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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一直以为自己关于北大想说的话很多，话到嘴边，却又讷讷难言：虽然算来在燕园里也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可当真要描画个中滋味一星半点，竟是开口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愚钝还是北大的博大，只知无论这是怎样一个成就或埋葬梦想之地，我曾经属于这里，我便一直属于这里。 听上去似乎有点“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意思了，但我心知实情并不是这样，大概也不过只是出于一场偶然：原本一切归属感和影响一开始都源自偶然。北大于我，一直不过是一个稀薄或浓烈的幻觉，长久以来一直如影随形、若即若离，刚转过身就已消失。唯前胸后背都已在不经意间被三年流光打下烙印—— 又无奈流光容易把人抛，红的不单只是樱桃、绿的也不仅那芭蕉。 第一次来到燕园还是大四那年秋天。那时我还远在南方一所大学读金融系，却走火入魔立志要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动机说来并不冠冕：一直想读中文却又阴差阳错入错了行，考研之际不放手一搏，又更待何时改弦更张。又知道北大中文天字第一，也早厌烦了南方缠绵悱恻的水汽，因此早存了背井离乡远走高飞之心。 那年七月我刚满二十，九月初就独自背包上了北京。之前从没有来过北方，听刚从北京新东方暑期班回来的师妹说那边正在下雨，气温从三十度陡降至十几度，便尽力往包里塞了好些厚衣服，记得里面还有一件初冬穿的抓绒夹袄，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卧铺车上的23个半小时说不出的向往而迷惘，不知即将要到的是怎样一个城市，而那所我向往的大学到底又是什么模样……出站后一颗心更飘飘荡荡落不到实处：这就到了北京？站前广场人声鼎沸，广场东侧的公交车站熙熙攘攘都是外来的大包小箱的人，地面由于下雨非常泥泞，每个公交车站牌附近都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后来才知道是调度室——五六平米见方，亮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80年代的惨白的日光灯管，几个穿着宽大蓝制服的人带着鼓鼓囊囊的袖套，用我当时还听不太懂的北京话热闹刮脆地聊天。我梦游般随着人群出了站，上了一辆据说开往北大的320路车。后来才知道这车只到颐和园路东口，下车后还需走一站半地才到西门。 那天在刚从南方来的我看来，确是一种如浸冰水的清凉。湿漉漉的雨丝和黑暗一样广漠无边，无处不在，雨中20岁零两个月的我心如鹿撞，第一次走进西门——那此后无数次不以为意地进出，只不过为买几张碟、吃一顿饭的大门，当时的我却有如林妹妹第一次进荣国府般步步留心。门口的飞檐坐了几只神兽，天黑后也看不分明，只模糊地感觉到了一种陌生的威严。进门后也不辨南北，只四处乱走，不知怎地走到一个黑黢黢的池塘边——后来追想，大约是人迹稀少的未名湖北侧。池塘对岸是一排矮檐仿古建筑，亮着灯，秋夜虫鸣之际似乎隐隐还可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一时间不禁意荡神驰，心向往之——又突然觉出隔岸观火的自己的渺小：身处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这样一个人皆向往的高等学府，这样一片幽静的水域，此刻自己却是身份难明，前途未卜。 两年后，我终于以一个北大学子的身份再次走入燕园，初见还历历在目，再到湖边，却无法确定那一排恍如梦境的房屋到底在何处。却正是这无可取证的幻觉，像是一盏灯火，一直在暗中给我指引，引我终于抵达彼岸。 整个北大我最喜欢的建筑，自然就是那“哥特式”加“中国传统回廊”的“亚洲高校最大图书馆”。尤其魂牵梦系的，便是图书馆二层的尽头，223房间，文学图书借阅区。在那里狼吞虎咽了若干小说、文艺理论和画册，熟悉到只要闭上眼，就能准确无误地回想起借阅室桌椅排列的形状，窗边百叶窗泻入的阳光中闪烁的微尘，以及书架四周静静散发的油墨香气，听到阅览室门口右侧高悬的大钟秒针走过表盘声，无日无夜，滴滴答答。 贰 进入燕园后，我也才开始真正认识这个学校除了学术文章之外的其他面目。 最让我怀念的地方，也是北大最华美的局部，则是在象征自由主义精神的三角地旁边那座高大巍峨的白色建筑物，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燕园三年，无数个夜晚都消磨于此，无论仲夏隆冬，还是初春深秋，“不是在看演出，就是在看演出的路上”——我也因此发现自己的好奇心竟是无穷无尽：不管是新疆的刀朗木卡姆、蒙古的喉音长调、云南的云岭天籁、京剧昆曲粤剧，还是俄罗斯的芭蕾舞、英国TNT的莎翁名剧、台湾先锋话剧……票价通常廉宜，是外面商演市价的十分之一或更低，经常是上完课了走过讲堂，就随手买一张晚上的演出票。