绪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我们从中感受到了追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光芒，“对当时封建守旧的社会风气有所冲击。”[viii] 例如，作品《金梦》，F大调，该作品主体部分为由间奏隔开的两段体结构：第1~16小节为第一乐段，第17~20小节为间奏，第21~35小节为第二乐段。作品以红桃借喻的青春的美好，却又叹息青春易逝，蜿蜒起伏的旋律中流露出一丝哀怨。全曲由具有华尔兹风格的八六拍节奏型伴奏织体贯穿。整个作品的材料都以这条“主线”为基础，带有舞蹈风格的律动感。歌曲虽为F大调，但跳进与级进迂回的旋律线条，及有表情的行版（andanteespressivo）又为旋律增添了小调色彩的内敛，显露出歌曲内在的柔婉风格。似有歌者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感触。 邱望湘新诗词歌曲以抒发感情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主，曲调优美流畅、歌词真挚感人，和声色彩新颖，伴奏织体细腻，赋予了艺术歌曲以新内容和新形式，“适应了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是对封建腐朽思想和社会精神的洗礼，也为青年们摆脱封建桎梏提供了舆论方面的支持，有力地抵制了低俗、萎靡歌曲的影响。”[ix]尤其是“创作以自由恋爱为题材的抒情歌曲……为'五四’以后思想上获得解放了的青年男女所崇奉、所喜好”[x]引起强烈反响。 （二）抗战歌曲创作 在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历史时期，许多音乐家紧扣时代、联系生活，创作了一支支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如《旗正飘飘》《抗敌歌》等便是代表。这些抗战歌曲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邱望湘没有隔岸观火，而是以高度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创作了许多沟通民众心灵的抗战歌曲，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用。继1939年在《抗战音乐》发表《神鹰远征》后，又在《歌曲创作月刊》[xi]中发表《我的中华》（吴研因词，邱望湘曲）、《四万万人的中华》（邱望湘曲）、《爱国歌》（邱望湘曲）等抒发他的爱国情怀；《献给飞虎队》（邱望湘词曲）、《买花献金》（邱望湘词曲）《慰劳将士歌》（邱望湘曲）、《新中国的军人》（李淑芬作曲，邱望湘编曲）等对抗战英雄的歌颂；以及《年华似水》（柳占青词，文藻曲）、《当兵好》（张恨水词，邱望湘曲）、《空军乐》[xii]（胡竹彝词，邱望湘曲）、《壮志凌云》（邱望湘曲）、《血海仇》（杨友群词，邱望湘曲）和《宣誓之歌》（文藻曲）等，都发挥着号召人民英勇抗战的重要影响。后来《卖花集》[xiii]中收有《卖花》《慰劳将士》《爱国歌》《宣誓之歌》《血海仇》《壮志凌云》《先给飞虎队》7首。 譬如，邱望湘词曲的《信誓旦旦》为非方整型的曲体结构（5+3+3+5），作品一开始就出现附点时值节奏，不仅增强了歌曲的律动感，而且还凸显出人民军队果敢英勇的抗战气势。接着上行六度跳进，极具战斗性。其后的下行四度进行，犹如吹响的军号，坚定有力。歌曲除多处运用附点节奏和四度、六度跳进外，还通过一字对一音的词曲结合方式，配以时值较短的八分音符来塑造短促有力的气质。所有这些特征都赋予了音乐以同仇敌忾的决心和英勇奋战的力量。 类似的作品，如《帝国主义》（邱望湘词，佚名曲），旋律以附点八分音符加十六分音符的节奏型贯穿全曲，词曲结合严密，并在每个句末巧设终止，使乐句与乐句形成排比，以高昂的旋律唱出了他对帝国主义“横行不法”“手段毒辣”的深恶痛绝，也将“号召人民团结抗战”的情绪气势逐层推进。 艺术源于生活，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邱望湘创作的抗战歌曲歌词通俗易唱、节奏铿锵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将中华民族不畏艰苦、英勇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刻画得栩栩如生，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斗志，使人为之震撼。 （三）儿童歌曲创作 中国现代儿童歌曲创作始于“学堂乐歌”时期，启蒙音乐家沈心工、李叔同等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曲。随后黎锦辉、赵元任等人也创作了很多儿童歌曲。