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篆书完整版，建议收藏！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４００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８年，刘玄又于２３年～２５年一度为帝）、新莽（８年～２３年）、东汉（２５年～２２０年）。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一、汉篆 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１、碑刻 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２、碑额 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３、铜器铭文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砖文和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５、墨迹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武威张伯升柩铭旌 长110cm 宽40cm 甘肃省博物馆 铭旌左上角绘月亮和蟾蜍，右上角绘太阳和三足鸟，正中篆书墓主人籍贯、姓名。 释文：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
武威壶子梁柩铭旌 长206cm，宽45cm 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红色麻线织成的布，上有墨书“姑臧西乡阉道里壶子梁之（柩）”。该铭字形大，墨字直径在15cm至18cm左右。铭旌覆盖在一具棺材上面，下部分已腐。上端还有竿头，绘以神秘图画。如此大的字体，赫然露世，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史上首见的西汉小篆大字墨迹。
武威壶子梁柩铭 （局部） 国家博物馆藏
武威姑臧张□□柩铭旌 长202cm，宽47.5cm 甘肃省博物馆 铭旌右上角绘太阳和三足鸟，左上角绘月亮和蟾蜍，正中篆书墓主人籍贯、姓名。铭旌是出殡时举的一种旌富幡，入葬时覆盖在墓主人的棺盖之上。 释文：姑臧东乡利居□□□□ 还有一个《张掖都尉棨信》。《张掖都尉棨信》字形是秦始皇“书同文”后的秦小篆。这件作品除“张“名较平稳端庄外，其余笔画均屈折断续明显，乃是被揉搓后修复褶皱与破损时所致。它的章法则宛如一方汉印，6字空间停匀，笔画安排适当，各得其所。
张掖都尉棨信 21cm×16cm 甘肃省博物馆 1973年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上出土的帛书，是西汉晚期的作品。用墨写在红色丝织品上。共六个字，其书屈曲，似鸟虫篆之意，章法上将左右两行收拢，而将中行(笔画较多的字)放宽，使得松紧恰当。棨信是通行关禁的证件，也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识，因此用正规小篆书写。与《泰山刻石》、《琅砑台刻石》文字相同。 释文：张掖都尉启信 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有波磔。 汉代简牍帛书中的篆书，书写烂漫多姿、活泼可爱，是一种原生态的手写体。汉代篆书墨迹本身留存极少，而在木牍上的小篆更是少见！下面我们从敦煌墨迹里，选一些以飨同好。
这些墨迹，书写者的技艺未必有多高明，但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秦汉人到底是如何写篆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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