除了白先勇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或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之类的大热门，多数演出是不必排队的，票价有高有低，高的从未超过两百，低则低至10元20元不等的，这类票必须凭借学生证购买，一人一票，先到先得。从这一点上来看北大学子当真是何其幸运，足不出园，便可赏遍艺葩，若是钱闲俱备，当真可到夜夜笙歌应接不暇的地步。 叁 然“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而有大师也”，说完了大楼，似乎应该说到大师。自认不是一个好学生，负笈三年，选修过的课却是寥寥，印象最深的老师之一，却是中文系的高远东先生。高老师的名士气是全中文系都有名的，研一第一学期选修他的“周作人研究”，那课是下午九、十两节，大约4点50分到6点50分。到了学期将尽，冬日的黄昏越来越早地降临，三教的老教室灯光昏暗，他站在讲台上穿一件黑大衣，样式接近中山装，戴一副黑框眼镜，声音既低吐字且慢，那种温文木讷的姿态像极了旧式的知识分子，让人情不自禁联想起那个据说当年在北大上课也是由始至终低头、授课声如耳语的周作人——这联想当然无稽。 此外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人在中文系却总将文学与电影理论相结合的戴锦华老师。我喜欢她无论多么枯燥的理论、名词，都能够以强大清晰的逻辑条分缕析之，而无论多么暧昧混杂的大众文化现象，经她照妖也便一一原形毕露。她个子很高，总有一米七五以上，也许是中文系最高的老师——至少也是之一，无论男女。戴老师下课后食指与中指之间总习惯夹一支烟，洒脱率性，难怪风传戴门子弟不论男女都烟不离手，上梁既歪兮；上课的时候则惯用手势加强语气，言辞间逸兴遄飞，北大女先生温婉知性者不少，却少见这样干脆利落的中性之美。不论春夏秋冬总喜欢穿长款风衣，更平添几分潇洒。毕业后我时常遗憾自己听她的课听得太少，但也因为她的课太受欢迎，去晚了决计占不到位，只能坐在讲台边上的缘故。 研二那年，还有幸听过来自哈佛的王德威先生的六堂课。他和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被陈晓明老师特邀来做为期不到两周的讲座，一贯逃课成性的我居然六次讲座一次不曾拉下，也算是求学生涯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讲座之成功，让人联想起传说中80年代北大中文系上课时的盛况，据说晚上7点的讲座，不到6点就已人山人海，针插不进、水泼难入。王先生却也当真不负众望，把现代若干大家分析得鞭辟入里，珠玉满堂，让那些或坐、或站、或伏于窗台的一众北大学子听得鸦雀无声。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声音，绝对是最好的牧师才具备的禀赋，高低有致，斟酌考究，不急不徐，学问风度皆属上乘，说沈从文那一章时甚至说得人几欲下泪。最后也不知是谁提议的，许多人都踊跃地给王先生写临别留言，留言簿传到我处时，发现前面有人写：“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还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思忖再三，不得不承认也没有比“君子”更好的形容了，只好胡乱续上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明知落了窠臼也顾不得了。 其他，陈平原老师的潮汕普通话也自让我这个从广东过来的学生感到亲切，而我爱读平原君的专著却更胜于上课；曹文轩老师和王德威同样走温文尔雅的路线，只是多了几分慢条斯理的幽默，作为自家导师，更愧受许多宽容照拂；作为新左领军人物的韩毓海老师胸怀“天下”，不著述则已，一落笔便是《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滔滔雄文，且为政府智囊团，隐有帝王师之杨度遗风；吴晓东老师上课端方严谨，文章漂亮，惜坐在后排常听不清楚声音；孔庆东老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说书人架势；张颐武先生的“全球化”理论更成招牌……在中文系负笈三年，见过的老师，个人风格都很强烈。只是时代浮躁如此，即便象牙塔如北大，学生花头渐多，学者名师也多不免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时代文化风口浪尖之上的弄潮儿。