钱君匋曾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歌曲创作良莠不齐，有的词曲不相等，有的不适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的不适合儿童的语言思维，甚至有的歌曲不健康……，他认为儿童歌曲创作，就是要以符合儿童身心特点和语言思维的优秀作品，给儿童提供情感的教育和美的熏陶。为此，他与“春蜂乐会”成员一同对儿童歌曲的创作技巧、规律等展开了细致地研究，创作了一些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又不失教育价值的儿童歌曲作品。 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集中发表于《小学生》和他编的《童谣歌曲创作集》[xiv]以及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其中发表于《小学生》杂志的代表作品有他自作词曲的《卖花女》《野花》《秋虫》《放牛》《打铁匠》《菊花》《笼中的小鸟》，以及他谱曲的《月光娘娘》（郭沫若词）、《请问摘花人》（廖亭芬词）、《报答》（陈伯吹词）等；《童谣曲创作集》中有《天气》《小花和小鸟》《小小姑娘》《放鸽子》《摇篮歌》《牵牛花》《鸟的赛会》《冬老人和春姑娘》《黄狗请客》等；《北新音乐教本》[xv]中有《小军队》《春来了》《採菱歌》《游园》《卖花女》《归燕》《湖中的白鹅》《自由神》等。《小学音乐课本》[xvi]有邱望湘作词的《蜜蜂做工》《青蛙对话》《早起歌》《小小兵队》《我想做个飞行家》《舞歌》以及他作词作曲的《小小姑娘》。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曲调皆活泼流畅，委婉动听，曲趣则为端稳、愉快，雄壮，激昂，足以培养青年的高憇情绪”“歌词，文字力求明白简洁，意义力求新颖隽永，并与曲趣协调。对选字造句曾费苦心，故处处与乐音的强弱及乐曲的节奏吻合。”[xvii]并且常常包蕴着为人处事的道理，具有潜移默化地“寓教于乐”之功效，从各个不同的层面体现出邱望湘对儿童歌曲创作的人文关怀。如《秋虫》[xviii]是带有浓厚舞曲性质的一首儿童歌曲，G大调，八六拍子，旋律从弱起小节开始，上行三度模进，波浪式旋律进行恰似蟋蟀时强时弱的歌唱声，配合拟人化歌词表达，形象地描绘出秋高气爽的夜里，蟋蟀用情歌唱的恬淡景象，启示孩子们懂得享受自然的美。 而《放牛》《种花》等意在引导孩子们养成劳动、懂得尊重劳动的习惯；《爱国歌》旨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自由天使》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格特征；《小朋友和白头翁》则反映儿童对大自然的热爱；而《玩浪船》形象地描绘了学生愉快的课间活动场景。 邱望湘自己编的《小学歌唱教材》中有他作词的《纺织娘》《我家》《麻雀的自豪》《秋之园》《好朋友》（白蕊先作歌）、《小朋友和白头翁》《帝国主义》《小小兵队》《自由天使》《菊花》《野花》《我想做个革命家》《催眠歌》《欢迎与盼望》《秋虫》《晚歌》《牧童的悲哀》《世界大同的祷歌》《繁星》《鹰》《好青年》《铁匠的怨命》《口号》《卖花女》；有他作词作曲的《我的志愿》《回想曲》；还有《牛的不平》（白蕊先改编）、《卖布谣》（刘大白作歌、邱望湘作曲）、《冬老人与春姑娘》（吴研因原作、邱望湘改编）、《种花》（朱智贤原作，邱望湘改编作曲）、《卖花女》（邱望湘改编）、《夜姑娘》（陈伯吹原作、白蕊先改编）、《白鹅诗人》（李琳原作、白蕊先改编）、《种豆》（邱望湘作曲）、《水底月》（陈伯吹原作、邱望湘改编）、《舟子》（邱望湘改编）、《我愿》（胡怀琛原作，白蕊先改编）、《请问摘花人》（廖婷芬作词、邱望湘作曲）、《为农夫而歌》（陈伯吹作词、邱望湘作曲）等，均是儿童歌曲的代表 此外，在钱君匋编的《万叶歌曲集（第一集）》和《万叶歌曲集（第三集）》[xix]中有邱望湘词曲的《泉水》《天清如水》《湖滨之晚》，以及钱君匋作词、邱望湘作曲的《琴韵箫声》等；此外，邱望湘作曲的同类作品还有《报答》（陈伯吹词）、《请问摘花人》（廖亭芬词）、《月光娘娘》（郭沫若词）、《月夜》（沈秉廉词）…… 邱望湘创作的儿童歌曲歌词接近生活口语、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活泼优美、结构短小精悍，非常适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音域基本在八度范围之内，易于儿童接受。 （四）儿童歌舞剧创作 儿童歌舞剧是一种有故事、有人物、有戏剧性的综合艺术形式。中国的儿童歌舞剧创作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晖为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黎锦晖结合当时学校音乐教育实际，将目光投向儿童歌舞剧创作，代表作品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让人大开眼界，为丰富儿童校园生活，提升儿童审美感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蜂乐会”成员钱君匋、沈秉廉、陈啸空、邱望湘等人也创作了具有时代影响的儿童歌舞剧。比如，邱望湘创作有《天鹅歌剧》[xx]、《傻田鸡》[xxi]、《恶蜜蜂》[xxii]、《魔笛》[xxiii]、《蝴蝶鞋》[xxiv]等儿童歌剧。这些儿童歌舞剧紧扣儿童生活题材，歌词生动形象、语言浅显易懂，曲调均采用五线谱记谱，后附简谱，旋律简单易唱。并且都配有舞台动作、灯光布景以及道具使用等说明，比如《魔笛》第二幕“幕未开，导演者先向观众报告情节；本幕灯光可时常变换；幕闭，三花蹲伏地上，丽连圆绕而舞，待至三花唱时方起立。”以及《恶蜜蜂》中“恶蜜蜂用枪刺小蝴蝶、小蝴蝶大声呼痛而退，小蜜蜂唱……”等，易于青少年学生接受。 邱望湘的儿童歌剧充满童趣，吻合青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在创作形式上打破了乐歌僵化的格局，追求歌曲的独立完整性和艺术性，旋律上追求清新、美好和中国风味，歌词力求真切、自然、流畅……开辟了1930年代前后儿童歌曲创作的新局面。”[xxv]被写进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广受师生爱戴。不仅活跃了当时的中小学校园文化生活，而且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受到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与积极的人生哲理教育。如《恶蜜蜂》借蝴蝶与蜜蜂之间的故事，教育学生懂得和谐相处；《傻田鸡》借田鸡为了寻觅皇帝向神仙妹妹求助，险些丢掉性命的故事，在表现儿童天真童趣的同时，教育孩子们珍惜现实生活。 注释： [i]邱望湘编：《抒情歌曲》，中华书局，1936。 [ii] 《音乐教育》1936年第4卷，第10期，第5页。 [iii]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介绍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和近代西方世界讨论的各种妇女问题,以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宗旨。 [iv]邱望湘、钱君匋编：《金梦》，开明书店，1930。16首歌曲中有《金梦》（钱君匋词）、《一生》（陈啸空词）、《犹豫》（钱君匋词）、《哂纳》（沈醉了词）、《美丽的夏娃》（汪静之词）等11首为邱望湘谱曲。 [v]邱望湘、白蕊仙编：《抒情歌曲集》，中华书局，1935。收有《别》《歌》《青春曲》《寄相思》等14首作品。 [vi]邱望湘作曲：《寄影集》，乐艺社，1943。《寄影集》6首作品中有《寄影》（刘大白词）、《寄相思》（刘大白词）和《满怀的烦愁》（陈思静词）为新诗词歌曲。 [vii]钱君匋编：《恋歌37曲》，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恋歌37曲》中有《春风吹绿》（钱君匋词）、《春雨》（钱君匋词）等20首为邱望湘谱曲。 [viii]杨和平：《“春蜂乐会”考》，载《交响》，2008年第4期，第42页。 [ix]同上，第38页。 [x]钱君匋编：《恋歌37曲》，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自序。 [xi]该刊先由革命乐社主编，1942年由邱望湘、姚以让任主编，重庆乐艺社出版。 [xii]该曲曾发表于革命乐社主编的《歌曲创作月刊》1941年第1卷第7、8、9期，署名为邱望湘作词曲。此二者歌词、旋律完全相同。但表中所列为配有低音声部。 [xiii] 邱望湘：《卖花集》，乐艺社，1943。 [xiv]邱望湘编：《童谣曲创作集》，中华书局，1934。 [xv]邱望湘、沈秉廉合编：《北新音乐教本》（第2册），北新书局，1932。 [xvi]陈恭则、陈宗秀合编：《小学音乐课本》（6册），万叶书店，1940。 [xvii]钱君匋、邱望湘编：《新标准初中教本》（第3册），开明书店，1935，编辑大意。 [xviii] 发表于《少年》1930年第20卷，第9期，26页 [xix]钱君匋编：《万叶歌曲集》，上海万叶书店，第1集1943年出版，第3集1948年出版。 [xx]赵景深歌，邱文藻（望湘）曲：《天鹅歌剧》，商务印书馆，1928。 [xxi]邱望湘、张守方：《傻田鸡》，开明书店，1931。 [xxii]同上。 [xxiii]邱望湘、钱君匋：《魔笛》，儿童书局，1931，第11页。 [xxiv]邱望湘、钱君匋：《蝴蝶鞋》，儿童书局，1936。 [xxv]同[viii]，第41页。 未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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