未名湖边的琅琅书声既是幻觉，高山仰止的名师风范也便可遇而不可求。 肆 自己在北大时小说写得不多，倒是时常偷偷写诗。 四月残忍而六月茫然 五月的槐花很香 雨水充足 和你们漫游的那些清凉的夜晚 对我助益良多 让我始终怀念的，就是这首旧诗中的“你们”。其实刚上北大时甚至有点失望，因为身边看上去积极上进的人甚至比本科更多……但渐渐相熟起来之后，便发现这也就是一路上来的好学生擅长自我保护的假面，中文系还是有不少隐藏极深的性情中人，可以联床倾谈，可以伴游赏花，可以磨砺精进。说来惭愧，虽作为首位“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的研究生被招入北大，我却没上过专门的写作课，和其他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区别，只在于最后毕业是交一篇小说而非论文——我其实占了前无古人的便宜，后来这方向又招过两届师弟师妹，到他们毕业时，规定好像就严格起来，小说之外，还需增写一篇数千字的小论文。 伍 每年4月的未名湖诗歌节也很好玩， 05年第一届，就阵容极大地请来了舒婷、芒克和多多等诗人，著名的苏州诗人车前子还当众在舞台上焚烧了自己的诗稿。后来还来了很多人大、北师大和清华的学生诗人，有好几个光头列队上台打了一幅横幅，说“舒婷我爱你”——舒婷当时就坐在台下。当时我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他拿刚印出来的诗歌节简报蒙脸大笑，笑完了才发现新油墨全印了他脸上。那也是我记忆中在北大最快乐的几个夜晚之一。 还记得三教四教那 一老一少 两个警察吗 他们每天都踩着点儿来听课 穿着早已过期的旧制服 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教室 像一次又一次小说里的秘密接头 还有那个七年如一日旁听法国文学的大姐 脸上皱纹和手中书页一样深刻 她还用那个绿色的搪瓷杯吗 她还坐在四教那个老位置吗 这一首旧诗，则关于另一些看似与北大不相干，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将精力和光阴消磨于此的北大“边缘人”。 当时在中文系课上最常见到的有两个警察，一老一少，几乎所有中文系略有名气的公开选修课他们都不愿错过，除非两堂课时间冲突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其中之一。其中那个年轻些的比较活泼，其实也有40岁上下了，瘦小体格，喜着便装，说话带一点四川口音，时常拿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给课上的我们看，说自己以前当过警察，喜欢写作，要和我们学生多交流。我看过他一篇文章，大而粗的字歪歪扭扭地挤在那种最简陋的格子信纸上，好像是关于三国人物的品评，文笔稚拙如高中生作文，落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某某某”；有的同学对他此举义愤填膺，以为是鱼目混珠欺世盗名。其实这混的“珠”和盗的“名”，也不过是出于对北大中文系的盲目景仰罢了。吾辈跻身其中，反而应该暗道一声“惭愧”加倍努力才是。 另一位是个老人，身材很高大，应该是北方人，大概有60多了，无论春夏秋冬时常穿一件旧警服，是好几年以前的式样了。我猜想他多半退了休，且一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警服轮流换洗，否则不可能每天看上去都同样干净整洁。他如此正装来听课，自是引人注目，却几乎不和其他人交流，只管默默记笔记，誊写在练习本上的小楷异常秀丽，让人看后不敢相信是出于那样一个魁梧壮实的老人之手。相对那个外向的小警察而言，我更喜欢这个沉默的老人。只是当年每次看到他，以及此刻想起他，心底隐藏最深也最难于启齿的疑问却都是：今日之北大，究竟还当不当得起这种分量的热爱参拜？ 陆 也许正是因为这犹疑和惭愧，我才确信我真的爱过北大，爱着北大，并且依然会继续爱下去。无论是听来的旧日传奇，还是身处其中的当日，抑或是现在睽违多年渐渐陌生的校园；并且，绝不单止因为它曾盛载了我三年最好的时光。 （文珍，作家，编辑，2004—200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首位“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研究生。著有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获“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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